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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实践和理论探讨

添加时间:2019-03-26 09:15

  摘    要: 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课题。本文以时间为脉络, 从国家的经济管理实践和政府政策的视角, 对中国70多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演进进行梳理, 认为这一理论最早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 形成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 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以国家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呈现出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实质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协调发展。21世纪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因此,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在经济领域的实践探索成果, 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探索成果, 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探索成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和形式未来也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 国民经济; 综合平衡理论; 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协调发展;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balance theory of nation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 past 70 year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theory originated in the 1940 s, formed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and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in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presented in the macro-control theory. The essence of this theory can be explained as overall consideration,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as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hich are the guida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21 st century. Therefore, the comprehensive balance theory of national economy is not outdated, but is taking on a new look. Th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uling law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conomic field. It's also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theor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continue develop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ture.

  Keyword: national economy; comprehensive balance theory; overall consideration;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指国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 使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供求规模、比例、效益和速度相互协调。学界一般认为, 陈云是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提出者。本文以时间为脉络, 根据中国共产党管理国民经济的时代特征, 分四个阶段, 梳理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践与理论的具体内容, 在此基础上, 提炼中国70多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实践经验对当代的启示。至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将另文详述。本文认为,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没有过时, 并且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法宝, 即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科学发展、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市场调节的作用, 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发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仅包括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两大部类的综合平衡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及其各自内部的综合平衡) , 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平衡, 经济供求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 还包括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格局、个人和集体与国家的财富分配格局, 以及中央与地方、一二三产业、城乡、区域、经济与国防、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等之间的平衡关系。21世纪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是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实践和理论探讨
 

  从时间维度看,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我国经历了萌芽阶段 (20世纪40年代—1955年) 、形成阶段 (1956—1977年) 、发展深化阶段 (1978—1992年) 、转型创新阶段 (1992年以后) 等阶段。在不同阶段,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践和理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内容和特点, 但核心都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科学发展、协调发展。下面就从这四个阶段出发对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实践和理论进行梳理, 并说明它的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

  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1955年, 其最大背景是战时国民经济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主要服务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方面是如何发展解放区的经济, 保障战时需要;另一方面, 面对新接手的解放区和全国的解放, 巩固战争胜利的果实、恢复经济建设, 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物质基础。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管理专家在管理国民经济的实践中摸索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一)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20世纪40年代, 如何管理多种货币发行背景下的解放区经济, 如何稳定经济、发展生产、保障战时供给, 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当时,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管理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经济管理的实践中摸索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

  1.陈云在经济实践中形成统筹财政、金融、贸易, 通过市场实现供求总体平衡经济发展思想

  陈云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孕育, 经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逐步有了雏形。陈云提出了“全盘筹划”“适当的比例”1等核心概念。他提出, “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 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 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 “军火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各搞多少, 要有适当的比例”。随后又提出了“平衡”2的概念。这一时期的综合平衡实践体现在他的《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 (1944) 、《怎样做好财政工作》 (1945) 、《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 (1948) 、《接收沈阳的经验》 (1948) 3等文稿中。这一阶段, 陈云先后负责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面对物资相对匮乏、财政赤字巨大、物价波动大的战时严峻经济形势, 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统筹贸易、金融、财政工作, 使三者密切配合的思想。贸易方面对外统一管理, 对内自由贸易;金融方面控制货币发行量, 利用法币币值与金价波动充实黄金储备;财政方面强调生产、收入, 缩减开支, 增加财政积蓄;在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物价方面, 利用粮食价格差, 吸引粮食流入, 避免粮食流出。以上这些措施的实施, 使边区的财政收支平衡有余, 对外贸易出超, 金融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粮食供应充足, 不仅保障了军民之需, 而且为大反攻积蓄了力量。这一时期实施的这些措施, 分别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进行调节, 基本上使总供求在经济总量上平衡, 恢复了战时的经济紧平衡。这些经济实践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孕育了雏形。

  随后, 针对解放战争的形势, 陈云先后发表《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1949) 和《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1949) 等, 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一是发展生产, 增加供给, 解决总量失衡、求过于供的问题。陈云向财经工作人员指出:“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 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 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 就是发展经济。”4二是力争财政收支平衡, 减少财政赤字发行, 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他指出:“如果赤字不大, 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 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 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 5三是树立人民币信用, 使其占领市场, 降低货币流通速度, 减轻市场抢购压力。他说:“例如东北, 随着物价由不稳定达到相对稳定, 许多商业投资转到了生产领域, 同时钞票的储藏性能增加了, 这样, 货币的周转减缓了, 市场上感到筹码不足, 需要增发票子。发行的结果, 物价并未上涨。”6在当时物资缺乏的背景下, 恢复和发展生产、防止财政赤字、管理好货币发行, 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方法。这些经济实践为陈云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积累了经验、丰富了内容、奠定了实践基础。

  2.王学文、薛暮桥提出货币发行的“物资本位”原则

  王学文 (1895—1985年) 在任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期间, 针对当时“边币”和“法币”关系的诸多争论, 提出边币是与“法币”斗争的武器, 发行边币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以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手中掌握的物资为基础, 绝不能以“法币”为基金, 否则将陷入被动, 在“法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 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1947年, 王学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央财经部研究室主任时, 与薛暮桥一起纠正了出口物资换回法币的错误做法, 主张解放区的农产品和食盐要换回必需的工业品。7

  薛暮桥 (1904—2005年) 在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主持新成立的工商局时, 为了避免在法币严重通货膨胀中遭受损失, 领导山东解放区发动了一场对法币、伪币的货币战争。薛暮桥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要稳定物价, 必须禁止法币在解放区流通, 让北海币独立自主占领市场;同时, 在接壤地区, 由银行参照黑市价格和对外贸易的供求状况, 灵活规定两种纸币的兑换牌价。山东分局采纳了薛暮桥的意见, 宣布从1943年8月起停止使用法币, 山东的物价随之下落。薛暮桥认为, 物价下落对人民也不利, 此时正值秋收季节, 谷贱伤农, 于是决定增发北海币。在经过几次对货币发行量的调整, 并与对敌贸易斗争中的物资吞吐紧密配合后, 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成功。在全国陷入法币和伪币恶性通货膨胀的环境下, 山东解放区的物价保持了相对稳定。薛暮桥认为, 纸币是没有价值的, 只是一种价值符号, 流通中纸币发行量的多少会引起物价的波动。纸币的流通最终是以商品流通为基础, 由商品流通决定的, 流通中的商品 (物资) 是发行纸币量的决定因素。后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1945年到山东解放区访问时, 发现山东解放区既无黄金储备, 也得不到美元 、英镑的支持, 经济条件远远落后于法币、伪币流通的地区, 北海币竟然战胜了法币、伪币, 实现了解放区物价稳定, 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薛暮桥告诉他, 山东解放区采取的是“物资本位”, 政府用生活必需品充当货币的发行准备, 并控制货币发行量, 使它不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每发行1万元货币, 政府至少有5 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 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 平抑物价;反之, 就增发货币, 收购物资。这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新发明”。关于货币与物价的基本观点和管理框架形成后, 薛暮桥将其运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统一财经和货币稳定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的物价稳定政策和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设计中, 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出了杰出贡献。 (8)

  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人在战时条件下, 统筹财政、货币、贸易三大系统, 通过利用多边市场实现解放区的经济总体平衡, 是一种开放体系下的宏观经济平衡理论, 在世界经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王学文和薛暮桥提出的货币发行的“物资本位” (一篮子重要商品) 理论是一项重大的金融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 在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雏形的成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国内商品供给不足, 物价不稳, 通货膨胀严重,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 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稳定”是国家经济工作的总方针。陈云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 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大‘战役’:统一经济, 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式到最后完成。”8

  这一时期, 陈云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领导人, 在财经实践中形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管理的基本框架和理论雏形。1950年期间, 在全国财政工作统一的背景下, 陈云又提出了“财政收支不平衡”。91954年6月3日, 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 陈云对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问题、财政收支方案、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进行了详细阐释, 对“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技术力量的需要和供应不平衡”等进行了说明, 初步形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管理框架和理论雏形。在理论上, 陈云认为,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循的, 但是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 在各个国家, 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 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 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 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 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 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 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 因此, 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 就是工业, 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 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 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 齐头并进是进步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 但可以过得去, 不至于破裂”。10

  总结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践和理论的内容, 主要包括财政、货币、贸易、物资四者综合平衡, 农轻重产业结构的综合平衡, 通过行政手段, 借助经济手段和市场条件等措施实现。陈云、王学文和薛暮桥在这一时期经济实践中给出的对策, 不约而同地体现了综合平衡思想。陈云注意到了贸易、财政、货币、物资供应对经济稳定和恢复的重要性, 王学文、薛暮桥利用“物资本位”发行货币的思想指导实践, 实现了物价稳定和供求总体平衡。可见, 当时在相似的经济环境下, 他们想到了相似的对策, 并且取得了成功, 这些实践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第一手的成功经验。同时,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财经工作逐步实现统一, 这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提供了基本条件, 通过物资本位发行新货币、从总供求两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一经验, 对当前外汇占款过多导致的货币增发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历史启示。

  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这一阶段 (1956—1977年) 在时间上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到改革开放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期, 国民综合平衡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逐步成型,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 被写入宪法。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发展从不平衡到综合平衡持续探索, 以毛泽东、陈云、薄一波为主要代表, 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管理框架。

  这一阶段的大背景是, 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60年前, 依托苏联的援助进行国民经济建设;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 中国面临两个核大国的政治讹诈、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 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封闭建设的国际环境之中。

  (一) 毛泽东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总体性贡献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听取了34个部委的报告后, 在总结苏联经验并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 形成了着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 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提出了理论上的系统思考, 就新中国处理好政治经济关系、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平衡关系, 从整体主义和全局观出发, 提出了总体性的认识框架, 形成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认识。

  关于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认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 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 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因此, 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 但是, 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认为国防与财政、经济建设是辩证发展关系。提出国防支出的比例问题, 认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 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他说, “一九五○年, 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 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 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 多开些工厂, 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因为还有敌人, 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 因此, 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提出, 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厂、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 都必须兼顾, 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 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 目前要注意的是,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 人口这样多, 情况这样复杂, 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 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把地方卡得死死的, 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发展工业, 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 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 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 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 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毛泽东认为, 十大关系, 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 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 直接的、间接的因素, 全部调动起来,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 毛泽东突出强调从全国出发, 从全体人民出发, 从中国的工业化出发, 进行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使各种计划相互配合。1956年11月13日, 毛泽东又提出“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12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思想。他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 是指对于六亿人口 (当时全国总人口) 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 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 千万不要忘记。……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 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有困难, 这是矛盾。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 灾荒问题, 就业问题, 教育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 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 以及其他各项问题, 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 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 同各方面的人协商, 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14) 1957年10月9日,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问题》中专门就“综合计划问题”指出:“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 还有工业计划, 商业计划, 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 完全有必要, 兜起来相互配合。” (15) 1958年1月,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中, 毛泽东提出研究积累和消费的两个比例问题, 即“ (十五)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合理, 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 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 (16) 1958年3月,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 原则和苏联相同, 但做法有所不同, 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 工业和农业, 沿海与内地, 中央与地方, 国家、集体和个人,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用在和平时期要少, 行政费用在任何时候都要少。” (17)

  在“大跃进”运动的前期 (1956年至1958年11月前) , 毛泽东主张以“积极平衡”论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认为综合平衡是一种保守的态度, 应该批评反对。随着“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 毛泽东果断从压缩钢产量高指标入手, 调整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指标, 到1959年放弃积极平衡论, 代之以综合平衡。1959年6月11日, 在《经济建设是科学, 要老老实实学习》中, 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要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 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 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13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 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 平衡是个根本问题。”14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 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理论认识和阐释, 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 上升到了哲学和经济学的高度。

  他说:

  恩格斯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 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 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 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 不要有个过程, 不要经过成功的失败的比较, 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 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是不平衡得到调节, 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 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 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 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 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保持比例, 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 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 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 这种矛盾是经常的, 永远存在的, 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 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 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 经济发展了, 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 干部太少, 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 这就促使我们多办学校, 多培养干部, 来解决这个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计划发展有平衡, 也有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 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 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着, 例如, 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 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 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 没有了不平衡, 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 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各方面、各部门的各环节都存在, 不断地产生, 不断地解决。15

  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中,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的综合平衡进行了辩证论述。他说: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 作为纲, 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 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 不平衡是绝对的, 平衡是相对的, 如果只有平衡, 没有不平衡,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 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 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 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 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 资产阶级工业革命, 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 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 也不是上层建筑革命以前, 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 生产关系搞好了, 上了轨道了, 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 生产关系的革命, 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16

  在这里, 毛泽东突出了改变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 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17 因此, 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等矛盾和问题, 如果正确解决, 就转变为发展的动力。这个认识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尤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关于发展中的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 毛泽东说:“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 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 总还有另外的原则 (比如精神鼓励) 。同时, 物质利益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 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 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公是对私来说的, 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 不能有公无私, 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个人利益是集体的一分子, 集体利益增加了, 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18

  毛泽东的综合平衡思想的形成受到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影响,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中《论十大关系》是很多次调研座谈会内容的结晶, 它的突出特征是“统筹兼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抓主要矛盾, 协调发展” 。

  (二) 陈云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系统化贡献

  陈云作为党内长期主管财经的领导人, 经过在苏联学习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 经过战争年代、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一五计划”的财经管理实践, 在1956年后的财经管理中, 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进行了具体化和系统化的发展。

  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是建立在生产供给不足的经济发展大背景之下的, 在时间维度上以短期或短线为主, 在理论上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相互关系的原理, 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础, 认为财政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认为物资、财政、货币信贷三平衡, 物资、财政、货币信贷、外汇四平衡是综合平衡的基本条件;在不同阶段提出紧张综合平衡理论和短线平衡理论, 综合平衡要充分利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 国民经济的主要供给要以计划发展为主, 满足人民的多样需求要以市场为主。在综合平衡原则上, 陈云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方式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即人民生活是第一位的。

  陈云认为, 综合平衡发展要抓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 要重视“打好基础”, 尤其要抓住农业、能源、交通、科教四条短线或四个薄弱发展环节。如果这四条“短线”不赶上去, 比例不合理, 就难以协调地、较快地发展。陈云认为物资平衡, 即保障供给是第一位的。这在供给不足的发展背景下无疑是正确的。他主张财政平衡, 反对赤字;主张信贷平衡, 反对通货膨胀;认为赤字和通货膨胀都有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陈云认为, 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财政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直接制约着其他分配形式, 如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企业财务分配等;财政分配制约生产, 包括财政投资总额制约建设规模, 财政投资结构和分配结构制约生产结构;财政分配制约交换;财政收支直接关系农民收入和职工工资收入。在财政预算上, 陈云认为, 预算不是单纯的收支计算与管理问题, 而是国家政策的体现, 必须体现国家的政治路线、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和文教、卫生、科技政策;预算分配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要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分清主次、按比例分配投资, 同时要收支平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反对冒进和保守。这些认识和观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疑是正确的。

  1957年1月, 陈云发表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 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 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 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 排队使用;购买力的提高应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要和财力物力之间平衡, 不单要看当年, 还要瞻前顾后;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包括重轻农的投资比例等。”19这些观点的提出, 标志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形成, 被后人称作“三大平衡”。此时,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特点可以称作紧张综合平衡, 物资的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 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 “原材料的供应, 宽裕时不发生问题, 紧张时便必须有分配的顺序。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 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 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 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20“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 陈云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多、快、好、省”要注重“好”, 并不断反省总结“大跃进”时期的问题, 注重调查研究。1962年, 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中, 陈云总结了当时经济失衡的表现:粮食生产下降;基本建设规模超过物力财力, 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货币发行太多, 通货膨胀;物资少, 货币多, 投机倒把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如何回到经济综合平衡?陈云认为, 首先要集中统一全国财力物力, 利用五年时间恢复, 之后发展经济;控制货币发行, 增加生产, 回笼货币, 打击投机倒把, 必须尽快“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 制止通过膨胀”。21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1962) 中, 陈云在总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就综合平衡进行了专题讲述。他指出:“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 牵涉到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 什么是消极平衡, 认识是不同的。我以为, 现在首先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 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他说:“我的看法是, 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 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 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 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 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 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所谓综合平衡, 就是按比例;按比例, 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 只要缺一部分配件, 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 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 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 生产一百万吨钢, 就要相应地有近五百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 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 缺一样都不行, 数量少了也不行。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行。”“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 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 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结果, 建设项目长期拖延, 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 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 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 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 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 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 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 使供求相适应。”22在明确了短线综合平衡的基础上, 陈云进一步提出要增加工农业生产, 保证商品供应与购买力相适应, 从而保证市场稳定, 预防通货膨胀。

  此时, 陈云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内容上概括为物资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 其中, 物资生产供应是综合平衡的基础, 财政收支是保证综合平衡的关键;国家的经济计划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主要方式;时间上必须从现在开始, 开步走就要综合平衡, 按短线平衡;从社会经济方面表现为生产供给增加, 商品供应与购买力相适应, 社会经济稳定、经济结构符合比例。

  (三) 薄一波对综合平衡理论的具体探索

  薄一波从1949年协助陈云负责财经委工作, 并担任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开始, 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 薄一波作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的讲话。他在总结一五计划时期的经验的基础上, 对国民收入和积累、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国家预算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三种比例关系进行系统阐释, 提出 “二三四”原则, 即“在通常情况下, 积累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0%, 或略高一些, 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0%, 或者略高一些, 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在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不低于40%, 或略高一些”, “这样既能保障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 又能保障人民的生活逐步提高”。23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

  此外, 李富春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出了“综合平衡”。他指出计委会“要对国民经济中互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也就是说在“成本和物价”“经济和财政”“工业和农业”“生产和流通”“积累和消费”“物资供应和物资储备”等各有关方面之间要进行综合平衡和全面安排。24

  总之, 这一时期的综合平衡实践与理论, 在宏观上, 毛泽东强调整体主义和全局观, 从全国出发考虑综合平衡, 统筹兼顾;在经济计划上, 陈云强调短线平衡或短期平衡, 即短期计划应该保证总供求平衡;综合平衡的核心是按比例发展, 包括农轻重社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以及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建设规模与国力之间的关系、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国民经济内部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实现的手段, 以国家计划调节为主。这标志着我国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

  这一时期的综合平衡是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 已经具备中国自身的显着特征。因为有实践的土壤和创造性探索, 在中国特定的发展条件、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下, 形成了中国综合平衡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除了探索综合平衡的性质、哲学依据、实现手段、遭到破坏的后果及原因分析等, 综合平衡理论的出发点更加明确, 技术可操作性变得更强, 在注重社会宏观经济总供求数量与结构平衡的同时, 更注重其背后的财政收支运转的可持续性, 并将财政平衡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深化

  这一阶段 (1978—1992年) 在时间上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民经济的管理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25以国家计划和行政协调为主、市场为辅, 强调多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 经济上实行价格双轨制。1981年,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 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明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发展原则, 随后又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写进了新修改的宪法中。1984年,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越是搞活经济, 越要重视宏观调节, 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 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 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 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调节市场供求, 调节对外经济往来, 等等。”1989年,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 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 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 “合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也是改革, 而且是更加艰巨的改革”。

  陈云对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计划与市场结合论、“鸟笼论”, 强调中央的经济权威对政治权威的基础性作用、财政平衡在综合平衡中的基础地位。他指出:

  (一) 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二) 一九一九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 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

  六十年来, 无论苏联或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 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 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 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调节。现在的计划太死, 包括的东西太多, 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又与市场脱节, 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 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 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 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三)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 (1) 计划经济部分 (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 (2) 市场调节部分 (即不作计划, 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 但又是必需的。既掌握了政权, 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 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

  (四) 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 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 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 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五) 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 而且人口多, 耕地少。“农轻重”的排序, 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六) 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 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长, 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 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他提出:“从长期来看, 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才能把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 考虑国内投资能力, 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26

  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 讲了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 包括“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 按计划办事”。27

  陈云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比喻为“鸟”与“笼子”的关系。陈云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 效果显着。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 ‘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这么好的形势, 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 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 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 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 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 鸟不能捏在手里, 捏在手里会死, 要让它飞, 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 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 那末, 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 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 在国家计划指导下, 也可以跨省跨地区, 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 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 ‘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 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 搞活经济、市场调节, 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 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28

  陈云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 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 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永远不要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 几大平衡中, 最基本的, 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 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他指出:“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说过, 六十年来, 无论苏联或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 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 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 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 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 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 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29

  在研究方法上, 陈云主张对待工作要实事求是, 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 的十五字唯物辩证法研究与工作方法。30

  薄一波也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总结和思考, 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尤其是对积累占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的“二三四”原则进行了重新认识和修订。他提出:

  国民经济的发展, 必须在经常不平衡里边力求平衡, 这就是我们说的经济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 就是要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比例关系, 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还有煤炭、电力、石油、运输和其他部门的关系, 科学文教事业和整个经济建设的关系, 特别是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重、轻、农的关系, 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基本的比例关系, 过去多年处理得不协调, 主要是我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在理解上和实践上存在不少问题。

  编制国民经济计划, 要安排好财政、信贷、物资这三个方面的平衡。

  做好综合平衡, 要求我们合理安排积累占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 求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比例数字。如果破坏了合理的比例关系, 比如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 主观地要求高积累、高指标, 就会造成经济失调, 想快反而慢, “其进锐者其退速”, 并且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是多次吃过这个苦头的。

  现在, 根据我们的经验, 也根据国际的经验, 主要是苏联的、东欧国家的经验, 也考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关系, 总的来看, 积累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比较合适。我在一九五六年提的那个百分之二十或者多一点, 今天看来可能提得低了一些, 以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为宜。从我们的统计表上看, 过去这些年, 凡是保持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当;凡是超过这个百分比, 特别是超过得很多的时候, 经济上总是发生波折, 发生困难。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这个比例, 不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也是主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 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大体上以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为宜, 不要太高了。当然, 太低了也不好, 也是错误的, 本来有力量做而不拿出钱来做, 我也不主张这样干。但是, 太高了, 力所不及, 破坏了上面所说的三个平衡, 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调,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在这个问题上, 陈云同志再三再四强调一定要保持三个平衡, 财力物力的分配必须先安排好生产的需要, 安排好市场的需要,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用之于基本建设。大约在一九五五年, 毛主席提出过五条财政方针, 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后来又增加了几个字, 有多少钱和多少物资办多少事。因为这有个物资平衡的问题, 如果破坏财力、物力的平衡, 那是要吃苦头的, 而且我们确实吃过很多苦头。

  可是, 对于这一点, 并不是所有同志都重视的。现在, 也有人吹凯恩斯的主张, 要搞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理由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办法都取得了效果, 我们为了抢时间, 争速度, 也可以冒一点风险。打赤字还是搞预算平衡?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 不应当搞赤字预算。打赤字, 少许有些也是难免的, 但打多了, 就要多发票子, 就要发生通货膨胀, 必然影响建设, 影响人民生活。现在, 人民群众对通货膨胀, 对物价已经有很多意见。不控制物价, 大量发票子, 后果很危险。当然, 现在国家已经三令五申, 采取措施来稳定物价, 安排市场, 并且在财政上千方百计增收减支, 大局可以稳住。总之, 还是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正确方针, 不能搞赤字预算。31

  薄一波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 就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认为之前提出的“二三四”的比例关系依然非常重要, 并提出这三个比例可以略作变动:“积累率保持在25%左右为宜, 但不能超过30%;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30—33%较为适宜;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能太大, 以37—38%为宜, 最多不能超过40%。同时, 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 ……财力要适当集中, 要形成一个拳头, 过于分散不利于建设。”32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后提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任务很多, 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 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 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 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 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 ‘骨头’和‘肉’ (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 比例失调, 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建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 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 不能单打一。”33 后来又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意识形态) 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作为宏观调控应遵循的原则, 实施措施更加具体, 对价值规律的作用更加重视, 而且在认识上更加深化, 已经不局限于经济总量、结构平衡, 开始关注动态协调等深层次内容。

  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创新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 (1992年至今) 在时间上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国民经济管理从以计划和行政为主向以规划和市场为主转型。在政策层面, 表现为综合平衡政策向宏观调控政策的演进, 政策目标从增长、财政、货币、物价、物资扩展到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区域发展平衡、经济与生态平衡等, 开始从重视数量向更加重视质量转变。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方面仍然通过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规划和产业政策等调控经济, 另一方面吸纳借鉴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理论、方法、政策工具, 开始更多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以市场方式进行宏观调控, 探索开放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

  (一) 体现在党的报告中

  1992年, 中共十四大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 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 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强调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提出“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 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 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1995年9月28日, 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 江泽民同志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几个带全局性的重大关系, 即需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十二大关系:“第一,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 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 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四,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第五,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第六, 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第七, 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第八, 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第九, 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第十,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十一,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第十二,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34

  1997年, 中共十五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 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都提出, 要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 “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7年, 中共十七大提出, “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 提高宏观调控水平”。2012年, 中共十八大提出,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35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36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致力于调结构、补短板、促增长、保稳定,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实施“三降一去一补”、精准扶贫、环境污染防治、金融风险防控, 决胜全面小康, 开启了综合平衡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二) 体现在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或规划37中

  五年计划或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 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 明确政府工作重点, 引导市场主体行为, 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比如, “八五计划”就规定1991—1995年我国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 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 (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综合经济效益、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财政和信贷) 、主要经济部门发展的任务和政策、地区经济发展的布局和政策、城乡规划、科技教育发展、精神文明与法制建设。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 未来五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除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外, 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避免出现大的波折, 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 特别是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的各自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在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方法上, 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 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计划管理必须自觉遵循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 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规约束下发挥作用。大体来说, 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总量控制、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调整, 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等, 主要发挥计划作用;企业大量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性技术改造和小型建设, 主要由市场调节。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 把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恰当结合起来, 中央要兼顾和协调地方利益, 地方要考虑全局的利益。在收入分配上, 继续贯彻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38

  “九五计划”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实现经济总量基本平衡,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体包括: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 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采取有效政策,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努力保持物价上涨幅度低于经济增长率, 通过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增加粮食等紧缺产品的有效供给、降低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抑制生产流通环节的涨价因素等方面理顺价格关系, 同时, 通过法治机制建立健全规范市场价格;在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上, 保持合理投资规模, 对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实行双重调控, 集中力量保重点, 实行投资的合理分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财政收支上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做到财政收入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 逐步减小财政赤字, 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在信贷收支上, 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严格控制货币供应总量, 根据产业政策和信贷原则优化信贷结构, 提高贷款质量, 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财政支出, 加强金融监管, 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国际收支方面, 经常项目中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 非贸易往来力争减少逆差, 资本项目在借贷资本略有逆差的情况下, 通过吸引直接投资, 保持适当的顺差。外汇储备有所增加。39

  “十五计划”针对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地区发展不协调, 科技、教育落后, 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 就业矛盾尖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不平衡问题, 提出:我们坚持发展, 实行扩大内需方针, 坚持速度和效益统一, 坚持调整结构为主线, 把调整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 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保证科技和创新的动力, 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把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等同经济协调发展, 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规划中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总要求, 即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努力扩大对外贸易,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 引导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扩大就业规模,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40

  “十一五规划”41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对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 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 能源资源消耗过大, 环境污染加剧,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等挑战, 提出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要坚持以人为本, 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落实“五个统筹”, 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规划中明确了接下来“五年的工作, 要把握全局, 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特别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也有可能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既要继续扩大投资需求, 保持固定资产投资以合理规模和速度增长, 更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 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 要继续拓展国际市场, 扩大国外需求。要把扩大国内需求和合理利用国外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 必须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 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以引导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任何国家都有宏观调控, 我国搞好宏观调控尤为重要。三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国家大, 各地情况不同, 发展很不平衡。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在制定方针政策时, 要考虑全局利益和长远发展, 也要照顾不同地区的特点和利益, 区别对待。地方要充分发挥各自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地制宜做好工作, 但必须维护和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 自觉顾全大局, 这就是贯彻全国‘一盘棋’的要求。四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 必须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五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42

  “十二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明确重大政策导向:“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 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确保工农业、城乡发展协调关系;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推动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 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 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 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健全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 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43

  “十三五规划”是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更加复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制定的。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 规划提出了新发展理念, 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 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规划还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深化改革, 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立足国内, 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44

  通过上述对六个计划/规划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始终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2003年7月28日, 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创新的综合平衡理论应对各种经济社会不平衡问题, 即“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论是统筹兼顾。这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综合平衡思想的重大发展与创新。中共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中共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

  总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 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的不断呈现, 经济发展中出现新的不平衡问题。如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的不平衡、外汇占款导致货币发行的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城乡区域发展不平、国内与国际不平衡等,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 背景更加复杂多变, 进一步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作用有机结合成为亟须进行理论综合创新的时代课题。

  五、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诸要素组成的整体系统, 并遵循一定规律而演进发展。社会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作用。只有社会各方面关系协调、平衡, 整个社会才能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作为社会这个系统中的物质基础, 只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保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进而为整个社会有机体不断提供物质养分, 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一)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 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是社会化扩大再生产条件下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

  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政策的发展与创新成果也体现、凝结在新中国的四部宪法中, 即“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四部宪法都突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针是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五四宪法”第十五条规定,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 使生产力不断提高, 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七五宪法”第十条规定, 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 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七八宪法”第十一条规定, 国家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 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 以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中,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八二宪法”第十五条规定,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第十四条规定,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 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八二宪法”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后, 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完善宏观调控。同时, 四部宪法都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务院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由上述对宪法演进的分析可见, 我国一贯由国家统筹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

  中国的经济理论扎根于中国的实践。新中国七十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 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 则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反之, 当经济比例失衡时, 经济发展往往受阻、跌宕起伏。陈云、王学文、薛暮桥、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国家经济发展事业领导人, 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 总结提出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是中国经济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他们就有意识地按这一规律认识经济问题, 对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 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 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规律, 经济就会发展, 否则, 经济发展就会受阻甚至倒退。这一实践和理论的互动过程, 形成了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 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求按比例发展, 这是客观规律, 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 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从实现路径上, 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 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 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 不断深化和扩展, 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我们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 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 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综合平衡理论萌芽于新民主主义时期, 形成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 发展创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期。可见, 这一理论并非只适用于计划经济时期, 而是生产社会化条件下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律。黄达指出, “改革开放后全面地接触了西方现代经济学, 进一步理解了陈云同志开创的‘综合平衡理论’, 其本质目标是追求宏观经济的动态协调和均衡, 并把它视为经济发展所必须时时把握的最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综合平衡理论’的核心, 是把宏观经济的协调与均衡理解为人们必须尊重的客观进程, 是客观进程本身的内在规律性。这是对现代经济核心问题的理论概括, 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一理论实际是在计划体制条件下, 用当时我们民族的术语和概念, 论证了现代经济总供求均衡这个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命题。这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理论——既不是来源于西方经济学, 也不是来源于苏联——苏联当时并未提炼出这样的论断”。45

  (二)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各方面按比例合理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要求。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经济危机强制实现,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或规划、宏观调控与价值规律相结合实现。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 才能使整个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关于如何才能实现两大部类以及部类内部各企业之间按比例协调发展,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国家计划为主, 另一种是市场经济为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单独由一种方式调节经济, 存在缺陷。单纯依靠国家计划, 以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为例, 实践证明, 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调节经济的结果是对微观经济主体管得过多过细, 而使整个经济死板, 缺乏效率。单纯依靠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经济, 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为例, 事实证明, 市场机制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 最终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到一定程度, 只能通过经济危机的强制方式解决。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虽然国家的高度集中计划调节占主导, 但有关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只有在自觉遵守价值规律的条件下制定计划, 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才能更好地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比如陈云、薛暮桥等人的早期经济实践, 以及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 都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很好的时候, 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改革开放后, 尤其“八五”时期以来, 从国家总体规划层面, 我们一直将价值规律和国家的计划调节相结合, 从总体上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经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检验, 尤其对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将国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 才能更好地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三)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践与理论的当代启示

  理论是历史的产物,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在1978年以前,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从相对封闭、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进行管理, 以实物和财政为主, 在国内市场上实现, 财政信贷统一平衡的主要问题是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问题。1978年以后,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从相对开放到全面开放、从供不应求到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管理, 以计划与市场、财政和金融配合为主,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国有和民营两大主体间统筹,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上更加复杂, 宏观指标不仅关注财政、金融、贸易、外汇总量与结构平衡, 而且关注增长、稳定、就业、物价等多重目标, 强调经济、社会、科教、生态等协调发展。这个演进过程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些启示。

  启示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基础上, 通过经济计划、规划和宏观经济调控使国民经济达到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 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因此, 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行为主体是政府, 而且只有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国家的财经管理工作条件下才可能实现。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均是政府作为主体来调节宏观经济, 达到经济综合平衡。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主体, 其在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其行为直接影响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 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中央政府通过统一调拨全国物资、财力、人力, 按照计划, 分轻重缓急, 配置资源, 在资源紧张的条件下达到相对均衡, 即物价波动较小、物资供求较一致、财政收支平衡、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经济平稳增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随着科技和生产力发展, 商品从短缺到过剩,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 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演进和转化, 要做到经济综合平衡, 既要以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为主导, 又要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 实现政府财政、金融、贸易、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 还要从根本上做到政府、企业、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综合平衡, 实现社会财富分配、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

  启示二:在不同经济条件下,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目标与内容的设置要与时俱进。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同, 不平衡的内容和形式不同。在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 物资严重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 综合平衡的目标就是通过掌控物资来调控市场, 达到物价稳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目标;同时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达到物资供求均衡。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 综合平衡包括三大目标:一是统一财政收支进而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二是控制货币发行、增发公债, 达到金融收支平衡;三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 达到对外收支平衡。可见, 财政、金融、贸易与国际收支构成的三平衡或四平衡是一个不断适应经济条件变化而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量改革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先富起来的政策, 持续一段时间后, 形成了国民经济新的不平衡, 比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不平衡、外汇占款过多, 导致环境恶化等社会经济矛盾突出。针对这些新的发展失衡, 我国对综合平衡思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 比如推进新农村建设, 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中部崛起、实行精准扶贫等以缩小城乡与地区发展差距。同时, 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仅要做到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 随着社会的发展, 更要保证国民经济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国防等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

  启示三:在综合平衡中要不断深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途径在不断摸索中调整, 经过一系列实践和经验教训不断成长、成熟。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统一财经工作后, 中央政府统一发布指令性计划, 统一调拨全国物资, 为我国顺利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自身的缺陷, 经济效率低下、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衡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 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更加注重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将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以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所以, 政府计划什么、规划什么、调节什么, 都要随市场条件、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化、经济环境的开放与封闭、国家发展目标, 等等, 深化认识, 把握规律, 实时进行调整。在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中, 关键是深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认识。我国的发展经验表明, 只有先解放了生产关系, 生产力才能大发展;只有先理顺了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才能具备大发展的宏观条件。

  启示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的衔接问题。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体现战略思维的是政府中长期五年计划、十年/二十年战略规划, 体现战役的是专项计划与规划, 体现战术的是年度工作计划、年度财经或经济工作会议。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 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计划, 从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 我国通过预期性与约束性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我国制定的计划或规划尤其重视重大比例关系的平衡, 比如总供求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三次产业的发展顺序与比例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等。经济实践的历史表明, 只有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的有机配合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面对复杂的环境和问题, 国民经济发展在战略层面要关注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前瞻性的问题, 处理好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 统筹兼顾, 综合平衡;在战役层面, 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 稳中求进, 全面提高发展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财政、货币、外汇、投资、产业、贸易等政策要衔接匹配;在战术层面, 要实事求是, 小步快走, 循序渐进, 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活力和积极性, 并随着经济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动态调整。总之, 国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以人民为中心, 综合平衡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不是为了平衡而平衡。

  最后,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在管理经济的实践中形成的, 来源于实践, 用于指导实践, 在实践中发展演进。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发展说明,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管理是发展经济的一个制胜法宝, 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守的基本经济规律。1952—2018年, 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8%;201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预计超过9 000美元, 居民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以上收入水平, 居民生活消费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左右;农村贫困人口从8.78亿降到2018年底的2 000多万人, 占全世界减贫人数的75%;中国迅速从一个科技和教育小国弱国, 发展为大国, 正向强国迈进, 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800万人, 科技专利的增长率排世界第一。这些经济事实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民众平均生活水平和消除贫困的有效可行方式, 也说明我国在国民经济管理上是成功的, 也证明了实践中形成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17年,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作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在经济领域的理论探索成果,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探索成果, 也作为中国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探索成果, 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和形式未来也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注释:

  1 陈云:《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 (1948年8月3、4日) , 《陈云文选》 (1)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261页。
  2 陈云:《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 (1949年11月16日) , 《陈云文选》 (2)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32页。
  3 陈云:《陈云文选》 (第1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82-285、286-290、370-373、374-379页。
  4 陈云:《陈云文选》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8页。
  5 陈云:《陈云文选》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9页。
  6 陈云:《陈云文选》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9页。
  7 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年, 第33-34页。
  8 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55-156页。
  9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10页。
  10 陈云:《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1950年3月3日) , 《陈云文选》 (1949—1956)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63页。
  11 陈云:《陈云文选》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41-242页。
  12 毛泽东:《十大关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23-44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159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227-228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309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348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348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8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73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8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80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8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118-121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8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130-132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8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133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8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133-134页。
  24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8-57页。
  25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53页。
  26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91-203页。
  27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10-211页。
  28 薄一波:《两个倍增的战略目标一定可以达到》, 《财贸经济》1982年第10期。
  29 转引自马寅初:《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 《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1959年3月2日。
  30 1978年7月至9月, 国务院召开关于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 李先念副总理在会议总结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
  31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44-246、248-249、250-255页。
  32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05、307页。
  33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20页;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陈云年谱》 (下卷) (修订本) ,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 第360-361页。
  34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66-367页。
  35 陈云:《陈云文选》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71-373页。
  36 薄一波:《薄一波文稿两篇: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1980年1月15日) 》, 《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
  37 薄一波:《薄一波同志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 《财政》1983年第1期。
  3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49-250页。
  39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 (第1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460-475页
  40 “五位一体”是指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41 “四个全面”,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42 从“十一五”起, “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网站, http://ghs.ndrc.gov.cn/ghwb/gjwngh/200709/P020070912631592692208.pdf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网站, http://ghs.ndrc.gov.cn/ghwb/gjwngh/200709/P020070912633148897320.pdf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网站, http://ghs.ndrc.gov.cn/ghwb/gjwngh/200709/P020070912634253001114.pdf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网站, http://ghs.ndrc.gov.cn/ghwb/gjwngh/
  47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网站, http://ghs.ndrc.gov.cn/ghwb/gjwngh/200709/P020070912635756161722.pdf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网站, http://ghs.ndrc.gov.cn/ghwb/gjwngh/201109/P020110919590835399263.pdf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网站, http://ghs.ndrc.gov.cn/ghwb/gjwngh/201605/P020160516532440059919.pdf
  50 黄达:《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人类经济思想库里的宝贵财富》, 参见《陈云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实践和理论的深远影响——“陈云经济思想研讨会”综述》, 《中国金融》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