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标准论文网!本站提供各专业优秀论文范文供大家学习参考。网站地图论文怎么写
在线咨询:
您当前所在位置:标准论文网 > 历史论文 >

清朝初期汉人为官者的“正君心”实践

添加时间:2019-06-03 09:21

  摘    要: 在清入关前政权时期, 汉官群体“正君心”的实践已经开始。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 摆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面对激剧的满汉文化冲突, 尽快明确用何种意识形态来指导政权建设。汉官群体顺应时代潮流, 以“正君心”为手段, 试图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选择。清初汉官群体经过三个阶段“正君心”实践演进的进程, 对清初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 清初汉官群体; “正君心”; 政治文化选择; 入关前政权;

  Abstract: The Han officials' “Zheng Jun Xin (正君心, correcting the Emperor's thinking) ”practice had already begun in the ruling period of the Qing regime before it entered the Shanhai Pass.After the Qing army entered the Shanhai Pass and settled o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first and most central issue facing the supreme rulers was to choose an ideology to guide its regime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Manchu and Han cultures getting more and more drastic.The Han officials followe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used“Zheng Junxin”as a means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oices of the supreme rulers.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Han officials' “Zheng Junxin”practi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divide it into three stages.Moreover, it will explain “Zheng Junxin”'s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word: the Han official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eng Junxin (正君心, correcting the Emperor's thinking) ”;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oices; regime before entering the Pass;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 面对激剧的满汉文化冲突, 摆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尽快明确用何种意识形态来指导政权建设。历史的发展业已证明:满洲的“家法”“祖制”无法承担起这个使命, 明中叶以降曾经盛极一时且与程朱理学并为学界主流的阳明学也无法承担起这个使命, 明末已在部分地区孕育并发展的具有反传统意义的激进思想观念同样也不能承担, 而具有深厚理论性、系统性及较强实践性的程朱理学在清初社会重建中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1。

  清初意识形态问题的尽快解决, 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清入关前政权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集团儒学化的努力, 为入关后政权继续接受和深化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清初汉官群体秉持着“君心正则天下治, 如天枢之运众星”2的政治理念, 持续不断的“正君心”3实践的推动。关于清初政权接受正统儒学的问题, 学界已经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发表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成果。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孟森先生最早注意到了汉官群体在清初帝王施政敷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并在所着《清史讲义》“移风俗”一节中, 论及熊赐履等理学名臣积极推动康熙帝学习和接受正统儒学4。高翔先生所着《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则明确提出了清初理学官僚注重向满洲贵族、旗人传播儒家学说, “最集中的关注对象还是专制皇帝”, 并揭橥“正君心”这一核心概念5。近年来, 陈东、刘家驹、陈涵君等学者探讨了清代经筵制度的分期、开讲时间、日讲官的设置与选任、进讲场地、进讲内容及影响等6, 史革新、魏红亮、周文丽、王胜军等学者对清初理学复兴的原因和影响、理学与治统、熊赐履等人参与经筵日讲的情况等作了专题论述7。这些研究, 对本课题很有启发意义。笔者也曾撰文从不同角度论及“正君心”问题8。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以清初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为考察对象, 分析其演进过程及积极作用。

  一   “正君心”实践的滥觞

  早在清入关前政权的努尔哈赤时期, 汉官群体就开始了以进讲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 进而影响最高统治者政治文化选择的进程。

  天命十一年 (1626年) , 皇太极继承汗位。此时, 后金政权面临着极为恶劣的社会形势, 正如时人所指出的, 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均与我 (后金) 境接壤, 平素里关系就比较紧张, 再加上他们各自所属的国家皆被我 (后金) 征讨过, “积衅既深, 辄相窥伺”9, 尤其是和汉人间的矛盾更深, 所谓“金汉之民, 两相困毙”10。怎么才能把努尔哈赤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成为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 (清) 统治集团面对的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一些汉官敏锐地认识到, 只有通过效仿程朱理学家“正君心”的方式, 以影响最高统治者政治文化选择为手段, 才可以推动并促成问题的解决。
 

清朝初期汉人为官者的“正君心”实践
 

  儒家士大夫历来极为重视提高最高统治者的心性修养, 所谓“ (国家) 根本切要之地, 端在我皇上之一身”11。汉官们纷纷建议皇太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天聪六年 (1632年) 九月, 王文奎条陈政事, 其中一款即为“勤学问以迪君心”12。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

  臣自入国以来, 见上封事者多矣, 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 臣每叹源之不清, 而欲流之不浊, 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其帝王治平之道, 微妙者载在《四书》, 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 选一二伶俐通文者, 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 讲解翻写, 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 汗于听政之暇, 观览默会, 日知月积, 身体力行, 作之不止, 乃成君子。先贤程明道有曰:“人君一日之内, 接贤士大夫之时多, 近宫女侍臣之时少, 则君心清而天下治。”13

  王文奎的条陈主要包括四条内容:一是认为臣子只有劝导汗勤学, 才是清源务本之举;二是宣称帝王之道, 备载于“四书”和史籍;三是建议仿照中原王朝日讲的形式, 以“四书”《资治通鉴》为内容, 向皇太极每日进讲;四是以理学名儒程颢之言鼓励皇太极做贤明君主。王文奎所提出的“帝王治平之道, 微妙者载在四书”思想, 与此后宁完我等人建议帝王应当加强学习儒家经典的思想, 联袂开启了汉官群体呼吁最高统治者以正统儒学为核心内容指导政权建设的先声。

  次年, 宁完我又从齐家、治国的角度建议朝廷组织翻译《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他说:

  臣观金史乃我国始末, 汗亦不可不知, 但欲全全译写, 十载难成, 且非紧要有益之书。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 则有《孝经》、《 (大) 学》、《 (中) 庸》、《论 (语) 》、《孟 (子) 》等书, 如要益聪明智识, 选练战攻的机权, 则有《三略》《六韬》, 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 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 身体而力行者也14。

  在宁完我等汉官看来, 金史作为后金 (清) 政权的国史, “不可不知”, 但仍不能算作“紧要有益之书”。于是, 他给皇太极开具了一份新书目。新书目的内容大致包含从正心到治国的大道理、处理日常世事政务的具体知识和谋略、观察政治发展走向和规律的历史镜鉴。总的来说, 这个书目突出反映了汉官们重实用, 以及迫切希望最高统治者积极学习儒家经典、学习中原政权治国经验的特点。

  天聪九年三月, 仇震“条陈五事”, 强调从人君之学与一般士子之学应当有所区别, 指出“古来明圣帝王, 莫不勤好书史”, 而人君之学, 与众人之学在章句者不同, “须得其精要”。他建议仿照唐代立《君鉴》之例, 将“各经史通鉴, 择其精要有裨君道者, 集为一部, 日日讲明。则一句可包十句, 一章可并十章”15。

  王文奎、宁完我和仇震所提出的上述主张, 正是清初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的滥觞。相较于清入主中原后政权中的“正君心”情形来讲, 此时汉官群体的相关实践还是比较粗浅的:一是这个群体的数量还很少, 仅数人而已;二是这些汉官的儒学素养总的来说不是很高, 对理学的理解和掌握也谈不上深刻;三是相关建议更多的是从学习内容上来发论, 至于如何从制度层面确保“正君心”的顺利推动则还少有建树。更重要的是, 囿于此时汉官群体在政治格局中的比重还比较弱小, 再加上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对以正统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迫切性也没那么强烈的认识, 汉官群体所力推的“正君心”实践还难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   “正君心”实践的深化

  清军入关, 定都北京后, 面临着更为激剧的满汉文化冲突, 居于弱势地位的汉官群体认识到, 要改变现状, 必须沿着他们的前辈所开启的路径, 更加积极地通过以儒家学说影响最高统治者, 并最终以获得其支持的方式, 来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顺治帝时期, 汉官群体围绕帝王加强儒学素养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加强儒学素养等问题展开了多方面讨论。

  1. 关于加强帝王儒学素养的重要性

  顺治二年 (1645年) 三月,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从“上古帝王奠安天下, 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的角度, 建议皇帝加强儒学素养。他们说:“帝王修身治人之道, 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 万机待理, 必习汉文, 晓汉语, 始上意得达, 而下情已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 则圣德日进, 而治化益光。”16

  在冯铨、洪承畴的论说里, 第一个环节:“修德勤学”乃是上古帝王奠安天下的首务, 而修德勤学的根本备于六经;第二个环节:统治者为了能更好地处理和应对入主中原后的纷繁复杂局面, 就应当学习汉文、通晓汉语;第三个环节:要达到这一目标, 就应当慎重选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通过第二个环节的学汉语和第三个环节的汉臣朝夕进讲, 达到第一个环节使清帝勤学儒家经典以正君心的目的。同年七月, 工科给事中许作梅又明确提出“圣学王道合而为一”, 而圣德当以“学问为先”17。

  顺治十年, 吏科给事中魏裔介又借着皇帝有诏求直言的机会上疏朝廷道:“盖帝王之学, 与士子寻章摘句者不同, 要在详求古今所以治乱, 人才所以得失, 政事所以修废之故, 斟酌损益行之, 以协于大中至正。”18他强调, 皇帝在政事之余暇, 应当经常学习朱熹的《通鉴纲目》、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丘?的《大学衍义补》、吴兢的《贞观政要》诸书, 如此“致太平之治无难”19。魏裔介强调“帝王之学”与“士子寻章摘句”之学不同, 恳请顺治帝要反复研读那些关乎古今治乱、人才得失、政事修废的圣贤着作。就其核心来讲, 主要是程朱理学家们的经典着作。

  2.  关于如何加强帝王儒学素养

  从汉唐到宋明, 最高统治者都有听大臣讲论经史的御前授课制度, 宋代经筵制度已经很规范, 明代更趋完善。该制度是儒家知识分子影响皇帝的重要途径之一。清初汉官群体尤为重视通过“经筵日讲”实践“正君心”。

  顺治元年, 户科给事中郝杰密奏朝廷, 他建议:“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 首重经筵。成王冲龄践祚, 周公聿勤师保。今皇上神灵凝命, 典学正宜及时。请择满汉端雅儒臣, 日译进《大学》典谟数条, 更择精通六书之臣, 日进字法一幅。至周末道微, 孔氏崛起, 帝王心法实赖不泯。汉唐以来, 开天令主, 无不致祭设丞, 追崇不怠。今国家鼎兴, 宜循旧典, 遣祀阙里, 示天下所宗。”20希望朝廷早开经筵、择儒臣进讲《大学》, 并遣派大臣致祭阙里, 以向天下宣示国家崇儒重道的政策。顺治二年, 山西道监察御史廖攀龙又上疏, 建议顺治帝“于视朝之暇, 集满汉端方博雅大臣, 取往古治乱兴亡之迹进讲数条以资启, 则知为君之难, 为首出开创之君尤难。而万年有道之长, 肇基于此矣”21。七月, 工科给事中许作梅建议选取满汉子弟入宫侍奉皇帝读书, 并举经筵22。八月, 礼科给事中梁维本也上疏建议“隆圣学以光典礼, 御经筵以精学问”23。

  顺治一朝, 在推动经筵、日讲的工作中, 魏裔介功不可没。顺治五年二月, 鉴于朝廷对汉官们所提出的早开经筵日讲主张迟迟未付诸实施, 工科给事中魏裔介深表不满。他说:“前此元年, 诸臣言及此 (指设经筵日讲———引者注) 者, 犹可曰有待而行, 今御极五载, 内外遐迩, 引领翘望, 寸阴可惜, 所谓姑待明日, 便不可也。”既然“圣德与年俱进”, 顺治帝就应当趁年轻时“及时讲学, 开设经筵日讲, 以隆万世治本”。他又援引历史上古圣先王的例子来谈如何加强帝王儒学素养, 一是皇帝要“与二三大臣谘访讲学之议”, 二是在众词林臣子中慎选贾谊、马融之辈以备用, 三是立即召集大臣们商量举措, 择日施行24。魏裔介的这道奏疏写得既荡气回肠, 又颇费思量。何以说“荡气回肠”呢?他以“君德乃万世治本”开篇, 强调帝王及时讲学的重要性。他又列举古贤圣主的事迹, 勉励顺治帝应当上念先帝托付之重任, 下慰臣民孜孜求治安享太平之念。为了打消顺治帝的顾虑, 他又以朝廷中词臣多有如贾谊、马融那般博学之士, 强调是时正是君德清明、使君身强固之时。说其“颇费思量”在于, 魏裔介深知, 尽管顺治帝已经御极五年, 但朝政大权毕竟掌握在以孝庄太后和辅政大臣等为代表的固守满洲家法祖制的势力手中。所以, 他又不得不以历史上的周公辅成王、傅说佐武丁的做法劝说那些朝中权贵们, 应该乘着帝王年龄尚幼, 嗜欲未开, 早开经筵日讲。当然, 这道奏疏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执政者也只是答以“知道了”。同年, 魏裔介又在山西省程卷中, 以南宋名臣胡安国“圣学以正心为要”展开论述, 强调“人君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 则必先端其本, 以定其所向, 而后可得其枢纽之所存”。而根本之方, 则在帝王“广稽古宪, 考典谟之正训, 披圣?之心传”。他指出, 最高统治者如果能真正秉承程朱理学家所倡导的“惟精惟一”“克己复礼”等思想, 则“五帝不足六, 而三王不足四”。在日常施政中, 帝王要特别注重省察“天理”“人欲”之机;进而, 遵循正统儒学的基本教义, 以正身、齐家、治国, “古圣人所谓修己治人之学者, 岂有外于此哉!是以谓之要也”25。

  随着顺治帝年龄渐长, 朝廷政事也“闻见日纷”。顺治八年九月, 魏象枢分析道:“闻见日纷”在于涵养不日厚;“涵养不日厚”, 则在辅臣朝夕赞成之不足。他从加强“辅臣”职责的角度, 提出了加强皇帝儒学修养的具体举措:“凡遇亲临便殿, 或驾御午门, 即召满、汉辅臣二员, 讲说帝王用人行政之本, 人心道心之微, 以弼盛德;仍择满、汉词臣文学雅重者六员或八员, 以备顾问, 并注起居。再请退朝以后, 节膳却虑, 潜心治道, 以图励精。皇城以外, 命驾务轻, 保护必慎。”26同年, 内翰林秘书院编修曹本荣应诏上《圣学疏》, 称:“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 则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诚宜开张圣听, 修德勤学, 举‘四书’‘五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业者, 内则深宫燕闲, 朝夕讨论, 外则经筵进讲, 敷对详明。从此设诚致行, 君德既修, 自能祈天永命。”27顺治帝下诏表示赞扬。

  在汉族官僚的不懈努力下, 清廷最终在顺治九年确立了经筵日讲制度28。据学者研究, 顺治十二年, 曾出任日讲官的有学士麻勒吉、胡兆龙、李靇, 侍读学士折库纳, 洗马王熙, 左中允方玄成, 右中允曹本荣等。顺治十四年, 又以史大成、刘芳、田逢吉、冯源济、曹申吉、沈世奕、綦汝揖、邓钟麟、党以让、项景襄十人充日讲官29。这里面汉官占据了绝对多数。

  应当说, 由汉官群体所推动的“正君心”实践在顺治朝取得了重要突破:一是对帝王加强儒学素养的重要性有诸多阐论, 尤其是他们已经敏锐意识到顺治帝作为幼年登基的皇帝, 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二是对加强帝王儒学素养的举措也提出了思考, 尤其是他们反复建议的早开经筵日讲的主张最终为最高统治者所接纳, 并作为一种制度被后来诸帝所延续;三是以魏裔介、魏象枢等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名臣的积极参与, 为正统儒学 (尤其是程朱理学) 最终被最高统治者所认可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毋庸讳言, 终顺治一朝, 由于朝政牢牢把握在固守满洲家法祖制的守旧势力手中, 再加上其自身的汉语水平和儒学素养都很有限, 用何种学说作为政权指导思想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坚冰毕竟已经凿开, 汉官群体的“正君心”实践很快即迎来新的转折, 并最终在康熙朝得以完成。

  三  “正君心”实践的完成

  对于广大汉官群体来说, 要真正改变自身在政权利益格局分配中的不利局面, 推动正统儒学 (尤其是程朱理学) 在政权建设中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唯有更加坚定地推进以正统儒学影响最高统治者的进程。顺治帝去世后, 四大辅臣“于一切政务, 思欲率循祖制, 咸复旧章”30, 要求“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31。滥觞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期, 深化于顺治朝的“正君心”进程再次受到重挫。但是, 汉官群体的努力未曾中止。

  顺治十八年正月, 24岁的顺治帝去世, 不足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 次年改元为康熙。康熙即位之初, 工科给事中王曰高就上疏请求举行经筵大典, “以光圣德, 以端化源”32。康熙四年 (1665年) , 太常寺少卿钱又重申“君德关于治道, 圣学尤为急务”的政治主张, 建议“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 德性温良, 博通经史者, 各慎选数员, 令其出入侍从, 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 用贤纳谏等善政, 采集成书, 分班直讲, 每日陈说数条, 行之无间, 必能仰裨圣德”33。

  康熙帝亲政之前, 汉官群体的“正君心”实践, 并未获得明显的成效。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帝亲政, 意味着阻挠最高统治者接受正统儒学的最大阻力被消除, 这重新点燃了朝廷中那些寄希望于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政治文化选择, 进而影响朝廷政治走向的汉族官僚们的“正君心”热情。吏科给事中兰挺达在《奏为敬陈新政之首务请行讲读以隆圣学以端治本事》中说:

  臣惟自古帝王首出御世, 必先勤于学问, 以讲求治理, 成就君德, 开一代太平之运。我太祖、太宗开创大业, 既重武功, 尤昭文德。世祖统一天下, 懋勤圣学, 讨论经史, 手不释卷, 以求治安天下之道。故能立纲陈纪, 绍述贻谋, 启兹万年有道之长。今者恭遇皇上亲躬大政, 百度维新……自非讲求经史, 穷究义理, 深知前代兴衰治乱之原以及人情物理稼穑艰难之事, 则凡揆务审几, 用人行政之际, 何由尽归于至当, 以法天下而垂后世耶!34

  兰挺达奏疏的核心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建议康熙帝如同“开一代太平之运”的古帝王做的那样, “必先勤于学问, 以讲求治理”为急务;二是勉励康熙帝以“开创大业”的清太祖、太宗, 尤其是“统一天下”的世祖为榜样, “勤圣学”, 讨论经史, “以求治安天下之道”。在兰挺达看来, 唯有如此, 皇帝才能洞悉前代治乱兴衰的根源以及用人行政的根本道理, 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大治的根本目的。

  内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在康熙朝“正君心”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康熙六年上《应诏万言疏》、七年撰《恭拟大清孝陵圣德神功碑文》, 影响尤为深远。其中, 《应诏万言疏》在清初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一, 熊赐履遵循理学的基本教义, 揭露朝政中可议的四个方面问题, 可以说条条都切中时弊35。他提出了以讲明正学的方式实现“扶持正教”的主张, 所谓“讲明正学, 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 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 敦崇实行, 扶持正教, 一洗从前浮薄偏曲之陋习与空虚荒诞之邪说”36。第二, 熊赐履深刻认识到, 要真正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必须从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选择入手。他建议:“慎选耆儒硕德, 置之左右, 优以保衡之任, 使之从容闲宴, 讲论道理, 启沃宸衷, 涵养圣德。又妙选天下英俊, 陪侍法从, 以备顾问, 毋徒事讲幄虚文。若夫《大学衍义》一书, 叙千圣之心传, 备百王之治统, 伏愿皇上朝夕讲贯, 证诸六经之文, 通诸历代之史, 以为敷政出治之本。”37在熊赐履看来, 只有系统学习正统儒学, 最高统治者才能实现“证诸六经之文, 通诸历代之史, 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的目的。

  康熙七年正月, 熊赐履通过撰写《恭拟大清孝陵圣德神功碑文》的机会, 对顺治遗诏进行了平反。在该碑文中, 熊赐履站在康熙帝的角度盛赞顺治帝的治功堪比唐虞三代之盛:“秦汉以后, 均不得与于唐虞三代之盛也。我皇考以道统为治统, 以心法为治法。禀天纵之资, 加日新之学。宜其直接乎帝王之传而允跻于三五之隆也。猗欤休哉, 御极十有八载, 至仁厚泽沦洽万方, 为之颂无疆, 祝万寿无何, 奄忽上宾, 猥遗藐躬, 以艰大也。”38对照顺治帝遗诏“渐习汉俗, 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的说法, 以及顺治朝对儒学接受的实际情况看, 熊赐履代拟碑文中所描述的顺治帝是一位典型的“理学皇帝”, 也是汉族名臣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等所期望的圣君贤主。

  熊赐履在《万言疏》中所提出的“讲明正学, 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 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 要求帝王加强对《大学衍义》等理学经典的学习等主张, 以及对顺治帝遗诏所做出的平反, 这些主张都大大推动了清初汉官群体明确要求帝王以程朱理学基本教义作为政权意识形态领域独尊的进程, 相比此前汉官群体泛泛以读儒学书、早开经筵日讲来加强帝王儒学素养等主张要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在清入关前政权的儒学化和清初政权的理学化问题上划出了一道分界线。

  最终, 清廷决定从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日讲, 经筵从次年二月十七日开讲, 每年春、秋二次举行39。要之, 康熙朝经筵、日讲制度更趋完备, 更多汉官得以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到“正君心”的实践中40。在此, 我们结合康熙十年、十九年和二十三年间发生的日讲官、起居注官增补以及议叙情况, 评估部分汉官参与“正君心”实践的情形。

  简表 (7)
简表 (7)

  通过上表, 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第一, 汉官在日讲官中占据绝对优势。比如, 康熙十年所增十位日讲官中, 属于汉官的有熊赐履、宋德宜、史大成、李仙根、张贞生、严我斯、蔡启観、孙在丰8位, 汉官所占比例达到80%。再如康熙十九年吏部议叙的日讲官17名, 属于汉官的有叶方蔼、沈荃、蒋弘道、崔蔚林、严我斯、董讷、王鸿绪、张英、高士奇、杜讷、张玉书11名, 汉官所占比例达到64.7%。康熙二十三年增设3名日讲官卢琦、郭、李元振则均为汉官。揆诸史载, 康熙中叶以前曾充任经筵日讲官的汉官名臣还有:陈廷敬, 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41。杨正中, 康熙十六年正月, 以礼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 42。汤斌, 康熙二十一年, “直经筵”43。李光地, 康熙二十一年, “授掌院学士, 直经筵”44。此外, 充任日讲官的汉官还有史鹤龄、韩?、项景襄、李录予、徐元文、王鸿绪、李天馥。

  第二, 日讲官中信奉理学教义的人数居多。其中如汤斌、熊赐履、陈廷敬、李光地等均是以朝廷重臣身份执清初理学界牛耳。汤斌 (1627-1687年) , 字孔伯, 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进士, 选庶吉士, 累官至工部尚书。其学“出于孙奇逢, 介在朱、陆二派之间, 而有体有用, 号曰‘醇儒’”45。晚年尤宗主程朱46。熊赐履 (1635-1709年) , 字青岳, 又字敬修, 号素九, 别号愚斋, 湖广汉阳府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 授庶吉士, 官至大学士。为学“尊紫阳, 辟阳明”, “由程朱之涂而上溯乎孔、孟”47。陈廷敬 (1638-1712年) , 初名敬, 字子端, 山西泽州人。顺治十五年进士, 选庶吉士, 累官至大学士。私淑明儒薛蠧, 崇尚躬行。李光地 (1642-1718年) , 字晋卿, 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 选庶吉士, 授编修。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谭经讲学, 一以朱子为宗。”48

  四   “正君心”实践的成效

  至康熙朝, 汉官群体“正君心”的实践进程趋于完成。汉官通过经筵、日讲等形式持续向康熙帝灌输理学基本要义, 康熙帝也获得了常态化地向理学官僚系统学习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的宝贵机会。君臣共同努力, 为康熙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 确立了理学作为施政纲领的地位。汉官群体向最高统治者灌输系统研习程朱理学的基本教义, 并以之为遵循, 达致尧舜之君的思想。熊赐履指出, 帝王应当“以道统为治统, 以心法为治法”。康熙帝接受了他的见解, 并表示自己“性理宗濂洛”49, 宣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发挥圣道者, 莫详于有宋诸儒”50。日讲官又强调汉、唐儒者均能专心“用力于经学, 以为立身致用之本, 而道学即在其中”51。汉官的这些主张都获得了康熙帝的赞同, 他强调:“经史有关政治, 义蕴弘深, 朕朝夕讲究, 勉求贯通。讲幄诸臣, 殚心阐发, 允裨典学, 所进讲章浏览。”52十二年二月, 康熙帝对学士等说:“人主临御天下, 建极绥猷, 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53

  特别是,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 康熙帝还亲撰《日讲四书讲义序》, 明确提出要以理学作为自己的施政指导, 他说:“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 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 天德王道之全, 修己治人之要, 具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 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道统在是, 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 创业守成, 莫不尊崇表章, 讲明斯。” (1) 《日讲四书讲义序》的颁布, 标志着康熙帝首次正式明确要以程朱理学作为施政纲领, 这就为清政权的合法性确立了理论支撑。

  第二, 坚持求治不可太急, 致治以服人心为本的治道思想。康熙十二年八月, 康熙帝和日讲官讨论治道。熊赐履强调指出, 为治一方面固然有“废弛”的顾虑, 但从根本来讲, 还是要注意“求治甚急”的弊病, 否则将导致“纷更丛脞, 为蔽滋甚, 所讲欲速不达也”的危险。康熙帝听后表示:“致治诚不宜太骤, 只合日积月累做将去, 久之自有成效。”“此正论也, 朕当切识之。” (2) 汉官们又强调为治当努力以理服人。康熙十二年七月, 康熙帝召日讲官问:“朝廷举动如何方可服人?”对以:“人有贵贱, 心理都同。惟事事准乎道理, 人心自尔悦服。不然, 虽蚩蚩之众, 不能强之使从也。”康熙帝赞同道:“致治以服人心为本, 人心服, 更无余事矣。”54

  熊赐履是康熙朝最早直讲禁中的翰林官之一。王世?说:“日讲。今上亲政后, 选翰林官直讲禁中, 先在弘德殿, 后移于乾清宫。讲官始则熊赐履。”55康熙帝晚年仍极为称许熊赐履担任讲官时对自己的影响, 他说:“朕初立讲官, 熊赐履早夜惟谨, 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 正心修身之本, 直言讲论, 务得至理而后已。”56在讨论治道的过程中, 汉官们尤为强调良好君臣关系的重要性。如, 康熙十七年九月, 讲官进讲《尚书》“启乃心沃朕心”四节57。十九年四月初三日, 讲官叶方蔼、张玉书等进讲《尚书》“惟吕命”三节58, 康熙帝听后深表赞同, 认为:“朕观高宗命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 可见自古君臣必一德一心至诚感孚。为上者, 实心听纳, 以收明目达聪之益;为臣者, 实心献替, 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 化理跻于隆平。”59

  第三, 强调重实行、“为公为国”的用人标准。康熙十二年三月, 康熙帝与讲官孙在丰等讨论了如何用人问题。孙在丰等对曰:“得其人, 变化因心, 自足以治;不得其人, 虽典谟官礼, 亦难尽善。皇上惟留意用人。人材得, 则政事理, 不易之道也。”他们强调要选拔人才, 就要努力从“实”处、“真”处入手。他们认为:“圣贤教人, 重实行不尚浮夸, 贵?修不求声誉, 职此之故。但三代而后, 非比往古, 中材以下, 难语上哲。苟能顾惜名节, 犹胜于无所忌惮。好忠孝之名, 是犹知有忠孝, 好廉洁之名, 是犹知有廉洁。始虽假托虚名, 久之或即真实。皇上但当于假中求真, 若并假而废之, 则真益不可得矣。”60康熙帝听后赞曰:“朕观人先心术, 次才学。心术不好, 便有才学何用?”61

  汉官尤为强调为臣子者当“为公为国”, 朝廷应当以此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康熙二十二年九月, 讲官张玉书、汤斌等进讲中有“公而忘私, 国而忘家”等语。康熙帝遂提出, 此标准虽好, 只是“得其人甚难”。张玉书等遂陈奏道:“人臣能为公为国, 则身名俱泰;一涉于私, 则名败身裂, 究竟于己无补。”62康熙帝表示首肯。总之, 汉官群体的系列主张最终让康熙帝完全接受了传统儒家重视人品、区分君子小人的选人用人标准。选用标准的变化, 对当时及其后的国家治理有很大影响。

  第四, 承袭了我国传统的慎刑思想。日讲官张玉书多次向康熙帝灌输历史上“矜慎刑狱”的传统思想。康熙十五年, 他进言“至于定狱之时, 原情察理, 斟酌至当, 一归于罪疑惟轻, 则随时随事, 赦免已多”63。康熙二十二年九月, 君臣又论及“明慎用刑”思想, 讲官说:“慎刑清狱, 天下民命皆全于皇上好生一念中矣。”64徐乾学则以《易》象设论, 阐发慎刑思想。他强调:“故明在上, 威在下。正今刑部职也。若威在上, 明在下, 则曰‘折狱致刑’, 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 良有司之职而已。故刑者, 人命所系, 而天下人命尤系于刑部之一官, 可不慎哉?”65

  在朝汉官通过奏疏、日讲等方式向最高统治者灌输矜慎刑狱的思想, 康熙帝也确实接受了理学家们的相关主张, 他强调指出:“圣人之意, 以为用刑之道, 贵乎明断相资, 而必本之于至慎。圣人之心如此, 其昭然而可睹也。然则慎刑者, 所以止刑也。《书》曰:‘刑期无刑。’” (2)

  综上, 以汉官群体为主力推动的“正君心”实践, 在经历了入关前政权的滥觞, 顺治朝的深化, 至康熙朝最终得以完成。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清初最高统治者完成了政治文化选择, 即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作为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 并在诸如“治道”“用人”“慎刑”等方面深受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的积极影响。诚如康熙自己追记所云:“朕政事之暇, 惟好读书, 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 有疑必问, 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 于朕大有裨益。” (3) 此可为清初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的实录, 洵为的论!

  注释

  1 详参拙着:《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基于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考察》, 《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第46页。
  2 彭绍升:《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一六, 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460页。
  3 本文所讲的“正君心”, 是指以汉官群体为核心力量所付诸实施的以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选择为宗旨而进行的政治举措, 就其主要内容来讲是正统儒学 (尤其是程朱理学) 。以顺治帝和康熙帝为首的最高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对正统儒学所进行的主动吸收, 以及汉官群体之外的其他力量在“正君心”中的积极作用, 笔者将另文考察。
  4 孟森:《清史讲义》,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71~178页。
  5 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22页。
  6 陈东:《清代经筵制度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山东大学2006年, 第48~50页;陈东:《康熙朝经筵次数及日期考》, 《历史档案》2014年第1期, 第82~89页;刘家驹:《儒家思想与康熙大帝》第二章, 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版;陈涵君:《康熙朝经筵直讲官群体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 黑龙江大学2018年。
  7 史革新:《略论清前期理学的复兴、作用和影响》,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第84~92页;魏红亮:《熊赐履学术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 湖北大学2012年;周文丽:《熊赐履的理学思想及其政治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 曲阜师范大学2014年;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 第175~182页。
  8 详参拙作:《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问题再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清初程朱理学“复兴”原因刍议》, 《徽学》第6卷,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 《清太宗实录》卷九, 天聪五年六月辛酉,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123页。
  10 《天聪朝臣工奏议》, 六年九月, “胡贡明谨陈事宜奏”, 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32页。
  11 熊赐履:《应诏万言疏》, 《经义斋集》卷一,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30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第221页。
  12 (6) 《天聪朝臣工奏议》, 六年九月, “王文奎条陈时宜奏”, 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 第24、24~25页。
  13 《天聪朝臣工奏议》, 七年七月, “宁完我请译四书武经通鉴奏”, 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 第71页。书名号及书名内括号补充的字系作者填补。
  14 《天聪朝臣工奏议》, 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仇震条陈五事奏”, 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 第114~115页。
  15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 顺治二年三月乙未,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132页。
  16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顺治二年七月戊寅, 第173页。
  17 (5)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一《圣主虚怀下询疏》, 第15页。
  18 《户科给事中臣郝杰谨奏为真人应运率土归心谨进刍言宏开泰治事》, 顺治元年, 陈湛绮编辑:《清五朝监察御史给事中等条陈密奏》第1册,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 第24页。
  19 《山西道监察御史臣廖攀龙谨题为圣治日隆太平有象谨献刍言以少襄盛明事》, 顺治二年, 陈湛绮编辑:《清五朝监察御史给事中等条陈密奏》第1册, 第50页。
  20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顺治二年七月戊寅, 第173页。
  21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 顺治二年八月庚辰, 第175页。
  22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一《圣德与年俱进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第10~11页。
  23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一四《圣学以正心为要论》, 第375~376页。
  24 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一《圣德勤修日懋等事疏》, 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第13页。
  25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九《名儒·曹厚庵先生事略》, 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 第856页。
  26 《清世祖实录》卷六四, 顺治九年四月乙丑, 第504页。
  27 陈东:《清代经筵制度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山东大学2006年, 第49页。
  28 《清圣祖实录》卷三, 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 第73页。
  29 《清圣祖实录》卷一, 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 第49页。
  30 《清圣祖实录》卷四, 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庚辰, 第80页。
  31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 康熙四年三月丙午, 第221~222页。
  32 《吏科给事中臣兰挺达奏为敬陈新政之首务请行讲读以隆圣学以端治本事》, 康熙六年, 陈湛绮编辑:《清五朝监察御史给事中等条陈密奏》第1册, 第195~197页。
  33 (2) 熊赐履:《应诏万言疏》, 《经义斋集》卷一,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30册, 第219~221、220页。
  34 《清圣祖实录》卷二二, 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第310页。
  35 熊赐履:《代言恭拟大清孝陵圣德神功碑文》, 《经义斋集》卷二,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30册, 第243~244页。
  3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四, 康熙九年十月丙辰, 第462页。
  37 陈东、陈涵君两位学人对康熙朝经筵直讲官群体的构成做过细致分析, 可以看出汉官群体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详参陈东:《经筵次数及日期考》, 《历史档案》2014年第1期;陈涵君:《康熙朝经筵直讲官群体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 黑龙江大学2018年。
  38 本表据《清圣祖实录》编制。
  39 《清圣祖实录》卷三五, 康熙十年三月癸丑, 第475页。
  40 《清圣祖实录》卷九〇, 康熙十九年五月壬辰, 第1134页。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1148页。
  4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〇, 康熙十一年十月癸丑, 第75页。
  4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六五, 康熙十六年正月甲辰, 第836页。
  44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五《名臣·汤文正公事略》, 第148页。
  45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七《名臣·李文贞公事略》, 第218页。
  46 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 《子部·儒家类存目三·常语笔存》,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第824页。
  47 陆陇其:《上汤潜庵先生书》附《答书》, 《三鱼堂文集》卷五,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62~64页。
  48 徐世昌:《孝感学案》, 《清儒学案小传》卷四, 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5册, 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第621页。
  49 唐鉴:《守道学案·李厚庵先生》, 《清儒学案小识》卷六, 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2册, 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第316页。
  50 清圣祖御制、张玉书等奉敕编:《静坐读书自喻》,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五,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 第340页。
  51 清圣祖御制、张玉书等奉敕编:《性理大全序》,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九,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 第184页。
  5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 第879页。
  53 《清圣祖实录》卷七〇,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壬戌, 第901页。
  5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第80页。
  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第340页。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115~116页。
  5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十二年七月初八日, 第105页。
  58 王士稹:《池北偶谈》卷四《日讲》,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75页。
  59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〇,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壬申, 第475页。
  60 (7)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五日, 第382页。
  61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十二年三月初三日, 第85页。
  6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1087页。
  63 丁传靖编:《张文贞公年谱》, 康熙十五年丙辰,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5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第97页。
  6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第1061页。
  65 徐乾学:《刑部题名记》, 贺长龄、魏源编:《清经世文编》卷九〇,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第2234页。
  66 清圣祖御制, 张玉书等奉敕编:《慎刑论》,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七,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 第174~175页。
  6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第1624~1625页。

上一篇:西汉朝代我国道教发展情况及影响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