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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研究者心态问题探析

添加时间:2019-04-17 08:51

  摘    要: 从心态这一概念出发, 借鉴美国管理研究曾经历的教训, 探讨中国管理学界心态变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可能存在的盲区。研究发现, 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和美日贸易摩擦时期, 美国社会的心态对当时的管理研究产生了显着影响, 使得这两个时期的管理研究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中国管理学者要对这些历史教训保持警醒, 在对当前中国管理实践和古代文本进行管理维度的阐释时, 要保持“平常心”。中国管理研究要避免被一时的心态、情绪或时尚所裹挟, 避免短平快, 即需要“正心诚意”“立志用功”“格物致知”, 最终才能“其命维新”。

  关键词: 中国管理研究; 管理创新; 心态;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mentality, this study drawn on the lesson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American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caus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ossible blind spots of mentality change in Chinese management circl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merican society's mentality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of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and the US-Japan trade fric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at that time, which made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se two periods had a certain bias. Therefore, Chinese management scholars should be vigilant about these historical lessons, and maintain a “normal heart” when interpreting the current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the management dimension of ancient text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should avoid being surrounded by a temporary mentality, mood or fashion, avoid short-term and quick research, and do a good job of research, that is, it needs “sincere and sincerity”, “dedication to work”, “ knowledge through quality”, and ultimately “vitalisation”.

  Keyword: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innovation; mentality;

  进入新时代, 面对着国内外纷繁芜杂的变化, 要求人们用新的思维去研究中国管理, 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管理学人的贡献, 这既是历史的责任, 也是管理学人应有的担当。要想承担起这份重任, 中国的管理学者们必须要有良好的心态。这是因为与现代科学“眼见为实”的实证取向不同, 管理学这样兼具科学与人文属性的学科, 有时候也会出现“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的情形。如果心态出现偏颇, 在研究过程中就有可能在看到一些新东西的同时, 存在着视野上的盲区。鉴于此, 与已有的研究不同, 本研究不打算对中国管理等概念进行梳理或理论建构等工作,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的管理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其心态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导致其提出中国管理这样的概念?是哪些背景因素使得学者们心态上产生了这些变化?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 学者们的心态也会参与到知识的创造之中, 那么, 在这种心态下所创造的管理知识有什么好处?有哪些问题?如果研究者能够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心态, 又会“看到”怎样的中国管理?对于这些问题, 笔者给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希望能够为中国管理研究尽微薄之力。

  1 心态史学与管理研究

  什么是心态?“心态是由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群体所共享的、最基本的、具有长期稳定性的一种心理实在, 是处于同一群体中的成员感知和思考世界的一般意识-行为模式”[1]。作为学术共同体, 中国的管理学者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引入了所谓的西方科学方法, 但科学从来不是管理学这样兼具科学和人文的学科的唯一准则, 心态也在管理研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心态是真实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推动历史变迁的一股既定力量。”[1]由此可见, 实际的管理研究中并不总是“眼见为实”,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
 

中国管理研究者心态问题探析
 

  什么是心态史研究?“心态史研究就是要考察和分析特定时空不同群体中成员所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 它所研究的往往是当事人尚未明确意识到的、非个人的一般意识和行为。”[1] “人们对同一社会存在作出怎样的意识反应往往取决于心态, 群体心态就是意识领域中的社会实在。故此, 心态史学既不是唯物史学的对立物, 也不是它的替代物, 而是历史诠释的一种路径。”[1]

  管理研究中是否有心态史的生存空间?首先, 管理研究这些年出现了所谓的“历史转向”, 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和管理[2,3]。心态史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历史学而不是心理学, 因此可以借鉴心态史的方法。其次, 虽然一些研究未明确提出心态的概念, 但实际上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管理研究的百年历史中 (如果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 , 有一些宏大的社会事件对管理研究 (主要是美国的管理研究)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宏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也包括心态等方面。

  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冷战。冷战不仅表现为东西方两大集团的低烈度的军事斗争, 高强度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竞争, 而且这种对抗还对东西方社会公众的心态产生了影响, 这种群体心态的变化, 对于管理研究来说, 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它决定了哪些议题、话语可以被研究, 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研究?哪些议题、话语则有意无意地成为了边缘甚至是被压制的话题。比如, 美国冷战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对美国主义的理想化, 以及对非美国主义的妖魔化”[4]。冷战的这种中心主义倾向, 借助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强调和对外国的怀疑而不断强化, 出现了大量的“将美国主义的那些好的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坏的方面进行对比的研究”[4]。甚至于怀特的《组织人》 (The Organizaiton Man) 一书对美国企业生活中对上级的遵从的批评, 也被看成是对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精神的呼吁。另外一个强化美国主义的方式, 是将共产主义的唯物论与美国的唯心论进行对比。然而, 美国最具本土特色的哲学却是实用主义, 并不太关心这些形而上的东西, 此外, 美国梦虽然接近于一种信仰, 但是内核却是个人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 带有明显的唯物倾向。有学者对冷战时期西方经典管理着作中的经理人的形象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由于冷战的影响, 北美和西欧为了对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在性别意识上, 强调男子汉气概, 以对抗东欧的男女平等;在个性方面, 强调个人主义, 以对抗集体主义;在经济制度层面, 强调资本主义和美国模式, 以对抗共产主义和东欧模式。这就使得当时的理想的经理人形象, 变成了男性、受过高等教育、强调参与式管理、注重社会责任, 而对于女性在二战期间管理岗位上的优秀表现视而不见, 对女性权利主张持沉默态度[5]。

  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美日贸易争端。美日贸易争端的核心是汽车行业, 正是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兴起, 使得全面质量管理、JIT、企业文化等概念成为管理学者关注的焦点。美国企业文化研究领域一个可以称得上“现象”的着作, 是彼得斯和沃特曼所着的《追求卓越》一书。从1982年首次出版以来, 该书即在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最佳畅销书排行榜的非传记类商业书籍, 而且连续两年位居该排行榜的首位, 仅仅在美国其销量就达到420万册[6]。它在学术期刊上获得了3 000多次的引用, 而且每年的引用次数仍保持在60次甚至更多[7]。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时代的原因, 或者说当时美国社会的心态是最重要的答案, 具体表现为:①它契合了美国当时的社会思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国的社会思潮对商业是持否定态度的, 因此, 当时比较流行的商业书籍是《组织人》 (The Organizaiton Man) 、《帕金森定律》 (Parkinson’s Law) 和《彼得法则》 (Peter Principle) 这样一些抨击组织压抑人性, 批判组织无效率, 嘲讽组织行政等级臃肿的书籍。而到了80年代初期, 整个社会对于商业、对于经理人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公司化美国回来了, 企业变成了负责任的社会公民, 成了美国的骄傲, 整个社会对企业基本上是一种正面的态度[8]。而《追求卓越》对美国卓越企业的大肆赞美, 对一批具有英雄色彩的美国职业经理人员的鼓吹, 正好与这一潮流契合。②它呼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 在西方社会, 尤其是在美国, 新保守主义在政治领域开始占据主流, 里根-撒切尔主义出现并广为流行, 而《追求卓越》可以看作是一个迷你版的里根经济思想宣言, 它推崇个人主义、企业家精神, 强调市场的作用[9]。③它缓解了当时美国商界人士的焦虑。从7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的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持续的通胀、高失业率, 尤其是日本的产品开始进入美国, 并且在一些行业 (如汽车业) 向美国的同行发起了挑战, 对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整个美国的商业界弥漫着焦虑和不自信的氛围, 一系列向日本学习的管理书籍, 如帕斯卡和阿索斯合着的《日本的管理艺术》就反映了这种心态。而《追求卓越》横空出世, 告诉美国的商业人士, 美国有一些卓越的企业, 它们的管理方式、理念同样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按照书中所描述的方法, 其他企业也可以达到卓越。由此可见, 追求卓越既是乐观主义, 又是实用主义的, 这极大地缓解了商界人士的焦虑。

  然而, 这样一本研究企业文化的着作, 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从时间上看, 学术界先是进行了一些或赞同或批判的评述[10,11], 然后就是对卓越公司的实证检验[12,13,14,15]。由于这些实证检验缺乏科学严谨性, 《追求卓越》最终被学术界认为是一本质量不佳、不值得关注的时尚之作。

  今天学者们已经很少谈论日本管理, 而且JIT、全面质量管理、企业文化等内容均已被很好地整合到已有的研究中, 其对西方管理的主流地位并未彻底颠覆, 而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补充,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并没有什么日本管理的教科书, 只不过是西方管理学对其框架进行了微调, 添加了“企业文化”一章。

  2 “平常心”与中国管理研究

  当笔者意识到心态可能对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们的研究活动造成影响时, 就需要重新强调一下研究中的“平常心”, 也就是说秉持一种既不刻意拔高, 又不有意贬低的心态去进行中国管理研究。有了这种心态, 首先要理清的问题是:中国管理等类似提法, 指代的是一种管理理论、管理方法还是管理技巧?中国管理是何种程度、何种范围的管理创新?要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审视一下这些提法的来源:管理实践与古代文本。管理实践部分, 主要是分析当下中国的典型企业;古代文本部分, 主要是阐述古代思想资源中可以为今天所借鉴的部分, 以及借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KOONTZ[16]在分析管理丛林出现的原因时, 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语义上的混乱。这种混乱体现在当下的中国管理学界, 就是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管理, 却往往不是在一个对话平台上。笔者认为, 有必要区分清楚这样几个概念范畴: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管理技巧。管理理论强调的是系统性, 可以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或者莱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理论来进行构建;管理方法是从理论延伸出来的一些管理行动规则;管理技巧则是在实践中对这些行动规则的具体应用。比如, 一般管理理论是理论流派, 计划、组织等5项职能是管理方法, 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运用这几项职能则是管理技巧。

  管理创新也属于创新, 自然也符合创新的一般规律。从创新的程度上来看, 有模仿、改进、革命之分, 从创新所涉及的范围来看, 则有局部创新与全面创新之分。

  就中国的管理实践而言, 笔者选取了3家典型企业来进行探讨, 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 (简称富士康) 、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华为) , 以及作为国家名片, 号称“新四大发明”之一的中国高铁及其背后的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中车) 。富士康是改革开放之初占主导地位的代工企业的最佳例证, 而且也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典型写照;华为则是民营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并最终在全世界的高科技行业占据领先地位的极佳样本;中国高铁背后的中国中车公司完美诠释了国有企业是如何进行技术突围的。富士康是港澳台资本以及外资在中国发展的典型代表, 华为是本土民营企业的最佳样本, 中国中车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兵。而且这3家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基本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相一致。

  依据发生学的观点,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管理在中国展开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第3次比较明显的产业转移, 因而伴随着产业的转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也得以进入中国, 这种伴随产业转移而来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富士康的管理。追根溯源, 富士康的管理是泰罗制。但富士康为何在中国能够成功实施泰罗制, 则是因为几个当时的特定要素:①产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②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形成了接近于无限的低端劳动力供给;③工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因素, 对自身权益不够重视。而富士康能够通过泰罗制跻身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则是其对泰罗制的管理方法、管理技巧有进一步的创新。这种创新典型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借助于流水线将分工细化, 从而降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 以及同一条流水线不能有两个老乡, 以此将工人进一步原子化;②封闭式管理等一系列的创新。可以看出, 富士康的管理体现的是泰罗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如何得以顺利实施, 并得到进一步强化的, 其本质上是在管理方法与管理技巧上局部性地模仿、改进和改良。

  而华为公司的管理走上正轨, 则是借助于IBM等外部资源, 以“先固化, 后优化”的方式进行变革。换言之, 作为一家民企的华为, 在经过经验管理阶段之后, 主要走的是一条“西化”的道路, 甚至在荣誉等身的今天, 华为老总任正非依然公开宣称, 如果说华为带有明显的军队色彩的话, 更多的是向美军学习的结果。由此可以将问题界定为, 为何同行业的企业无法像华为一样学习美军?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 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大量的知识工人的供给成为可能, 以及中国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军队文化的契合。由此可见, 华为的管理本质特点是, 如何成功地把西方军队组织的做法迁移到中国企业组织。

  中国高铁的发展更多地与市场因素有关, 通过“市场换技术”, 中国高铁实现了集成创新, 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了自主创新[17]。这种自主创新的动力, 主要来自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 以及政府出于扶贫等战略目的, 而对中国高铁所提出的一些技术上的挑战。由此可见, 中国高铁的管理模式更多地体现为依托中国所独有的一些资源, 从而造就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

  通过对这3家企业的梳理可以发现, 中国当下的管理实践更多的是在管理方法、管理技巧方面的局部创新, 而且这种创新得以发生的背景因素往往具有特殊性, 因此, 在推广这些管理方法、管理技巧时, 会面临一些挑战。比如, 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新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 就给富士康带来了冲击;而中国高铁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种种挑战。基于此, 在对这些管理实践进行研究时, 不宜过分拔高其理论上的原创性, 或过于夸大其与西方现有理论的对立程度, 而应看作是西方基本管理理论在中国特殊背景下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更多体现为管理方法、管理技巧上的创新。

  就古代文本的研究角度而言, 笔者认为首先要关注一下近代中国思想史领域学者们一些思路的转变。从1848年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人面对着亘古未有之冲击, 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这种痛苦的学习过程, 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冲击—反应”模式, 而是一种主动的调适, 从而试图缓解这种冲击所带来的不适, 因此, 最早在思想界出现了两种典型的思路: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②“东海西海, 心同理同”[18]。思路①的核心是在不对传统资源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 进行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思路②的核心是对传统资源进行新的阐释, 指出西方有的, 中国早已有之, 如果能够指出中国不仅在时间上领先对方, 而且在水平上也高于对方, 则是最好不过的。到了五四运动前后, 则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思路, 表现出了一种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态度。然而, 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发现, 这种决裂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彻底。

  这种思想史上学术精英群体思路的变化, 带来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完全与西方对立或完全与传统割裂都是不可能的。②对待传统资源的阐释要有度。历史上的晋商建立了“东家-掌柜”这样的委托代理制, 设计出了人身顶股制等在知识经济时代颇有借鉴意义的激励措施, 对这些资源进行阐释、激活, 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乃至管理自信都不无裨益, 但需要防止过度阐释。③注意一些被忽视的资源, 比如 “心性”方面的论述。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彰显, 如何洞察人心, 使管理更加符合人性, 这类传统资源无疑可以为研究者、实践者提供很好的灵感。

  3 中国管理研究兴起背后的心态与可能的视野盲区

  如果中国管理的研究者们为心态所左右, 坚持“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 那么他们的这种心态背后反映了哪些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这种心态笼罩下的中国管理研究可能会存在怎样的盲区呢?

  经济危机的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使得西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弊病暴露出来。10年之后, 美国依然深受经济危机后续冲击之苦, 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 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经济实力下降所做出的调整。面对同一种背景, 中美学者可能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对于美国学者来说, 研究中国, 既可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也可以为美国的经济变革提供某些可能的借鉴;而对于中国管理研究者来说, 他们看到了“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可能性, 看到了提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并取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管理模式的潜力。

  全球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暖。文化保守主义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先进性等一系列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这股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潮就开始兴起, 而“9·11事件”更是加剧了这种思潮的全面回暖。正是全球范围内的回暖, 使得各种文化更容易关注自身的优点, 忽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这些经济、文化因素的变化, 使得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们看到了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并试图构建出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 比如, 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 西方讲求理性而东方讲求感情 (关系) 等,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重蹈某些国家不断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发现、构建敌人的覆辙, 而这恰恰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背道而驰的。

  对于冷战时期大众心态对管理研究造成的不利影响, 有学者指出, “美国当时的很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如歧视、种族主义、工联主义、公民权利等, 在同时期的管理学教材中是完全看不到的”[19]。基于此, 笔者担心, 中国管理研究者如果一味凸显中国管理的独特性, 就可能会对某些重要的议题视而不见。比如,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基本上是融入到了主流的国际经济框架之中, 这种经济框架本质上是以西方, 尤其是美国为主导的, 中国在经济实力崛起后, 并没有试图抛弃这套框架, 而是试图对之进行有益的补充。由此, 过度强调东西方管理模式的对立, 很容易使得中国管理的研究者们从管理模式上的对抗, 进一步升级到模式所依托的经济框架上的对抗, 产生抛弃原有框架、重新建立新框架的想法;而忽视了如何通过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 为这种经济框架的完善做出贡献。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是减少贫穷方面。联合国《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密切的互动, 带动地方脱贫, 如果能够对这些管理经验进行提升, 那么必然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脱贫事业提供借鉴;而如果把注意力放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上, 则很容易忽视中国可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帮助。再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中国在绿色管理方面做出的创举, 并不是说这一部分没有学者提及, 而是说往往是一些来自于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在进行研究, 中国与欧洲国家一道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关注中国管理的学者们不可不注意这一点。

  4 做好中国管理研究需要什么样的心态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中国管理的研究者们当前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正心诚意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 既有各种质疑的声音, 如中国经济崩溃论等, 也有各种欢呼。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管理学者, 首先要做的是正心诚意, 即做踏踏实实的研究, 不做管理时尚的俘虏, 既不贬低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 也不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刻意拔高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革命性。用孟子的话来讲, 就是要保持一种“勿忘勿助”的心态, 学者们要有创建中国管理理论的使命感, 但并不需要刻意为之。合理合法的模仿并不是低端行为, 乔布斯多次引用毕加索名言“拙匠抄, 巧匠盗”来描述苹果公司的创新策略, 一切皆为我所用, 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在艺术领域如此, 在管理领域亦然。

  (2) 立志用功

  王阳明[20]曾经讲到, “立志用功, 如种树然。方其根芽, 犹未有干;及其有干, 尚未有枝;枝而后叶, 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 只管栽培灌溉, 勿做枝想, 勿做叶想, 勿做花想, 勿做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 怕没有枝叶花实?”对于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 笔者认为亦当如此, 即不考虑是否一定能够成功创建一个革命性的理论, 而是以活在当下的心态, 一步一步做好研究。

  (3) 格物致知

  选取卓越企业一个一个进行研究, 除了案例的方法, 还要引入发生学的方法, 讲述清楚相关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是如何得以发生的, 引入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方法, 以20年、30年的维度来看待具体企业管理实践的演变。通过多种方法并用, 借助于中国管理研究这一学术共同体, 不断加深相关研究的积累。

  (4) 其命维新

  注意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注意西方管理的本土化。在研究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一种理论上的敏感性, 不做重复性的研究, 做一个研究就有一个研究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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