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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本土语言文化在公元6世纪的转变

添加时间:2019-04-26 09:05

  摘    要: 从大约公元前2千纪末年开始, 埃及不断受到外来人的征服和统治, 古埃及人的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 最终在公元6世纪发生根本转变。这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 外来征服和统治以及伴随而来的异族文化是外因, 内因是古埃及本土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根本原因则是埃及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落后于同时代的周围世界及其带来的联动反应。

  关键词: 古埃及; 本土文化; 罗马; 基督教;

  Abstract: Egypt had continually been conquered and ruled by foreign peoples around such as Nubians, Persians, Greeks and Romans approximately since 1069 B.C. At the same time,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was influenced by foreign cultures, and ended with its transformation to another culture, which wa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external factor was the conquering and ruling of foreign peoples with alien cultures, and the internal one wa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genous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Fundamentally, the transformation was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lagged behind other countries outward as well as the correlated responses.

  Keyword: ancient Egypt; indigenous culture; Roman; Christianity;

  古埃及人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古埃及文化以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其相关的神庙建筑、神圣王权观念和相应的丧葬习俗在新王国时期 (约前1550—前1069年) 达到鼎盛。1 然而, 在公元前1096年之后的1500多年的时间里, 古埃及本土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文化影响, 逐渐发生变化, 在拜占庭人统治时期 (公元395—642年) 表现尤为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有学者认为这是古埃及文明成为“失落的文明”的一个方面。2当然,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几乎没有任何领土像埃及那样, 拥有如此多的串联整个历史经验的连续线索。……埃及文化的很多方面在几千年里都显而易见地保留下来, 并能够被证明。”3很显然, 这两种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前者强调了古埃及本土文化的终结, 而后者则突出这种文化的延续性。本文希望对古埃及本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神圣王权观念在公元6世纪的转变进行探索和分析, 揭示变化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 进而对古埃及文化的延续与否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古埃及本土语言文化在公元6世纪的转变
 

  一、语言文字的变化

  文字被视作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 也是语言的书面载体。文字的出现是语言走向成熟的体现。古埃及文字最早出现于约公元前3300年, 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较大篇幅的文本。[1] (P. 102) 学界一般认为, 古埃及语言经历了古埃及语 (约公元前3300—前2100年) 、中埃及语 (约公元前2100—前1600年) 、新埃及语 (约公元前1600—前600年) 、世俗语 (约公元前600—公元5世纪) 和科普特语 (约公元1世纪末—11世纪) 的发展演变。相应地, 古埃及也出现了几种字体, 依次为圣书体、祭司体、世俗体和科普特体。世俗体和科普特体对应的是世俗语和科普特语。被希腊人称为“神圣雕刻”[2] (P.166, P.376) 的圣书体文字使用的时间最长, 几乎从约公元前3300年左右一直存在到公元394年。4

  古埃及语、中埃及语、新埃及语和世俗语都是古埃及本土语言, 经历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本身的语法体系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在罗马人统治时期, 由于受到希腊语的长期影响, 埃及人在希腊语中加入埃及世俗语的6个字符,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科普特语。从公元4世纪初, 科普特语开始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语言, 在埃及一直使用到公元1000年。[3] (P. 1) 到公元6世纪, 随着基督教在拜占庭统治时期的埃及占据优势地位, 大多数埃及本土人皈依基督教, 使科普特语成为基督徒的主要语言, 世俗语几乎淡出历史舞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尽管科普特语是埃及本土基督徒使用的语言, 也被学者们视作古埃及语言的一个发展阶段, 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埃及本土语言, 因为无论从语言结构, 还是从语法体系来看, 它都是古希腊语的变体。

  自从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埃及以后, 希腊人统治时期 (公元前332—前30年) 的埃及官方语言为希腊语, 世俗语则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埃及本土人的语言。当然, 少数埃及本土人为了进入统治阶层也学习了希腊语, 甚至有希腊名字。[4] (PP. 17-18) 罗马人统治初期 (约公元前30年—公元3世纪) , 希腊语仍是官方语言。公元3世纪末,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了巩固罗马帝国的统治, 推行改革, 其中一项便是将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 在各个行省推行, 埃及也不例外。然而, 从流传下来的纸草文献看, 戴克里先改革以后, 希腊语仍是埃及主要官方语言。5拉丁文仅用于法律案件的官方报告, 而在官方报告中只有拉丁文标题、日期和过渡词使用拉丁文, 证据陈述、辩护和宣判等主体内容基本都用希腊文书写。[5] (P. 102) 拜占庭统治时期, 政府在埃及极力推行拉丁文化, 对于抵抗拉丁文化、宣传希腊文化和语言的人加以严厉打击。公元415年, 亚历山大城着名女哲学家希帕提娅因为宣扬希腊文化而被狂热的基督徒杀死。[6] (PP. 59-60) 公元529年,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关闭所有宣传多神教和世俗文化的中心。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也在这种专制文化政策的背景下被烧掉。[7] (PP. 407-410) 经过这样的官方努力, 拉丁语也于公元6世纪在埃及官方语言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在底层社会, 很多人能讲希腊语, 但不会书写, 尤其是妇女。[8] (P. 255) 也就是说, 到公元6世纪, 古埃及社会的主要语言是拉丁语和科普特语;希腊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 而埃及本土语言文字已经基本消亡了。

  古埃及本土语言文字的消亡是其本身发展动力不足与外来文化影响相结合的结果。古埃及的圣书体文字看似象形文字, 实为抽象化的文字, 而且构词符号很多 (中埃及的文字符号多达700个, 到新王国时期更是达到1000多个) , 语法结构也较为复杂, 不易于书写和记忆。后期埃及发展起来的世俗体文字类似于中国汉字的狂草, 更难以辨认。虽说世俗体文字对应的这种语言名为世俗语, 但实际上能够识别世俗体文字的恐怕也仅仅局限于祭司和书吏。埃及人称这些文字构架起来的语言为“神的话语”。[9] (P. 1) 这个称呼本身就体现了这种语言文字的复杂晦涩。据估计, 即便在文化最为发达的新王国时期, 具有读写能力的古埃及人不超过总人口的2%至5%。[10] (P. 131) 从古埃及遗留下来的史料来看, “神的话语”确实主要掌握在国王、王室成员、神庙祭司和书吏等少数人手中。

  书吏是古代埃及具有读写能力的人群的代表。一篇名为《对各种职业的讽刺》的文献, 列举了石工、木匠、陶工、制剑者、理发师等行业的艰辛, 对书吏这种职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 关于书吏的生活, 有这样一句话:“瞧!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超越文字。……书吏所在的办公处比任何办公处都大。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像它那样。”[11] (PP. 432-433) “瞧, 除了书吏的办公处, 没有任何办公处可以免于监督者的监督。书吏本身就是监督者!但是, 如果你懂得文字, 那么它将使你比我在你面前提到的所有职业者都更好。”[11] (PP. 435) 古埃及人这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识, 很好地体现了语言文字在古埃及社会的重要地位, 也很准确地展现了古埃及社会的阶层意识, 但更直接地体现了古埃及语言文字的难以掌握。

  另一方面, 从公元前1096年之后, 古埃及先后受到利比亚人、努比亚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随着埃及不断受到外来人的统治, 这种复杂而不便于记忆的语言文字, 不容易被外来统治者和外来移民接受, 埃及本土人也因为这种文字不占据官方地位而失去了对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热情和能力, 古埃及本土文字便失去了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动力。相比较而言, 希腊和拉丁等字母文字易于记忆和传播, 且为官方语言, 从而获得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广泛接受。若非古埃及语言文字在后期埃及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和希腊语长达300多年的影响, 恐怕不会产生科普特语和科普特文字。

  二、宗教信仰的变更

  罗马人统治时期, 埃及传统宗教受到严格限制, 基督教得到传播和发展。基督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传入埃及。据传说, 彼得的门徒圣马可是最早在埃及传播基督教的基督徒, 他还在亚历山大城创立教会。[12] (P. 145) 公元2世纪初, 我们有了基督教在埃及传播的可靠证据, 至少有7份纸草纸文献可以证明这点。[5] (P. 80) 公元2世纪初在埃及流传的《巴尔纳巴斯通信》很具说服力。这是一位仇视犹太人的犹太教叛逆者写的书信, 认为犹太人无法理解《旧约》。[13] (PP. 414-415) 大约公元135—180年之间, 埃及基督教基本上处于诺斯替派为主导的宗教思潮中。尽管学界对诺斯替派的思想对于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起到怎样的作用, 有不同看法, [14] (P. 79) 但它至少是埃及基督教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阶段。大约公元180年左右, 亚历山大城出现教理学校和主教与12长老掌管的教堂。这标志着埃及基督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未来100多年时间里, 埃及基督教处于教理学校的影响下。教理学校由教堂主管创办, 采取教义问答的形式传授教理。亚历山大城教理学校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学校, 其第一任校长潘泰努斯也是该学校的创立者, 此后的历任校长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基督教领袖, 例如克莱门特、奥利金、迪奥尼西乌斯等, 他们还有着师承关系。[13] (PP. 416-421)

  在这200多年时间里, 埃及基督教的发展可谓历经磨难。罗马驻埃及的统治者多次对埃及基督教徒实施迫害。公元247年至公元264年的亚历山大城主教迪奥尼西乌斯在给安条克主教的信中记录了埃及基督徒面对迫害时表现出极大的恐惧。[13] (P. 420) 但到了公元303年,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帝国范围内实施对基督徒的迫害时, 基督徒已经无所畏惧。[15] (P. 150) 长期的迫害磨砺了埃及基督徒的宗教信念;同时为了躲避无妄之灾, 部分基督徒遁世隐修, 从而开启了埃及对基督教最重要贡献之一的修道制度。[15] (PP. 153-154)

  对基督徒而言, 戴克里先的迫害是“黎明前的黑暗”。公元311年, 戴克里先的一位继承者盖勒留在临死之前结束了大迫害。两年后, 皇帝君士坦丁在争夺皇权的决定性战斗前夕, 因在“梦中”得到了基督徒支持, 便于公元313年签发《米兰敕令》, 授予基督徒以信仰自由, 归还教会财产, 允许基督徒担任公共职务。此后, 除朱利安 (公元361—363年) 之外, 几乎所有罗马皇帝都是基督徒。受大环境的影响, 到公元4世纪末, 基督徒在埃及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达到90%, 尽管更客观的估计是50%。无论哪个数字, 都可说明基督教已成为当时埃及的主要宗教。[15] (P. 151)

  公元4世纪末, 在罗马帝国的支持下, 基督教开始展开对异教徒 (包括埃及传统宗教信徒) 的迫害。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乌斯实施强烈的反异教政策:宣布埃及传统宗教 (信仰多神的宗教) 为非法信仰, 关闭神庙, 查禁和损毁宗教作品, 禁止祭司使用埃及传统世俗语;与基督教会不一致的节日被转变成工作日。公元391年, 提奥多西乌斯命令“任何人都不允许到圣所去, 不允许步行穿过神庙或仰视那些由人们的劳动创造的雕像”。埃及很多传统神庙遭到破坏, 要么被拆解, 其石块被用于建造修道院, 要么被直接转变为修道院, 内部部分浮雕和铭文被铲除。[16] (P. 29) 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主教提奥菲洛斯首先率领基督徒, 对城内异教徒发起总攻, 毁掉了异教徒的信仰堡垒——萨拉庇斯神庙。基督徒对埃及其他异教中心的类似攻击接踵而至。[17] (P. 68) 希里尔一世于公元412年出任亚历山大城教会的大主教。公元415年, 他煽动修道士和暴民驱逐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 并指使暴民杀害了试图阻止暴行的罗马总督。到公元5世纪末, 埃及人口中的非基督徒数量急剧减少。[18] (P. 1) 菲莱岛的伊西斯神庙坚持运转到大约公元535年。[15] (PP. 157-158) 到公元6世纪末, 埃及乡村的大多数人皈依了基督教, 城市的异教徒也不再公开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埃及基督教取得彻底胜利。

  公元6世纪埃及宗教信仰的变更是其本身不能满足埃及人的精神需求与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能够拯救世人的信仰之间强烈对比的结果。古埃及的多神信仰, 自始至终没有唯一至高无上的神, 各个时期崇拜不同的主神, 例如古王国时期国王将太阳神拉视作主神, [19] (P. 170) 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国王则将太阳神阿蒙推为主神, 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则推出了一个太阳圆盘神。[19] (PP. 172-173) 同时, 在近1500个埃及神只当中, 主要神只都是对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量的神化, 例如太阳神、尼罗河神、隼鹰神、爱情女神哈托尔、正义和秩序女神玛阿特、智慧神托特等。这些神只都承载着对古埃及人的各种责任, 或者保护, 或者赐福, 或者消灾解难。6 当埃及人发现自己所信仰的神只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时, 就会放弃其所崇拜的神只, 甚至接受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所信奉的无需中介者的神只。

  另一方面,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埃及获得接受和传播, 主要是因为它本身的很多方面是与当时埃及人的需求相契合的。首先, 从历史的角度讲, 埃及人对基督教早有了解。公元前3世纪, 很多犹太人来到埃及;公元前2世纪, 由于托勒密六世采取亲犹太人的政策, 大批犹太人涌入埃及, 他们甚至在亚历山大城和上埃及的象岛建立犹太人社区。他们不仅带来自己的宗教, 还在亚历山大城建立很多犹太教堂。犹太人的圣经被翻译为希腊文, 称为“七十子译本”。[5] (P. 90) 其次, 基督教与埃及传统宗教有相通之处。基督教圣母玛利亚与圣子基督的故事或许脱胎于古埃及伊西斯神与荷鲁斯神的故事。基督教和古埃及传统宗教都重视来世, 基督教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 古埃及宗教更是划分出天、地、冥三界, 尤其强调来世永生。[20] (PP. 66-74) 基督教在强调天堂的同时, 也在宣扬基督复活。基督教的标志性符号十字架恰恰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安柯 (ankh) 的下半部分相似, 安柯的意思是“生命”和“再生”。[21] (PP. 144-145) 最后, 基督教宣扬普度众生的教义恰恰符合埃及人的现实需求。罗马人统治时期, 尤其到公元3世纪, 埃及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大量破产, 甚至有大量人口逃离村庄的情况。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变化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激烈变化, 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是古埃及传统宗教信仰难以解释的。人们切身体会到传统宗教信仰已然失效, 而基督教恰恰为他们送来了新的拯救者——上帝。[15] (P. 147)

  三、神圣王权观念的消失

  古埃及人信仰多神崇拜。据不完全统计, 古埃及人曾经崇拜过1500多位神只。[22] (P. 6) 古埃及人将众多神只归入到几个神学系统里面。最晚到古王国时期, 埃及人形成了三大神学体系——赫利奥坡里斯神学、赫尔摩坡里斯神学和孟菲斯神学。7这些神学体系不仅讲述宇宙万物的起源, 也叙述了塞特谋害奥西里斯、伊西斯拯救奥西里斯、荷鲁斯打败塞特为父报仇并获得埃及王位的传说。新王国时期的纸草文献对荷鲁斯与塞特之争进行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发挥。[23] (PP. 37-60) 根据这些记述, 塞特出于嫉妒, 谋杀了作为埃及统治者的哥哥奥西里斯。伊西斯在奈菲提斯的帮助下, 将奥西里斯复活, 并怀上荷鲁斯。奥西里斯决定到冥界为王。伊西斯将荷鲁斯抚养成人。荷鲁斯与叔叔塞特展开争夺王位的斗争。最终, 地神盖伯将整个埃及王权判给荷鲁斯。荷鲁斯成为统治埃及的合法国王, 也被视作正义和秩序的代表;塞特成为沙漠保护神, 并时刻觊觎埃及王位, 被视作混乱和非正义的代表。这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神话以王权斗争的和平解决为根本落脚点。从神话来看, 埃及人认为荷鲁斯与塞特的争斗引起了整个宇宙的动荡, 他们的和解也结束了宇宙的动乱, 进而实现了埃及人间社会的有序运行。在实践中, 古埃及历代国王都被视作荷鲁斯神在人间的化身。这样, 本文认为, 这些神话最终要说明的是, 国王拥有神圣身份和王权, 肩负着维持宇宙和社会有序运转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古埃及人关于王权具有神圣性的观念, 即神圣王权观念。

  正是基于这种神圣王权观念, 埃及国王和民众都认为国王能够在今生和来世充当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因而, 国王本人能够在有生之年便建造豪华的陵墓, 在坟墓中铭刻或存放指引其永生的文献, 死后制作成木乃伊, 举行丧葬仪式。[24] (PP. 172-183) 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就详细记载了丧葬仪式。8广大臣民也希望在来世继续得到法老的保护, 以便实现永生。很多石碑铭文都将坟墓和祭品的给予者归于国王。[25] (Plates 6-9)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 到公元4世纪末, 基督教信仰在埃及占据了主导地位。埃及基督徒大多数是埃及本土人, 他们不仅放弃了自身传统的宗教信仰, 还在皈依基督教后, 转而对仍然尊崇埃及本土宗教的同胞施加迫害, 并将庙宇改为教堂。换言之, 给予埃及本土文化以实质性打击的正是埃及人自身。他们早已背弃了本土的多神信仰, 抛弃了神圣王权观念,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交流, 再也不需要作为神与人之间中介者的埃及国王了。

  从法尤姆等地发现的木乃伊装饰来看, 公元4世纪以前, 埃及人的丧葬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木乃伊依然用奥西里斯审判的场景装饰, 这是埃及传统丧葬和宗教观念的主要特征之一。但罗马人对古埃及本土的丧葬仪式进行了革新, 他们用肖像画代替了埃及传统的金面具。[26] (PP. 292-297) 从公元4世纪以后的墓葬来看, 埃及的丧葬习俗发生了根本变化。基督徒的丧葬习俗占据了主导地位, [18] (PP. 163-182) 而奥西里斯崇拜的场景完全消失。墓葬中保存下来的纺织品装饰着几何图案和反映希腊化时代晚期的神和英雄故事的场景, 还装饰着骑马的猎人、男战士、蔬菜和水果篮子等。这些精美的丧葬艺术是埃及、希腊和罗马艺术相互融合的结果。[27] (P. 245) 丧葬习俗的转变是埃及民众宗教观念变化的直接表现, 也意味着古埃及人的神圣王权观念的消亡。

  外来人的长期统治和本土埃及国王的缺位促成了古埃及人对神圣王权观念的放弃。古埃及人认为国王是神的后裔, 具有正义、权威等神性。9这就意味着国王在统治过程中要表现出神只应该具备的能力, 能够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中的正义和有序。新王国结束之后, 埃及社会进入动荡不安的第三中间期 (约公元前1069—前664年) , 古埃及本土人建立的王朝比较弱势, 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先后建立王朝统治。在后埃及 (公元前664—前332年) , 埃及一度出现复兴局面, 但紧接着又被波斯人征服和统治。公元前332年至公元642年, 埃及本土王朝再也未能复兴, 希腊罗马人持续统治埃及近千年。如此长时期的动荡和外族统治严重否定了国王可以确保宇宙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政治上被外来民族征服和统治, 文化上遭受外来文明的全面荡涤, 根本原因在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开始古埃及生产力落后于周围世界。早王朝时期 (约前3000—前2686年) , 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铜器。[28] (P. 200) 古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 , 埃及人开始较多使用铜器, 制作技术也有了改善。[29] (P. 88) 新王国时期进入古埃及青铜时代发展期, 制作青铜的技术有了提升。[30] (P. 162, fig. 119) 第18王朝时期的坟墓壁画还描绘了工匠们制作金器、工艺品等场面, 当然也有很多木质、石质和铜质生产工具保留下来。[31] (P. 194) 然而, 新王国时期的金属铜仍很贵重, 仍是重要的等价物。例如, 在第19王朝早期, 1个叙利亚奴隶女孩价值4德本1凯特银子, 买者要用6个青铜器皿、10德本铜、15件亚麻外衣、1件寿衣、1件毯子和1个水壶支付。[32] (P. 390) 这就决定了新王国时期古埃及的青铜工具仍然没有达到广泛使用的程度, 石头工具和其他工具仍占有较大比重。青铜器和石器工具并行使用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7世纪。

  西亚的赫梯早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期就已经使用了铁器, 依靠先进的生产力而成为能够与埃及帝国争夺霸权的强大国家。公元前1千纪前半叶, 西亚的亚述、新巴比伦、波斯等先后进入铁器时代, 国家实力大增, 成为强大国家。在埃及, 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铁质剑鞘是古埃及最早的铁制品, 但它很可能是赫梯人制作, 从米坦尼传入埃及的。从第25王朝 (约前747—前656年) 开始, 埃及人逐渐使用铁器作为生产工具;到第26王朝 (约前664—前525年) , 铁器在埃及流行起来。[28] (P. 464) 铁器的使用是第26王朝短暂复兴的重要原因。然而, 到公元前6世纪, 西亚的波斯帝国已经强大起来, 实力远远超过埃及, 最终埃及被波斯帝国征服。

  古埃及人因为较早地使用青铜工具而在公元前3千纪和2千纪获得相对快速的发展, 曾一度称霸东地中海世界。然而, 公元前2千纪末期和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 东地中海周围的赫梯、亚述、波斯等先后进入铁器时代, 埃及却在生产技术的改进方面落在了后面。生产力相对落后致使埃及国力无法与周围国家抗衡, 断断续续地成为外来人的统治领地。波斯人的统治和其造成的动荡进一步否决了埃及生产力恢复和快速发展的可能。希腊、罗马人占领和统治埃及后, 虽然实现了局势的安定, 生产力也得到了发展, 但希腊—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和相对先进的经济管理知识而成为埃及人实现政治和文明复兴的巨大障碍。可以说, 正是公元前2千纪末期和公元前1千纪上半期古埃及生产力的落后, 使得它在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结果埃及的神圣王权观念在这种局面下难以获得经济和政治支持, 很难沿着传统的方向持续发展, 最终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销蚀瓦解。

  总而言之, 从公元前2千纪末年开始, 古埃及人在生产技术的改进方面与近东其他地区相比停滞了下来, 这致使埃及社会生产力相对较低, 国家实力逊色于近东其他国家, 结果埃及不断遭受动荡以及外来人的入侵和统治。这期间, 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不断变更,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生产资料 (例如土地) 的占有关系或生产关系随之变动, 外来文化也不断传入埃及。古埃及人在遭受社会地位和社会生产关系不断变迁的同时, 还先后面对不同于自己本土文化的波斯文化和近东其他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切都在逐渐地使古埃及人的文化发生变化。本土文化的困境凸显出来, 越来越不能适应变化的历史情境, 埃及本土人因为丧失了统治地位而不能从政治和文化上对传统文化进行调整和改进, 因而本土文化被不断放弃, 外来文化逐渐被接受。最终, 埃及人在公元5-6世纪亲手销毁了本土文化。可以说, 公元6世纪古埃及本土文化的转变是由若干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复杂历史情境长期发展的结果。由此看来, 即使古埃及文化的某些因素 (例如对隼鹰的重视) 在当今埃及社会或西方社会还可以见到, 但它们并不是古埃及本土文化的主题内容, 从而不能作为否定古埃及本土文化退出历史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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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J.Ruffle, The Egyptians:An Introduction to Egyptian Archaeology,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31] John Baines and Jaromir Málek, Atlas of Ancient Egypt, Oxford:Equinox Ltd., 1984.
  [32] I.E.S.Edwards, et al.,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2, pt.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注释:

  1参见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81-489;Erik Hornung, et al., eds.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Leiden: Brill, 2006, pp. 490-495.
  2参见Cyril Aldred. The Egypti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p . 1;Averil Camero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37; Toby Wilkin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0, pp. 444-482.
  3语出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到当下》, 郭子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 第2页。英文原着可参Jason Thompson.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8, P. x。相似观点亦可见郭丹彤《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第5页。
  4 参见James P. Allen,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9。

  5 从资料集来看, 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初期, 官方的敕令、命令、法规、条例、司法审判文件、请愿书、税收收据等都是希腊文的文本;公元3世纪末期以后, 仍然很多这样的官方档案是用希腊文书写的。可参见G. P. Goold, ed. Select Papyri, vol.2, trans. by A. H. Hunt and C. G. Edga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129, 143, 301-306, 443-455。
  6 参见George Hart, 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Egyptian Gods and Godde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163。
  7 具体请参阅James P. Allen,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1, 175-177, 204-206;William Kelly Simpson, ed,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09-126;J.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4-5;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52-56.
  8 参见James P. Allen.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Atlanta: SBL Press, 2015, pp. 21-46
  9 参见Henri Frankfort, Kingship and the Gods: A Stud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Religion a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 and N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p. 51, 61, 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