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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有关技术统治论的批判

添加时间:2019-01-18 11:01

  摘    要: 哈贝马斯在西德理论界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反思基础上, 关注了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 对技术统治论进行了分析, 概括出三种技术统治论模式;他指出技术统治论把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形式特征, 概括了技术统治论的核心观点及其关系, 分析了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维护统治的功能;从技术与民主的关系看, 他认为技术无法为统治提供合法性, 技术统治论不能代表民主社会的发展方向, 主张改变技术统治论的出路是为技术的社会应用及其功能划出界限, 走向一种商谈民主政治。哈贝马斯总体上对技术统治论持一种批判反思立场, 认为技术统治论是一种诱惑。

  关键词: 哈贝马斯; 技术统治论; 意识形态;

  Abstract: Habermas,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German in theory circ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apitalist society, analyzed the technocracy to summarize three models of technocracy. He pointed out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technic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hich was applied to the social life, summarized the core views and their relations of the technocracy, analyzed the ruling function of technocracy' ideolog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 he believed that technocracy could not provide legitimacy for domination, the technocracy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He argued that the way to change the technocracy was to draw a line for the social application of technocracy and its functions.Generally speaking, Habermas holds a critical position on the technocracy, and thinks the technocracy just a lure.

  Keyword: Habermas; technocracy; ideology;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西德理论界对科技进步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行了讨论, 舍尔斯基 (Helmut Schelsky) 、弗赖尔 (Hans Freyer) 、盖伦 (Arnold Gehlen) 和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等人参与了讨论, 他们得出技术的自主化以及社会发展从属于技术操作的必然性结论, 西德技术统治论就是作为这种讨论的成果出现的, 这些讨论引起了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的关注, 并出现在其各个时期的着作中。2013年哈贝马斯出版了德文版的《技术统治论的诱惑》, 从该书标题可以看出,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只是一种诱惑, 这明确表明了他在技术统治论上的基本立场。梳理哈贝马斯有关技术统治论的主要文本, 人们不难看出技术统治论是哈贝马斯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了解其技术统治论对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一、技术统治论的呈现:技术进步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反思

  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一个高度重视知识的社会, 也是一个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社会, 以至于他认为“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1]58。西德一些学者也认为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及其应用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 技术已经渗透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中, 用技术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一种信仰。在反思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中, 技术统治论进入到哈贝马斯的理论视域之中。

  哈贝马斯注意到科学知识“以专业知识和不断扩充的技术控制形式才能融入社会存在之中”[2]16。首先, 科学通过学术生活渗入到了文化之中, 它的主要形式是大学退化为技术学校。一般而论, 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人被认为可以较容易地获得美好的生活。良好的教育让人们能够进行理性思考, 这应该源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目的, 而不是把实践 (工艺技术) 视为工匠和机械工为了有用这样的工具性目的而开展的活动。哈贝马斯认为把大学与技术学校区分开来是正当的, 然而, 为了保证从业者对经济的扩张有所贡献, 必须满足基本技术专业的需求, 现代大学变成了技术人才的储备室, 大学因此失去了与科学的密切联系, 退化为技术学校, 造成了在关涉技术力量的时候理论获得很大发展, 在人们面临与好的生活相关的实践问题时理论却没有相应发展这一严重后果。其次, 科学进步带来的技术应用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哈贝马斯认为工业革命的扩张促成了技术的不断增长并成功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维护政治的统治结合在一起并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心理技术的行为控制, 今天已经可以不走经过内在化的但有反思能力的规范的老路。生物技术对内在控制系统的干预, 尤其是对遗传信息的发生学的传播的干预, 明天可能更深、更广地控制人的行为……在人文技术这个阶段上, 如果能在近似于今天谈论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束的意义上谈论心理控制的结束, 那么, 制度框架的自然异化和不受控制的落后状况就得到了克服。”[3]273
 

哈贝马斯有关技术统治论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借助专业知识和技术控制形式, 技术进步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 理论与实践关系形式上的紧张。哈贝马斯认为当人们不寻求实践理性达成共识时, 非实践的、完美的管理方式就会利用技术支配历史, 这导致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紧张, 因为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实践问题,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真正困难就是无法把技术力量和实践力量区分开来。其次, 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越发紧密。政治系统屈服于技术的控制, 追求统治效率, 节约统治成本, 越来越借助类似于控制自然的方法, 国家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政治统治和解决社会控制的问题。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 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依靠专家的建议, “专家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及其各部门实际的政治制定者”[2]19, 公众越来越少地参与到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最后, 形成自成系统的技术政治社会。在技术政治社会中, 技术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自成一个循环系统, 取得了合法性。为了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 在技术应用及其强势影响下, 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一直在作调整, 这为技术统治论的出场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可行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应用及其广泛影响引起了西德理论界的关注, 哈贝马斯注意到西德的社会学家们讨论了科技进步的后果, 这些讨论与爱律尔 (Jacques Ellul) 、盖伦、舍尔斯基和马尔库塞的论点有关, “讨论涉及技术化社会的发展和技术国家的状况问题”[3]258。哈贝马斯认为盖伦等人对技术进步及其社会影响的思考代表了西德技术统治论的基本立场, 依据他们的观点, 他概括出三种技术统治论的模式。

  其一, 技术的自由解释模式。哈贝马斯认为盖伦正确指出了技术发展贯穿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并在当代发展到最高阶段, 他认为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把人从外在各种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有利于人的自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 表现为机器自成系统, 新式技术发展到不仅能剥夺人的操作, 而且也能剥夺人的监督活动。“人和机器的关系看来是倒置的, 人机系统的领导转交给了机器, 人放弃了监督使用技术手段的角色”[3]260, 机器已经自成系统。针对技术手段能够自我发展的逻辑, 哈贝马斯作出了评论, 认为只要人自己能够决定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尺度, 那么技术手段的独立及其应用将能够使人摆脱体力劳动并获得更多自由, 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称为“对技术的自由解释”[3]261。

  其二, 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解释。弗赖尔认为不能把技术奉为偶像, 而是让技术手段融入目的理性的行动系统中, 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增加了人们进行理性选择的技术手段, 同时也增加了风险, 因此需要发挥制度的作用并强化制度之间的联系。这推动了技术统治论的出场。正如弗赖尔所说, 大型的行政管理机构是技术统治论幻想产生的场所, 技术统治论维护了一个持续扩张的系统, 主体的自由被贬低为毫无意义。由于技术进步离不开制度框架且自成系统, 哈贝马斯把这种技术进步的解释视为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解释。他认为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解释就是不再局限于技术系统内在的扩展, 而把技术系统扩展至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方面, 实现了技术与制度系统的结合。同样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舍尔斯基认为国家目标的实现服从于“科学文明的真正规律”[3]264, 也就是服从于科技进步的规律, 技术进步的规律与国家统治形式的进化是一致的。哈贝马斯对舍尔斯基这一观点作出了明确评述:“这种技术统治论的解释的前提是, 科技进步在‘必然规律性’的意义上自动实现。”[3]265

  其三, 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从马尔库塞的立场看, 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进步不依赖于所有制, 技术进步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动机, 且越来越多地从行政上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具体表现为技术不再为生存斗争服务, 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加强了压制;虚假的物质匮乏条件下的地位竞争日渐增加;行政当局用规章制度规定人们劳动和自由的时间的情况增加;核武器的自我毁灭危险在增加。在马尔库塞看来, 技术已经成为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主要方式, 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手段, 他认为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已经融合在一起。不过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描述的技术社会必然带来控制的非理性, 一方面科学、生产、管理、交通、军事构成的技术系统是以理性形式构建的技术系统, 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社会主体的监督, 不再满足于对自由的解释, 不再有利于人们的自主决定, 因此变得越来越非理性。总之, 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加上西德学者对技术进步与技术国家关系的理论反思, 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影响下, 哈贝马斯关注了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技术统治论作为哈贝马斯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其相关着作中得以不断出场。

  二、技术统治论的分析:对技术进步的总体性反思

  哈贝马斯早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就展开了对技术统治论的理论批判。他认为人的认识兴趣决定了人的科学活动, 批评了科学主义坚持所有有效的知识必须符合自然科学中采用的方法。他承认了三种形式的科学:一是经验-分析的或自然科学的科学, 主要服务于人对他们的环境进行技术控制这样的兴趣。二是历史解释学的或文化的科学, 主张主体间的交往, 从而涉及理解文本和行动的意义的过程。三是解放的科学, 涉及面对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压迫, 恢复人的自由。哈贝马斯认为这些科学形式分别适用于各自的领域, 如果这些科学形式逾越其合法范围, 就会造成破坏, 在最好的情况下导致谬误, 在最坏的情况下导致政治统治的永存。技术统治论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历史解释学和解放的科学遇到的问题, 或者说, 自然科学的科学突破了它的合法范围, 并为政治生活合法性提供依据。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这种解释持批判立场, 奥斯维特 (William Outhwaite) 概括了这一立场:“政治统治不能仅仅依据自然科学的存在来解释, 而应根据自然科学超出其合法界限的非法扩张来解释。这恰恰是科学主义通过侵蚀解释学的和解放的科学的合法性而获得的东西。”[4]157技术的兴趣是解决自然的不可理解性和不可认识性, 把人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 用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用于社会生活中, 将导致用自然统治人的方法应用到人对人的统治之中, 技术统治论破坏了人际间的实践兴趣和人类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兴趣。

  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概括了西德理论界有关技术统治论的核心观点及其关系。盖伦的技术统治论揭示了技术手段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自动的技术控制系统;弗赖尔、舍尔斯基的技术统治论强调技术进步总是在一个制度框架内实现的, 他们指出了技术与政治制度结合的必然性;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主张技术力量进入到政治统治和社会权力的制度之中, 技术本身成为一种生产关系, 具有无所不包的力量。哈贝马斯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三种技术统治论的观点, 他认为马尔库塞和盖伦有几乎相同的描述, 都采取“间接强制和诱惑性的控制”[3]266, 而舍尔斯基和马尔库塞的观点是互相补充的, 舍尔斯基“用技术来进行管理的国家服从客观规律性的逻辑, 并且把政治统治融化在受科学指导的行政管理中。马尔库塞则相反, 他不是把统治归结为技术, 而是把技术归结为统治”[3]266。两人都以工具目的理性行为和技术手段构建的技术系统为出发点, 且两人接受技术社会时都发挥了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 为政治统治作辩护, 这就是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工业发达社会的社会框架, 不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方向和功能, 而是成了这一进步的独立过程中的可替代的制度框架。”[3]268也就是说, 社会已经失去了引导技术进步的能力, 技术系统自我循环成为一个独立系统, 发挥政治制度的统治功能。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分析了马尔库塞“关于科技进步的双重功能 (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 的论点”[1]47。首先,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改变了他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 科技进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取决于生产关系的调整, 生产力在生产关系面前获得了一种“新的状态和地位”[1]41, 与科技进步相关的生产力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因为国家干预能够有效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 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以科技进步等各种方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科技成为维护统治的手段, 生产力也不再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 已经失去了解放的潜能。其次, 哈贝马斯揭示了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主要分析了“技术理性的概念, 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1]39这一观点, 认为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把所有社会问题都集中到一个更合理的技术问题上, 认为技术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新的特点:一是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剥削和压迫方式, 人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压制。技术统治的意识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较少”, 或者说是一种隐形意识形态, 它使统治的合法性获得了新的性质。二是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依靠满足人们的虚假需要, 培养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这种意识形态产生的诱惑很难抵抗。发达工业社会依靠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条件, 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舒适, 最终培养了人们对制度的忠诚。

  哈贝马斯指出, 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通过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并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联系在一起, 结果无视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有学者概括了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社会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破坏了交往过程。”[5]为了揭示技术统治论的实质, 就需要“把一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或者社会生活的世界 (社会生活的世界似乎包含在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中) 和前进中的技术系统加以区分”[3]269。在哈贝马斯看来, 应把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加以区分, 在其后期着作中是生活世界与政治子系统的区分。与这种区分对应的是不同行为模式的区分, 哈贝马斯指出, 如果我们的行为由制度框架决定的话, 那么从规范上人们受法律效力的行为期待的控制;与之相对应, 如果我们的行为由技术系统规定的话, 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同工具的或战略的行为模式一致, 人的行为被理解为对变换着的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就存在于技术系统与制度框架之间的关系理解中。按哈贝马斯的理解, 技术进步方向应该置于制度框架的引导下, 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表明制度框架变成了技术系统的一部分。制度框架只是对前进中的技术系统的被动适应, 只关注是保证还是破坏前进中的技术系统的工作, 哈贝马斯正确揭示了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 即“把充满冲突和落后的制度框架本身设计成前进中的技术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 并且让这个制度框架同技术进步同步前进”[3]272。

  哈贝马斯在《技术统治论的诱惑》一书中继续了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立场, 认为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诱惑, “一旦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需求发生冲突时, 一种没有民主根基的技术统治论既没有权力, 也没有充分重视选民对社会正义、地位安全、公共服务和集体物品要求的动机”[6]11-12。总之, 哈贝马斯关注了西德技术统治论的基本观点、科技进步及其带来的影响, 并着重分析了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 对技术统治论持一种批判立场。奥斯维特分析哈贝马斯的批判立场时也指出:“他试图建立一种从左翼对技术决定论进行批判的理论。”[7]3

  三、技术统治论的未来:对技术与民主关系的思考

  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描述了我们熟知的技术统治论的未来:“也许能够首先对个别部门, 然后对某些部门, 接着对局部系统, 最终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成功的调整, 以致使这些部门和系统的工作能够自行调节和在内外条件变化不定的情况下以最佳状态保存自己。保证社会劳动领域中和强大的自我维护领域中的最大限度的可靠性的人—机系统, 将成为全部社会关系的组织的楷模。”[3]272他认为技术统治论虽然还没有实现, 却是一种发展趋势。不过从技术与民主的关系看, 一个社会系统仅仅依靠技术理性是无法获得合法性的, 因为技术社会也必须接受价值系统的规范和引导, 技术统治论不应该排除民主。哈贝马斯指出, 人类社会发展不应屈从于技术统治论的决定论倾向, 技术统治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 以至于人们不能对技术进行反思, 换种说法就是没有处理好技术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所谓技术, 是指“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1]91, 哈贝马斯经常把技术与经济、政治子系统结合起来研究;所谓民主, 是指“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1]91, 体现了公众讨论基础上的商谈共识, 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便转化为如何用技术形式来推动公民的共识。

  哈贝马斯分析了三种方案。一是决定论。该种理论来自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到韦伯 (Max Weber) 的传统, 其主要形式特征是专家依附于政治家, 主张政治家使用技术知识, 同时统治的实践要求政治家关心所作的决定得到贯彻, 专家的专业知识能够推动行政制度制定的合理化、管理的科学化, 为政治实践制定了相应的科学规则。其主要缺陷是专家没法就具体的政治实践行为作出决定, 且没有把公众吸纳到政策制定和决策中来。按照决定论的观点, 决定本身原则上避开了公众讨论, 因此政治统治不可能得到合法化。二是技术统治论。这是自圣西门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到培根 (Francis Bacon) 以来的理论传统, 其主要形式特征是政治家成了拥有科学知识的人, 也是所作决定的执行人, 因此, 那些专家也可能成为政治家, 并就具体情况下技术、资源、最佳战略和控制手段等的使用作出决策。这种模式的缺陷是把技术进步的内在强制归因于社会利益的自发性, 且技术和战略不能全部解决实践问题, 或者说用技术手段来解决价值问题, 结果是“把政治统治还原为合理的行政管理, 只能被设想为以全部民主为代价”[1]103。三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张专家和政治家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交往关系, 专家和政治家的职能不作区分, 两者甚至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 政治家向科学家或专家征询意见或交付任务, 科学家或专家向政治家提供建议, 作为政治家作出决定的依据。这种理论的缺陷是专家和政治家们并不能真正体现公民的意愿。比较而言, 实用主义模式没有在专家和政治家之间进行严格区分, 且“技术向实践的成功转换需要涉及政治机构中的公众”[2]20, 因此, 实用主义模式是最民主的模式, 对于政治的科学化而言是建设性的, 不过它忽视了科技进步, 科学迅猛发展造成学科分化的事实以及不同科学之间交流的困难。现代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专业化, 以至于即使研究同一科研项目或做同一个实验的科学家们也不能就他们的研究或实验进行交流, 更谈不上外行的公众能够就科学技术工作及其社会存在的意义进行交流, 因此“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要为科学 (技术) 和生活世界 (实践) 的互相交往寻找某些解释”[2]20。

  哈贝马斯认为要正确处理好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关键是划界的问题, 也就是技术只有在自身的范围内应用才具有合法性, 否则会带来危险。他说:“当科学化的过程超越技术问题的界限, 而不能摆脱受技术限制的理性的反思阶段时, 真正的危险就出现了。”[3]238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 哈贝马斯指出三种形式的科学有其各自应用的范围, 自然科学超出其合法界限的非法扩张是他解释技术统治论的重要理论依据, 技术统治论主张把制度框架变成技术系统的一部分, 揭示了技术统治论的形式特征, 在其成熟的交往行为理论中, 他用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解释技术统治论的主题。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一个由系统和生活世界组成的双重框架, 前者以工具理性为导向, 后者以语言交往为基础, 政治子系统干预了生活世界成了他解释技术统治论的新的理论依据。不过,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 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共同体, 通过成员之间的交往来描述和维持, 从技术统治论的内部不会发展出一种民主政治, 但是科学技术对于民主政治却是必要的。于是, 哈贝马斯放弃了技术统治论的目的-合理性方法, 并采用交往合理性方法来分析民主政治。重构科学成为哈贝马斯着作的特色, 他试图说明普通的社会行动者为了有能力进行行动而必须拥有技能和知识, 为了能作出这些政治决策, 社会需要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但技术并不能把人从行动中解放出来, 为了解释生活世界领域中的人际交往和实践活动, 他转向普遍语用学基础上的交往行为研究。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与民主的应用范围各有其界限, 而且技术与民主之间又相互渗透, 于是在为技术的应用划界的基础上, 又存在如何在技术与民主之间进行合理转换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的问题是曲解了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是以失去全部民主为代价;实用主义保持了与民主的关系, 由于缺乏公共舆论的支持, 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转换。按哈贝马斯的意思, 只有通过公共舆论了解公众的合理要求, 才能有利于启发政治活动家参照技术上的可能和可行情况, 从而改变想当然的态度, 同时政治活动家们能根据专家和公众讨论中所表达的需求的认识, 实事求是地推广技术知识, 推动科技进步。科学产生了社会控制的方法, 而这些技术应该如何为社会所吸收, 这需要进行大量严肃、科学的反思。哈贝马斯认为, 技术是以工具理性的形式存在于经济和政治子系统之中, 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政治运行效率都是必要的, 这就为技术应用划定了边界。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必须在自身的范围或界限内活动, 不能干预生活世界, 并且接受生活世界的规范。为摆脱子系统干预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主张一种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商谈民主政治, 充分反映人民的政治意志, 当然, 这已经不是我们这里重点阐述的内容。总之, 哈贝马斯并非一味反对技术和科学的应用, 而是反对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 反对技术的应用超越了它的边界, 他主张技术的应用应限制在自身的技术系统范围内, 而不应该干预制度框架, 政治的合理性的辩护标准不能来自技术而应获得人们对制度的忠诚, 对制度的忠诚只能来自于交互主体间的商谈共识。显然, 哈贝马斯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是技术统治论无法解决的, 他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置于技术系统内, 并为其应用划定界限。

  四、结论:技术统治论只是一种诱惑

  哈贝马斯谈到其自身学术思想发展时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 有必要吸收一个群体的技术统治论。”[8]149可见, 技术统治论是哈贝马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他认为技术统治论造成了由技术进步推动的高度组织化社会与未经反思的价值系统、未加批判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失衡关系, 因此,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调节技术进步和我们选择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 技术合理性标准并不能为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提供充分的解决方法。像系统运行效率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划入民主问题之中, 至少不应该不作审慎思考和争论就划入民主问题之中。技术统治论尽管能够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并提高行政效率, 但也不能不加反思地视作民主政治的合理选择方案, 因为它无法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价值问题。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的批判, 二是对公共政策的技术策略批判。他力图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公众讨论建立起民主基础。他的分析给我们理性思考资本主义与技术的关系以启示:必须让科学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适当的作用, 不能让科学干预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活动。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 技术是中性的, 并不能为统治提供合法性, 技术系统在自身领域是不成问题的, 技术并非是政治的却被视为是政治的, 只不过是发挥了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主张技术进步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在制度框架下获得规范的辩护。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对社会制度结构的重要影响, 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有其合理性, 他从科技进步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中, 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科技泛化现象, 主张为科学划界, 这种主张一方面承认人们掌握科学知识、技能对于满足公众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强调在政治、经济等制度组织中既需要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技术, 同时也需要警惕科学或以科学名义的伪科学参与政治决策带来破坏民主的风险, 而无法完成技术的社会功能。

  技术统治论表达了“技术合理性形式适合于处理任何技术和实践问题”[2]19的信念。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种信念只是一种诱惑, 因为技术合理性不适合处理实践问题。技术统治论的理想状态下, 国家必须诉诸形式上的民主制度, 但由于政府部门独立制定决策, 政策不能如实反映公民的具体利益和公众意志, 技术无法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我们在工业先进的社会中看到了某些发展, 这些发展迎合了与其说受交往控制, 不如说受特殊诱惑控制的社会模式, 通过有计划的诱惑, 特别是主体自由领域 (选举、消费和自由时间) 中的诱惑, 间接控制增强了, 而借助于主体内在规范的控制似乎减弱了。”[3]273可以这样说, 诱惑从外部控制了人的内在化的反思能力并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在哈贝马斯看来, 技术统治论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系统与生活世界、技术与民主的关系, 只能从外部诱惑人们对政治统治忠诚, 因此, 技术统治论不可能真正满足人们对民主、自由和文化的需要, 因为技术上有用的知识传统不能代替反思的力量。总之, 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警惕技术统治论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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