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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大一统”史观探析

添加时间:2019-02-19 09:25

  摘    要: 大一统”最初是《公羊传》阐发的一种儒家思想, 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弘扬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他在《史记》中运用大量历史事实诠释了“华夷有别”“华夷同源”“华夷一统”的民族“大一统”史观, 对巩固历代统一政权、促进民族融合和维护国家一统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史记》; 大一统; 华夷有别; 华夷同源; 华夷一统;

  “大一统”是《公羊传》所阐发的一种儒家史观。公羊学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初从《春秋》“王正月”诠释“大一统”之义。《公羊传·隐公元年》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 (1) 元年即“君之始年”, 春为“岁之始”, 将“正月”系于“王”, 有“王者承天”的意味, 同时强调天下总系于周之一统。董仲舒发展了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主张“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并提出“君权神授”的观点, 从天命论的角度神化王权。从对“王正月”到“君权神授”, 公羊学家们的“大一统”理论其实蕴含着“尊王”意旨。公羊学还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说法。《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 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 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1] (417) 有论者根据“别夷夏”思想的经典表述, 指出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夷夏之辨”, 强调华夏本位[2] (106-107) 。

  司马迁曾拜孔安国为师, 学习《古文尚书》, 又跟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从师承关系上看, 他在经学思想上受儒家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史记·自序》中表述得也很明确:“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春秋》者, 礼义之大宗也。”[3] (3975-3976) 在司马迁看来, 《春秋》诚为拨乱反正、昌明礼义之作。如有论者指出的:“《春秋》之本, 则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礼义之旨。”[4] (192-194) 《春秋》宗周, 故采用周正, 它主张以周之礼制来统一天下, 这体现了对周天子的尊崇。公羊学派以《公羊传》为基础阐发春秋“大一统”思想, 强调“尊王”和“别夷夏”的观点。《春秋》的礼义观和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对司马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的《史记》在继承“大一统”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史记》运用大量历史事实诠释了民族关系上“华夷有别”“华夷同源”和“华夷一统”的“大一统”史观的具体内涵。

  一、“华”“夷”有别

  儒家非常重视封建等级秩序, 有根深蒂固的尊卑贵贱的思想, 在民族关系上亦是如此, 其“正统思想一再宣扬‘华夷之辨’, 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 贬称周边的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 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我国周边民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视为荒服之地。”[5] (420) 中原王朝则以华夏民族自居, 所贵者, 诸夏也, 所贱者, 夷狄也。《史记》中有关“蛮夷”的说法, 体现出“尊华夏, 贱夷狄”的思想倾向。其实这也是受公羊学“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影响的体现, 儒家等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渗透到司马迁的《史记》创作之中。

  从《史记》的体例编排看, 帝王入《本纪》, 诸侯入《世家》, 名臣和少数民族入《列传》, 反映出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秩序, 作者在《自序》中还提出“尊主卑臣”[3] (3968) 思想等, 都能表明司马迁是非常重视封建等级秩序的, 在民族关系上具体表现为“夷夏有别”和“贵诸夏, 贱夷狄”, 把四方少数民族贬称为蛮夷民族, 而中原王朝则以华夏民族自居。对华、夷民族的一尊一贬, 态度如此分明, 流露出大汉族主义色彩。强调“华夷有别”为司马迁《史记》民族“大一统”史观的一个重要内涵。

  首先, 将少数民族与人物个体等列为天子臣民。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 一共写了五篇少数民族史传, 分别记载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蛮夷”民族的历史。他把《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这五篇少数民族史传归入七十列传中, 这就把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少数民族等列为天子臣民。值得一提的是, “等列”不是“同等”和“平等”。司马迁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 突破严格的封建等级制而产生今日之民族平等思想。作者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少数民族实体列在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物类别中来叙述, 显然暗含了“降格”的意味, 即这些周边少数民族在司马迁的叙述视野中已经从民族身份降为个人身份, 质言之, 华夏民族政权的君主与少数民族是君臣关系, 统属关系一目了然, 以强化封建等级秩序, 维护中原王朝的统治, 服务“大一统”格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评论各家思想时就明确指出:“若尊主卑臣, 明分职不得相逾越, 虽百家弗能改也。”[3] (3968) 尊卑分明如此。
 

司马迁的“大一统”史观探析
 

  其次, 肯定“外攘夷狄”政策, 体现了“夷夏有别”观念。儒家强调“夷夏之辨”, 而“在政治基础上, 以华夏内部所形成的文化, 特别是‘礼乐文明’成为华夷区别的重要因素。”[6] (27) 按照这样的划分, “华夏”在文明程度上显然“优越”于“戎狄蛮夷”, 后者属于“野蛮”和“未开化”之民族。《史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匈奴形象的刻画:“苟利所在, 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 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 被旃裘。壮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馀。贵壮健, 贱老弱。父死, 妻其后母;兄弟死, 皆取其妻之。其俗有名不讳, 而无姓字。”[3] (3461-3462) 显然, 在司马迁看来, 匈奴野蛮凶残, 只知逐利不知礼义, 是“未开化”民族, 文明程度远不及“华夏”。《匈奴列传》对于匈奴的这段描述除了描述民俗民风外, 主要是叙述了匈奴与中原王朝战和交织的关系, 而且是战多于和。为匈奴这样一个不遵礼法、屡次违背契约、侵扰边境, 一直与华夏政权抗衡的强悍民族国家作传, 司马迁在《自序》中给出的理由是“欲知强弱之时, 设备征讨”, 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接受华夏文明的洗礼。

  显然, “野蛮”和“未开化”都是华夏民族站在文化制高点上、怀着文化优越感对其他民族做出的评判, “文明”和“野蛮”的解释权属于“华夏”, 这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华夏中心主义”色彩。对匈奴这个蛮夷民族“设备征讨”, 其实是汉代“外攘夷狄”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史记》中可以看出, 司马迁对“外攘夷狄”之举持肯定态度。司马迁说:“汉兴五世, 隆在建元, 外攘夷狄, 内修法度,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3] (3981) “外攘夷狄”与《春秋公羊传》的“尊王攘夷”一脉相承。

  无论是“尊王攘夷”还是“外攘夷狄”, 归根结底, 都是从华夏民族本位出发的。于逢春指出:“在华夷族群的互动之中, 夷狄与华夏族群均产生了异族 (族群) 意识, 自然产生了自我认同与他者意象。”[7] (22) 对于中原华夏民族而言, “蛮夷”是异族、是他者, “外攘夷狄”一方面是斥异 (排他性) 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又出自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心理, 是汉民族本位意识的外化形式, 也就是说, “排他”与“尊己”是相辅相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司马迁对“外攘夷狄”政策的肯定, 体现了他的华夏心理认同和汉民族本位意识。

  二、“华”“夷”同源

  从纵向来看, 《史记》是一部通史, 它以“大一统”为线索, 贯穿了从轩辕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 “大一统”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晰:黄帝以下为四帝 (帝颛顼、帝喾、尧、舜) , 接着是夏、商、周三代, 秦、汉王朝。从横向来看, 《史记》是一部全史, 以华夏民族为中心, 囊括了四方少数民族的历史, 包含着深厚的民族融合、民族统一的思想。

  除华夏族群外, 《史记》所载的黄帝子孙还有楚、吴、匈奴、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等蛮夷族群。正所谓“天下一家”。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 《史记》的民族同源、民族统一的思想烙印非常明显, 全书构筑起“华夷同源”、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纽带。

  《史记》述史起于黄帝, 以轩辕黄帝为各民族共同的祖先, 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 这一点无论是从纵向看, 还是从横向看, 都可得到印证。

  从纵向看, 从《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可以清楚地看到华夏族群的内部关系:五帝以后的四帝, 夏、商、周三代, 秦, 其祖先都可以追溯到黄帝, 他们都是黄帝的后世子孙:

  帝颛顼高阳者, 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帝喾高辛者, 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 生放勋……帝尧者, 放勋。

  虞舜者, 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 瞽叟父曰桥牛, 桥牛父曰句望, 句望父曰敬康, 敬康父曰穷蝉, 穷蝉父曰帝颛顼, 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3] (12-37)

  由此可知, 五帝时期, 黄帝以下的四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 尧是帝喾的儿子, 舜也是黄帝的后孙, 从黄帝到尧是五世, “昌意 (黄帝之子) 至舜七世”。

  夏、商、周三代宗室之祖———禹、契、后稷三者也都是黄帝的后世子孙。《夏本纪》载:“禹者, 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3] (63) 《殷本纪》载:“殷契, 母曰简狄, 有娀氏之女, 为帝喾次妃。”[3] (119) 《周本纪》载:“周后稷, 名弃。其母有邰氏女, 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3] (145) 而秦的祖先亦是黄帝的后裔。《秦本纪》载:“秦之先, 帝颛顼之苗裔孙, 曰女修。”[3] (221)

  从横向看, 四方的少数民族, 包括吴、楚、越、匈奴、朝鲜、西南夷等蛮夷族群, 他们的先祖也可以追溯到黄帝:

  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 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3] (1773)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 黄帝之孙, 昌意之子也。[3] (2027)

  越王勾践, 其先禹之苗裔, 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3] (2087)

  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3] (3461)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摇者, 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3] (3585)

  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 越王勾践是禹之苗裔, 闽越王及东越王皆勾践之后, 匈奴乃夏氏之苗裔, 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祖先都可追溯至黄帝, 也就是说, 中原华夏族群和四方的“蛮夷”族群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 “华”“夷”同宗共祖。可以说, 《史记》从血缘和伦理上成功地构建出“华夷同源”和“天下一家”的宗族谱系。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指出:“任何民族性、国民性或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 任何思想传统的形成和延续, 都有其现实的物质需要的根源, 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 我以为, 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8] (299) 确实, 这种血缘和伦理上的“华夷同源”和“天下一家”的宗族谱系构建, 对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民族认同感的确立, 对于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培育,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华”“夷”一统

  司马迁以黄帝为各民族之祖, 从族源上为华夏族群和“蛮夷”族群构筑了共同的血缘谱系, 说明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后代, 构建起“华夷同源”和“天下一家”的宗族谱系,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华”“夷”一统。

  首先,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建立一统和维护一统的历史人物大加赞赏。在《史记》中, 黄帝既是其历史叙述的起点, 也是第一个结束了部落混战局面、完成天下一统的帝王。《五帝本纪》记述了“神农氏世衰, 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 轩辕黄帝在阪泉之野大战炎帝, 三战得志;在涿鹿之野, 擒杀蚩尤。于是, “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代神农氏, 是为黄帝”, 自此, “天下有不顺者, 黄帝从而征之”[3] (4) 。

  《史记》对承卫天子、匡扶王室、维护国家一统的人大都赞赏有加, 予以“嘉”之评价;而对那些分裂“大一统”政治的作乱之人, 则持批判态度。这种褒贬分明的态度贯穿于整个《史记》之中, 在“世家”和“列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提出对“世家”的看法:“二十八宿环北辰, 三十辐共一毂, 运行无穷, 辅拂股肱之臣配焉, 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 作三十世家。”[3] (3999) 这里, 作者把君王比作北辰、比作车毂, 把人臣比作二十八星宿、三十辐条, 认为臣子应该如星宿环绕北辰、辐条插入轮毂支撑轮圈般侍奉君主, 拱卫王室统治。把帝王置于中央, 以股肱之臣与之相配, 这正是帝王中心论的具象, 鲜明体现了“大一统”史观“以君为尊”的思想。自孔子作《春秋》创制“春秋笔法”以来, 后世史着也常常“一字寓褒贬”, 身为汉代太史令的司马迁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太史公自序》在叙述三十世家创作原因时, 司马迁重复使用“嘉”字, 这是大有深意的。如:

  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 灭强吴以尊周室, 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3] (3988)

  嘉鞍讨周乱, 作《赵世家》第十三。[3] (3988)

  嘉武佐晋文申霸道, 作《魏世家》第十四。[3] (3989)

  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 作《韩世家》第十五。[3](3989)

  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 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3] (3989)

  汉既谲谋……嘉游 (楚王交字也) 辅祖 (高祖) , 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3] (3990)

  七国叛逆, 蕃屏京师, 唯梁为扦……嘉其能距吴楚, 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3] (3991)

  上述包括勾践在内的几位诸侯, 司马迁特将他们列入“世家”, 是出于对他们拥护君主、匡扶王室、维护中央统一的褒奖。在司马迁看来, 王室正统、君主地位是至高无上、不可撼动的, 各朝诸侯, 无论周汉, 他们都有尊崇天子、匡扶王室、维护中央统治的天职。

  相反, 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带头作乱, 虽贵为王侯, 司马迁却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把他们列入“世家”, 而是在“列传”中予以叙述, 显系降格处理。这种编排以及在文后的相关论赞之语, 暗含对分裂“大一统”政治、逆君犯上的历史人物的批判。

  其次, 司马迁将少数民族与个体历史人物等列为天子臣民, 纳入华夏政权的统治体系之中。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 将少数民族等列为天子臣民, 对推动民族融合、“华”“夷”一统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就体例而言, 司马迁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史传归入“列传”, 具有等列天子臣民之义, 以强化封建等级秩序, 维护中原王朝地位和“大一统”政局, 其实质是要在强调“华夷有别”和构建“华夷同源”谱系的基础上, 迈向更高的层次———宣扬“华”“夷”一统思想, 实现“以华统夷”“华夷同治”的目标。

  二是这些民族列传有着共同的主题, 即视中国边境的各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 同汉族人民一道走向统一, 借此说明“华”“夷”一统乃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如:

  汉既平中国, 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 纳贡职, 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 匝人斩澳, 葆守封禺为臣, 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 满收其亡民, 厥聚海东, 以集其藩, 葆塞为外臣, 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 而邓窄之君请为内臣受吏, 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3] (3996)

  在《太史公自序》中, 司马迁交代了为少数民族作传的原因: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这几个少数民族都已向汉称臣纳贡, 表明他们为天子的臣民, 愿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 表明各民族正在走向融合和统一, 最终会实现“天下同治”。

  三是司马迁主张“用夏变夷”, 实现天下一统。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 “用夏变夷”就是要用华夏文化来改造“夷狄”, 让他们接受中原文化, 使之“汉化”。南越、东越、西南夷等周边少数民族就是“用夏变夷”的成功案例。这些自觉接受“汉化”, 归顺于中原华夏政权的少数民族, 中原王朝予以优抚。对于匈奴这种不接受文明改造, 多次侵扰汉域, 破坏民族统一的“野蛮”民族, 司马迁的态度是“设备征讨”。显然, 他认为四方“蛮夷”应归附中原王朝, 服从华夏民族政权的领导和统治, “用夏变夷”的目的最终指向“以华治夷”。“用夏变夷”和外攘夷狄”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 构筑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治理体系和模式。无论“用夏变夷”还是“外攘夷狄”, 都是基于华夏民族自我认同心理, 是汉民族本位意识的外化形式。

  当然, 这种“以汉为尊”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是有局限性的。每个民族产生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也会产生异族 (族群) 意识和他者意象, 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华夏民族自我认同心理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以汉为尊”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理由。各民族文化有差异, 发展进程有快慢, 但彼此应该是平等且互相尊重的关系, 不能因为本民族文明程度高就以己为尊, 从本民族的文化出发, 要求其他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民族抛弃其原有民族文化特性与汉族文化趋同, 并服从较高文明程度民族的意志和统治。这不但不利于不同民族平等交流与融合, 还容易助长大汉族主义的不良风气, 助长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居高自傲、闭关自守等狭隘倾向。

  司马迁继承与发展了《春秋公羊传》大一统之义, 在《史记》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诠释了民族“大一统”史观, 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对于维护中国版图的完整统一、推动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统一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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