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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朱熹与南宋诸儒关系的辨梳

添加时间:2019-01-16 10:13

  摘    要: 早年的康有为尊崇朱熹, 对朱熹倍加推崇和关注。在提升朱熹地位的过程中, 康有为着力辨析朱熹以及朱学在宋学中的位置。就朱学在宋学中的地位而言, 康有为的关注和勾勒从抽象的包括两宋的宋学与具体的南宋之学两个不同维度展开——前者印证了朱熹之学的学术渊源, 后者凸显了朱熹之学在当时的势力和影响。

  关键词: 康有为; 朱熹; 宋学; 近代哲学;

  康有为早年对朱熹倍加推崇和关注。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中, 朱熹并没有受到高度关注和好评, 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是被批判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 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之广和评价之高显得独树一帜, 亦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准确刻画朱熹之学的位置, 康有为着力辨析朱熹以及朱学在宋学中的地位。就朱学在宋学中的地位而言, 康有为的关注和勾勒从抽象的包括两宋的宋学与具体的南宋之学两个不同维度展开———前者印证了朱熹之学的学术渊源, 后者凸显了朱熹之学在当时的势力和影响。

  一、朱熹与宋学

  对于两宋之学, 康有为有过整体概括:“北宋之学发端自庐陵、高平, 集成于于 (此处多一‘于’字———引者注) 程子。南宋之学朱子为宗, 而陆子与之角立。当时王荆公、苏东坡另一学派, 东坡聪明高绝。”[1]253在这个视界中, 程学是北宋之学的集大成者, 朱学则是南宋之学的集大成者。这是就北宋与南宋分开说的, 除此之外, 康有为还有对北宋与南宋合论的。在这个维度上, 他肯定朱熹是两宋之学 (宋学) 的“四大家” (或称“四大儒”) 之一, 并将朱熹与周敦颐、二程和张载并举, 统称为“四子”或“四先生”。于是, 康有为不止一次地宣称:

  本朝各书院不立孔子, 而立周、程、朱、张四子。周子境遇甚好, 从容不迫, 的是有道之士。然亦深知孔子之学, 故规模博大, 究其得道与庄子同。朱子解《中庸》仍是空口说过, 未曾打入实道处讲, 惟周子能发明之。[1]232

  通宋代言义理, 最精者《正蒙》一书, 皆凿凿说出。朱子谓其中有勉强的说, 非也。周、程、张、朱四先生, 以横渠为奇伟, 《正蒙·诚明篇》“诚明所知乃天德”……《诚明篇》“义命合一存乎理”, 即孔子《纬书》所谓正命也。……《中庸》发诚字, 言“不诚无物”, 物即果一样, 不诚则不发生矣。学者如或浮华粉饰诈伪, 直榄核一般耳。外观甚多, 言不能发生, 故君子以诚之为贵。横渠亦谓诚有是物, 则有终有始。[1]232

  先要澄清三个基本问题:第一, 引文中的“本朝”和“宋代”均指包括北宋和南宋在内的两宋。第二, 深谙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人都知道, 与周敦颐、二程和张载并称者当首推邵雍, 五人合称“北宋五子”。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 以南宋朱熹取代北宋邵雍的位置, 使“四子”“四先生”之说成为对宋学即两宋思想的概括。并且, 朱熹是南宋的唯一入选者, 可见朱熹的地位之高———至少在南宋首屈一指, 无人可及。第三, “四子”或“四先生”中与周敦颐、张载和朱熹并列的“程”, 广义上指二程即程颢和程颐, 狭义上则专指小程即程颐, 就康有为反复使用的“四”而不是“五”来说, 主要指小程而不是二程。

  在将朱熹与周敦颐、程颐和张载相提并论的前提下, 康有为对朱熹的定位和诠释从两个维度展开:第一, 康有为着力突出朱熹与周敦颐、张载思想的不同, 在将周敦颐、朱熹、张载和二程 (主要指小程) 并称“四子”的前提下, 一面肯定周敦颐之学“规模博大”, 并且能够“发明”《中庸》之学;一面指出朱熹解《中庸》不得要领, 纯属“空口说过”, 不能“打入实道”。康有为之所以如此说, 目的在于突出周学的“规模博大”与朱熹对孔子大道“割地”之间的强烈反差, 并且预示乃至证明朱熹之学只得孔子大道之“一端”“一体”而偏于一隅。同样, 康有为一面称赞张载的思想最为“奇伟”, 在宋学中讲义理最精;一面提及朱熹对张载的评价, 并且指责朱熹的评价错误。这既表明了朱熹与张载相比略逊一筹———至少在义理方面如此, 又与康有为本人对朱熹义理之学的评价相印证。至此, 康有为既让周学之“博大”映衬朱学之褊狭, 又让张学之“奇伟”反衬朱学之空说。换言之, 康有为在将朱熹与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并称的同时, 既肯定周敦颐、张载高明, 又直接拿朱熹作为两人的对立面予以抨击, 使朱熹成为“反面教材”。第二, 朱熹毕竟是康有为遴选的宋学“四子”或“四先生”中唯一的南宋入选者, 从这个角度看, 康有为对朱熹的评价是极高的, 至少令南宋诸儒自叹弗如。
 

康有为对朱熹与南宋诸儒关系的辨梳
 

  康有为对朱熹在宋学中的地位界定印证了他对朱熹与北宋学术渊源的勾勒。在这方面, 康有为肯定朱熹与北宋诸儒有渊源关系, 侧重朱熹与二程的密切关系, 并在二程中极力彰显程颐对朱熹的决定性影响。与对朱熹与二程尤其是小程关系的认识迥异其趣, 康有为既承认朱熹与周敦颐有渊源关系, 又认定两人属于“两派”———“论理则养心, 自是上着, 然其弊每至放恣。周子主静立人极。又朱子主敬, 自见两派”[1]257, 与周敦颐属于“两派”和朱熹与二程的关系自是一家有本质区别。对于康有为视界中的朱熹与周敦颐的渊源关系,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 康有为强调, 朱熹的思想渊源繁多, 周敦颐的思想只是其中之一, 并且, 众多的源头预示了朱熹思想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 康有为既指出朱熹的思想与周敦颐有别, 甚至成为“两派”, 又突出朱熹与二程的一脉相承, 最终将朱熹推向了二程———特别是程颐, 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朱子待程子始集大成。”[2]288

  二、朱熹与南宋之学

  朱熹入选宋学“四子”或“四先生”本身就表明, 康有为认为朱熹在南宋之学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 最明显的证据是, 朱熹是南宋唯一的入选者。康有为专门梳理了朱熹与南宋之学的关系, 更为精确地刻画、描述了朱熹以及朱学在南宋之学中的具体位置。康有为断言:“南宋之学, 朱子集其大成。”[1]253

  由此可见, 康有为不仅认定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肯定朱熹是南宋之学的集大成者。南宋之学的集大成者是康有为对朱熹的基本定位, 既彰显了朱熹在南宋之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 又明确了朱熹在宋学中的具体定位。无论宋学“四子”还是南宋之学的集大成者, 都注定了朱熹远非南宋其他思想家可以比肩。康有为进一步通过朱熹与南宋诸儒的关系以及各家的长短得失, 直观展示朱熹与南宋之学的关系, 从而更为细致而具体地刻画了朱熹在南宋之学中的具体情形和准确位置。

  首先, 康有为对南宋之学进行梳理、概括, 从中选出了南宋“四大儒”, 他断言:“朱、张、吕、陆四大儒。”[1]254依据这个说法,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在群星璀璨的南宋出类拔萃, 一起跻身“四大儒”之列。从并称“四大儒”的维度看, 朱熹与吕祖谦、张栻和陆九渊的地位难分伯仲。问题的关键是, 康有为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通过辨析彼此思想的异同远近、是非优劣, 进一步厘清四人之间的关系。对此, 康有为的总体看法是:

  张、吕与朱近, 陆则分道扬镳。[1]254

  东莱学博而粗, 南轩理精而陋, 陆子与朱子相反, 惟朱子然后集大成。[1]254

  上述引文显示, 在南宋“四大儒”中, 康有为一面拉近朱熹与张栻 (张南轩) 、吕祖谦 (吕东莱) 的关系, 指出张栻、吕祖谦与朱熹相近;一面疏远朱熹、张栻、吕祖谦与陆九渊的关系, 甚至断言三人与陆九渊“分道扬镳”。朱熹、张栻和吕祖谦齐名, 有“东南三贤”之称, 康有为突出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亦属正常。“不正常”的是, 他一面拉近三人之间的关系, 一面强调三人与陆九渊的对立, 并在这个前提下始终突出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对立。为了彰显这一点, 康有为用“分道扬镳”来形容朱熹、张栻、吕祖谦与陆九渊的关系, 用“相反”一词来形容朱熹与陆九渊的关系。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在肯定朱熹与张栻、吕祖谦思想相近的前提下, 康有为进一步对三人的学问深入剖析和全面审视, 最终认定张栻的学问有得于精微却有失于孤陋, 吕祖谦的学问有得于博大却有失于粗浅。借助这种比较, 康有为让朱熹在“四大儒”中脱颖而出, 最终成为整个宋学的集大成者。

  其次, 康有为对朱熹与张栻的关系颇感兴趣, 关注的角度也极为宽泛。例如, 康有为连篇累牍地宣称:

  张南轩之学与朱子同。[2]288

  朱子与张南轩论中和, 凡四封书。[3]173

  南轩与朱子近而穷理, 博学不如朱子。[1]255

  与朱子同时并行者, 张南轩之学。南轩气质纯粹, 而读书不多。[1]253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之所以并称“东南三贤”, 除了表明三人齐名之外, 彼此关系密切也是原因之一。张栻与朱熹往来唱和, 有许多共同关注的话题, 并且观点相近。例如, 两人都对“中和”兴趣盎然, 理解大同小异。再如, 在知行观上, 朱熹和张栻都主张知先行后。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康有为肯定张栻与朱熹思想相近, 并且特意提到了两人关于中和问题的切磋———康有为的这一举动从一个侧面支持了他将张栻和吕祖谦一样归入朱熹阵营而与陆九渊对垒的做法。

  康有为对朱熹与张栻之学进行比较, 又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两人思想的差异和特点, 得出的结论是朱熹之学优于张栻:第一, 康有为指出, 朱熹与张栻在“穷理”上相近。这具体解释了两人之学同在何处, 可以说是他关于“张南轩之学与朱子同”的一个注脚。康有为揭示了朱熹、张栻之学的特点, 指出张栻在博学上与朱熹相比相形见绌, 并据此断言张栻之学不如朱熹之学。第二, 康有为一面指出张栻之学与朱熹之学并行, 一面探究、揭示二者的区别。对于前者, 当指张栻 (1133—1180) 与朱熹 (1130—1200) 之学相仿佛而不是指时间上的并时。这是因为, 如果指时间上并时的话, 应该加上吕祖谦 (1137—1181) 和陆九渊 (1139—1193) , 四人生卒时间相当。对于后者, 康有为的看法是, 张栻尽管气质纯粹, 却读书不多。如果说“并行”指张栻与朱熹之学的影响势均力敌、不分轩轾的话, 那么, 读书不多则使张栻较朱熹略逊一筹, 也印证了康有为张栻不如朱熹之学博大的判定。一目了然, 这两个比较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张栻之学既与朱熹之学相近乃至相同, 又不如朱熹之学博大。这个结论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康有为缘何认定朱熹是南宋之学的集大成者, 并使朱熹成为唯一入选宋学“四子”的南宋哲学家。

  再次, 朱熹与吕祖谦之学的关系同样是康有为兴味盎然的话题, 有关这方面的说法颇多, 下仅举其一斑:

  朱子不佩服吕东莱。[3]139

  朱子攻东莱以事功教学者, 然当时世多难, 逼于夷狄, 故经世之学甚有名于当时。[4]112

  东莱实为文献一大宗, 然其穷理不及朱子之精, 读书不及朱子之细也。[4]112

  东莱之学, 一时文献之传, 极精博, 博学鸿词之士皆出其门。而内学太少, 故其道不能立, 后并入朱子之学。[1]255

  吕祖谦与朱熹个人关系甚厚, 两人合撰《近思录》, 裒录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言论。对于朱陆之争, 吕祖谦力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的分歧, 邀集鹅湖之会。吕祖谦在认识论上赞成朱熹以穷理为宗旨的格物致知, 在宇宙观上却倾向于心学。此外, 吕祖谦还接受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 朱熹则与事功学派有争辩。或许由于这个原因, 康有为对朱熹与吕祖谦关系的总体评价是, 朱熹不认同吕祖谦之学。康有为反复强调朱熹不认可吕祖谦的学问, 尤其是反对吕祖谦以事功教授学者。

  透过康有为对朱熹与吕祖谦关系的议论, 可以梳理出两点认识:第一, 康有为对朱熹、吕祖谦的学问予以审视和比较, 指出吕祖谦在学问上长于文献学。在康有为看来, 吕祖谦尽管成为文献学之大宗, 却无法与朱熹之学等量齐观。原因在于, 吕祖谦在穷理方面不及朱熹精微, 在读书方面不如朱熹精细。吕祖谦既为文献学大宗又不及朱熹之学精微与康有为对吕祖谦之学“博而粗”的评价一致, 又印证了朱熹之学的博大精深。第二, 康有为肯定朱熹、吕祖谦之学在传承上具有密切关系, 并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依据康有为的说法, 吕祖谦注重文献学, 由于学识渊博, 吸引了众多的博学鸿儒投其门下。尽管如此, 吕祖谦之学因为内学少, 所以不能立, 最终并入朱熹之学。殊途而同归是吕祖谦与朱熹之学关系的真实写照, 吕祖谦之学归于朱熹之学则表明了朱熹的势力和影响胜于吕祖谦。

  又次, 朱熹与陆九渊的关系更是康有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康有为那里, 与张栻、吕祖谦相比, 陆九渊与朱熹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 可供比较的维度、视角也随之增多。具体来说, 康有为比较了朱熹、陆九渊的传承谱系, 并为两人分别找到了荀子、孟子作为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 康有为比较朱熹、陆九渊思想, 提出的最主要的观点是:朱熹传礼学, 陆九渊传心学。除此之外, 康有为热衷于比较朱熹与陆九渊思想的长短得失, 判定两人的是非优劣。或许与话头繁、维度多有一定关系, 康有为对朱熹与陆九渊关系的梳理和评价漏洞百出, 甚至相互矛盾。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

  朱子能正陆子之偏。[1]254

  朱学善于陆, 包陆在内。[1]254

  陆子静之学, 原从大程子得来, 直接本心, 得于佛学, 亦有补于朱子之学。其语录甚可观, 文字有些武断气, 其与学者初见, 初月皆言立志。[1]253

  朱子之学, 为士人说法。陆子之学, 人人皆可。[1]253

  在这里, 康有为对朱熹与陆九渊关系的审视以两人的优劣得失为核心话题, 而对于究竟孰是孰非、谁优谁劣却拿捏不定、左右摇摆。其中, 第一、第二段引文显示, 康有为认为朱熹之学优于陆九渊之学, 并且提出了理由:朱熹之学博大有容, 能够包纳陆九渊之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康有为断言, 朱熹能正陆学之偏。第三、第四段引文显示, 康有为认为陆九渊之学比朱熹优越, 并且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 从思想来看, 陆九渊直指本心, 言立志。康有为甚至指出, “惟陆学能自立”[1]253, 并明确肯定在立志上陆学有补于朱学。第二, 从受众来看, 朱学适用士人, 陆学则适用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 陆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连朱熹都对陆九渊甚是服膺。康有为说:

  当时程门弟子遍天下, 而朱子谓“南渡以来, 八字着脚者, 惟某与陆子静”, 是朱甚推尊陆子也。[4]112

  总的说来, 康有为对朱熹与陆九渊高低的评价单独看言之凿凿、头头是道, 综合看却相互抵牾、不能自洽。

  对于朱熹与陆九渊的关系, 康有为还发出过如下论断:“至宋儒大发挥理学, 分朱、陆两派。朱子沉潜, 一近圣人实学, 有似荀子。陆子高明, 一近圣人大义, 有似孟子。要之, 教人以实学为上, 故朱子后学, 成材较多, 而明儒一代学问, 皆宗陆子。”[4]107这句话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第一, 南宋“四大儒”之中, 堪能与朱熹分庭抗礼的是陆九渊。在这一点上, 陆九渊胜于张栻和吕祖谦。第二, 朱熹和陆九渊一样发挥义理之学, 并且长于义理之学。第三, 朱熹与陆九渊特色不同, 朱熹近荀子, 长于实学;陆九渊与孟子相似, 长于大义。正是由于这些不同, 使朱熹与陆九渊之学争教, 呈现此消彼长之势。例如,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 明代学术就是一个朱熹与陆九渊争教, 并且轮流坐庄的过程:“终明之世, 其在永乐之时, 皆宗朱子。自白沙少变, 阳明大行, 遂宗陆等。”[3]145应该说, 正是这种认识为康有为由推尊朱熹转向“独尊陆王”打下了基础。

  康有为对朱熹与陆九渊关系的审视、论证可谓面面俱到, 不厌其烦。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 然择其要者, 大端有二:一是因为争教的关系, 一是因为康有为对两人的态度恰成对比乃至对立之态势。这两点是朱熹、陆九渊关系的特殊之处, 也是康有为审视朱熹与其他南宋诸儒关系时不曾提到的。

  最后, 除了关注南宋“四大儒”之间的关系, 热衷于作为“四大儒”的朱熹与其他三人的关系之外, 康有为还多次提及朱熹与其他南宋诸儒之间的关系, 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被归为事功学派的陈亮和叶适。于是, 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道:

  叶水心聪明, 而议论过高, 其弟子只能为文章之美, 不及朱子后学矣。陈同甫甚有气节, 而游于叶水心。[1]253

  永嘉之学能折归朱子。[1]253

  唐说斋亦颇有经世学, 朱子参之, 为陈同甫所误耳。[1]255

  众所周知, 陈亮 (陈同甫) 是永康学派的代表, 叶适 (叶水心) 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两人都被归为事功学派, 并且都主张道不离器, 道德依赖事功存在。陈亮还与朱熹展开了义利王霸之辩。陈亮有《复朱晦庵书》, 朱熹有《答陈同甫书》。与朱陆之争一样, 朱陈之争也是南宋学术的一道风景。对于陆九渊与朱熹的争论, 康有为津津乐道乃至极力渲染。对于陈亮与朱熹的争论, 康有为却不予提及。耐人寻味的是, 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朱熹与陆九渊之学那样直接让朱熹与陈亮、叶适之学一比高下, 而是拿唐仲友 (唐说斋) 说事。唐仲友不主一家, 重视经世之学。康有为由此将之视为陈亮后学, 并由此拉近陈亮与朱熹思想的关系。对于叶适与朱熹的关系, 康有为更是避开直接比较而干脆对两人的后学进行比较。叶适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成三足鼎立之势, 经过康有为的诠释则演绎成了朱熹与陆九渊的对立。康有为做到这一切分两步走:第一步, 将陈亮归入叶适, 本末倒置为师生关系。第二步, 在壮大叶适阵营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叶适之学归入朱熹之学。这样一来, 朱熹的理学与叶适的事功之学便成了一家。

  三、结语

  朱熹是南宋之学的核心人物, 不论学术地位还是与同贤的切磋争辩都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 康有为对朱熹与南宋诸儒关系的辨梳、关注亦属自然。在这个前提下应该看到, 康有为秉持公羊学的致思方向, 并将发挥微言大义的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使他对朱熹与南宋诸儒关系的解读极富自由度乃至主观性。因此, 康有为对朱熹与众多南宋人物关系的关注、议论既表明了对朱熹的普遍关注, 又印证了朱熹之学的博大和在南宋之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朱学的势力影响, 同时也预示了朱熹之学在宋明时期无可比拟的至尊地位。

  考察康有为对朱熹在宋学位置的勾勒、诠释, 可以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在朱熹与北宋之学的关系上, 康有为彰显朱熹之短, 与周敦颐、张载相比都是如此;在朱熹与南宋之学的关系上, 康有为极力凸显朱学之长。无论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之为, 康有为的做法表明, 他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充满张力。这既是心里矛盾的流露, 也为他对朱熹的态度转变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 康有为的人物研究追慕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之法, 对朱熹思想的阐发淋漓尽致地贯彻了这一意趣和诉求。一言以蔽之, 康有为的朱熹研究重诠释而轻经典, 演绎多而实证少。由于并没有关于朱熹思想的专门着述, 康有为缺乏对朱熹思想的全面把握和系统整合。更有甚者, 康有为的兴趣并不在朱熹思想本身, 而在朱熹与诸儒的关系以及朱熹的地位和影响。这使康有为对朱熹的许多解读、评价显得突兀, 不惟不能把握朱熹思想的主旨、特色, 反而往往让人一头雾水而百思不得其解。例如, 康有为说:“东坡与朱子并行。”[2]287众所周知, 苏东坡 (1037—1101) 是北宋文学家, 与南宋时期的朱熹 (1130—1200) 相距一个世纪。正因为如此, 康有为的一句两人“并行”让人摸不着头脑。换一个角度思考, 假设康有为此处所说的“并行”不是指时间上的同时而存, 而是指思想上的影响而言, 同样找不到相关的证据支持。在康有为关于朱熹的议论中, 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的绝非仅此一例。下面的说法亦不是个案:“孔子据乱世言, 故分开国、家、身。孟子之言性善, 朱子之言致事, 非不知也, 一有为而言也。”[2]301与即兴说法密切相关, 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和提及除了无头无尾, 让人不知所云, 前后矛盾也较为普遍。这些一致证明, 康有为对朱熹的阐释有漫画成分, 离严肃而严谨的学术研究尚有一定距离。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南海师承记[M]∥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 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M]∥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M]∥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4]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M]∥康有为全集 (第二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