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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产业新政对教练员发展的影响分析

添加时间:2016-01-14 09:59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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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若干意见》的颁布,是2014年中国体育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体育产业新政的颁布,对社会影响是广泛、持久和深远的。体育产业新政有没有触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奶酪"?给竞技体育主体之一--教练员又带来哪些挑战与机会?认识这些问题,有利于我国竞技体育健康、持续的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名著《工具论》中指出,如果对一个事物的起点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我们认识这个事物的过程就会存在困难,甚至根本不能理解事物本身的重要性。因此,在探讨体育产业新政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时,必须厘清体育产业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教练员如何认识产业政策与自我发展的关系。

  一、我国体育产业新政出台背景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若干意见》正式颁布。这是对9月2日李克强总理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笔者依据对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的了解,以及近期为浙江省体育局、海通证券等部门解读政策的体会,认为我国体育产业新政出台背景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体育文化生活。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8 786亿美元(超过日本4 044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带动中国社会文化水平的相应提升;相反,还造成社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思想观念落差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需通过一些具有持久效力的途径加以释放。体育虽不是万能良药,但体育在调节社会矛盾与冲突过程中的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2)体育细胞发展的内在涌动。事物总要遵循其发展规律,体育也不例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是荀子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3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即军国民体育、奥运争光和公共体育服务的全方位构建,与之相对应,在参与角色方面也经历了军人、优秀运动员和普通大众的历史变迁。这种变迁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体育诉求,为体育发展注入了生命力,体育细胞内在的繁殖能力得到快速扩张,体育基因不断重组与结构变革使得体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千姿百态的体育生活画卷,体育功能不断衍生,体育发展的时代意义日趋明显。
  
  (3)全球化对体育产生深刻影响。唐代文人马总在《意林·唐子》中说到:"舟顺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其意在于,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要随时代的潮流而进。21世纪,一个重要的名词就是"全球化",信息、通讯的快速发展,让人类在共享技术与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分享了先进体育文化带来的社会影响与效应。南京青奥会开幕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青奥村时指出,"'三大球'搞上去了,中国就是体育强国".言简意赅,"三大球"虽不能代表整个体育活动内容,但对社会文化的辐射与冲击却是任何其他体育运动项目难以企及的。办体育究竟为谁,谁是体育需求的真正主体,体育全球化给了我们应有的启示。
  
  (4)体育构建了人与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平台。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健康,或身体,或心理,更多是两者兼而有之。健康的社会大众是国家健康的重要保证。西方有句谚语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这里的"人对了",当然不仅仅指人的健康问题,但也绝不回避"人的健康"与"世界健康"紧密相连。体育的健康本意还包括进取、团结、友谊与和谐,这在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体育颂》一诗中进行了完美阐释。

  体育产业新政出台的背景,诠释了我国体育发展导向从"任务型"向"需求型"、体育治理从"国家办"向"社会办"迁移。为社会提供真正符合老百姓需求的体育产品,才是未来我国体育发展的真谛。

  二、我国体育产业新政与教练员发展的关系

  (一)体育产业新政对竞技体育发展进行重新定位

  近期有学者在讨论,竞技体育究竟属不属于公共体育服务?或者说,公共体育服务是否包含竞技体育?显然,体育产业新政的颁布清楚地解释了竞技体育社会属性的时代发展问题。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我国竞技体育还在追求国家形象、金牌至上和大国地位,那么北京奥运会后,体育民生、体育需求和体育强国建设开始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形象,更需要竞技体育民生化,满足社会大众参与和欣赏的需求。如果说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展示形象很容易被理解为争金夺银,那么,竞技体育的民生化就在于做到以社会需求为目标,找准市场落脚点,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同时,拓宽竞技体育的职业渠道和市场轨道,转变竞技体育只为"竞技"的狭隘和宿命观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市场化丰富了我国体育政策,弥补了体育产业政策中竞技体育发展定位模糊的缺憾。

  在体育产业新政的指引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定位必然是竞技、职业和市场的有机结合。

  (二)竞技体育的重新定位对教练员的要求

  竞技、职业和市场有机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定位,要求必须把服务和满足社会大众参与、观赏的理念,融入到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之中,使竞技体育的社会化与市场化进程加快。以前,我国竞技体育是一项政治任务,满足提升国家形象的要求,竞技体育凝聚的价值属性并没有在市场中释放出来,因此,竞技体育始终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运动员在封闭的环境中为金牌历练,单一性的体育功能使得体育发展存有残疾。

  而在体育产业新政指导下,竞技体育功能得到全面改善,特别是一直弱化的经济功能在社会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获得腾飞的政策保障。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新定位,给教练员带来了影响和挑战。竞技体育定位由单一目标发展为多元目标,目标的复杂性使得部分竞技体育项目既要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又要满足为社会大众提供精彩的赛事食粮和参与途径的需求。从本质上看,争金夺银和精彩赛事并不矛盾,但在原有的体育政策框架下,两者之间却并不对等,精彩赛事往往需要服从于争金夺银的需要;说得更彻底一点,竞技体育可以牺牲社会需求。体育产业新政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竞技体育发展,以体育竞赛和表演为主的竞技体育一旦得到民营企业的融资,其投资主体将会发生变化,发展便有了多元要求,社会对竞技体育的诉求也不再囿于有限的范围内。

  上述竞技体育投资多元主体的变化会对教练员产生何种影响呢?首先,教练员地位产生不稳定。勤于耕作,不问市场,体制的"象牙塔"让我国的教练员习惯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当新市场、新事物和新问题出现时,教练员往往会采用抵御的思想,缺乏积极的心态应对挑战,训练方式粗暴、简单,"懒政"让越来越多的教练员面对竞技体育转型时愈发不稳定。其次,教练员全球化带来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积极融入全球发展,同时,国外新技术、新理念和新管理方法不断渗透到中国社会发展中。全球化对我国教练员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执教理念和执教素养上,同时也在不断撞击我国的运动训练管理体制。金昶伯、井村雅代等教练员在我国成功执教,是国际化执教理念与素养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游泳队在布里斯班接受科特瑞尔等澳大利亚教练的指导,著名职业拳击运动员邹市明师从弗莱迪·罗奇,都反映了我国竞技体育主动出击寻找优势国际资源的全球化思路。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外籍教练员在执教过程中对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体制不适应或发生冲突,如约瑟夫与中国皮划艇、多曼斯基与中国女足等,这些国际教练在败走中国的同时,对我国运动训练管理体制变革、体育产业新政的出台,或多或少积蓄了能量。以国家化的视野寻找优质教练员资源,一定会对我国教练员的培养产生冲击;但从积极的角度思考,也为我国教练员接受先进的运动训练理念提供了便捷。最后,竞技体育市场化与职业化改革面临压力。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主要是财政拨款,本应满足社会大众对竞技体育的全面性诉求,然而在体育发展过程中,这种诉求被人为地带入选择性通道,打了折扣。随着投资主体的清晰化,未来竞技体育发展必然考虑投资主体的要求,投资主体也一定会从自身利益考虑对教练员的选择,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三)竞技体育管理新发展和新挑战对教练员的要求

  教练员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宝贵财富,是运动员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教练员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否与时俱进,不仅决定其教练之路,也深深影响运动员的身心发展。因此,竞技体育管理新发展和新挑战势必对教练员提出新的要求。首先,教练员要仔细研读国家体育政策文件,关注竞技体育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前,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我国教练员普遍关注国内外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变化,疏于洞察竞技体育的时代发展和市场变化;精于对技战术细节的挖掘,疏于对竞技体育为谁服务的思考。对国家体育政策文件的准确理解,有助于教练员产生新动力和新压力。其次,教练员要加强学习,了解全球竞技体育发展的最新理念,加强带队训练的人文素养。最后,教练员要努力完善人格,明白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建立在多方合作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处理好与运动员的关系,加强队内民主与法治建设,透彻了解运动队中的各方行为需求,坚决杜绝主教练"一言堂"现象,让竞技体育回归皮埃尔·德·顾拜旦笔下的:"啊,体育,你就是美丽、正义、勇气、进步与和平!"
  
  三、结束语

  体育内涵的发展与价值突破,使体育功能实现单一到多元的和谐发展。体育产业新政为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发展捅破了"天花板",社会资本将按照市场法则决定教练员的价值和走向。有理由相信,我国教练员的才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其教练员和管理者的两维身份将实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