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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

添加时间:2019-03-27 09:17

  摘    要: 对于不当得利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判决, 理论上也存在争议, 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受益人获利“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不当得利诉讼中, 首先, 其他三个构成要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基本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 即应由提起诉讼的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其次, 对于“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 要根据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划分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以求符合法理并兼顾公平原则。

  关键词: 不当得利; 证明责任; 无法律上原因;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unjust enrichment. There are also controversies in theory.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i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for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profit-making“no legal reasons”. In the unjust enrichment lawsuit, first of all, the other three constituent elements shall be assigned the burden of pro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rticle 64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that is, the plaintiff who initiated the lawsuit shall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Secondly, for the constitutional element of “no legal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ssify different burdens of proof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types of unjust enrichment,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jurisprudence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Keyword: unjust enrichment; Burden of Proof; no legal reason;

  一、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民法总则》第122条对不当得利做出了规定, 据此,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 一方获利, 一方受损, 获利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 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 即获利没有法律根据。

  其中, 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 指构成不当得利需要获利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在诉讼中, 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该项构成要件上, 前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没有分歧, 均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4条由主张之人承担证明责任, 在不当得利诉讼中, 也即是主张对方不当得利的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而关于获利“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的分配, 到底应该由请求人即原告证明, 还是应该由被告证明诉讼实践中均有不同的做法, 而不同的分配方式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二、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 在诉讼中,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 需要提供证据。主张是指当事人提出的具有实体或程序意义的法律事实, 而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的态度或意见, 所以并不是当事人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以被称为主张, 这里的主张是一种事实主张, 不包括法律主张。[1]另外, 一般来说, 单纯的否认, 不构成新的主张, 当事人对此不承担证明责任, 积极的抗辩, 则构成新的主张, 当事人对此应当承担证明责任。[2]
 

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
 

  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 笔者认为应由原告承担四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原因如下:

  首先, 我国法律并没有对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作出特别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 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当得利, 应当对此予以举证。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应由法律特别规定, 法官不可以在诉讼中任意将证明责任倒置。不当得利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所以, 不应当由被告承担“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

  其次, 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 “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应属于权利发生要件, 虽然属于消极事实, 但理论上尚非属不能举证之标的, 原则上应由权利主张者负举证责任。[3]举证的流程应为, 首先由原告证明对方获得利益“无法律上原因”, 不当得利请求权产生的事实得以确认, 之后再由被告证明该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障碍或该不当得利请求权已经消灭。[4]

  消极实事说认为, “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属于消极事实, 难以举证或无法举证。所以, 不应让原告负担对此的举证责任, 而应由被告承担“有法律原因”的举证责任。对此提出几点质疑。首先, 被评价为“没有法律上原因”的事实并不全是消极事实, 或者说, “没有法律上原因”这一消极事实可以转换为积极事实, 如在给付目的自始不存在情形下, 合同无效的事实即为积极事实, 主张合同无效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情形下, 合同解除的事实也是积极事实, 主张合同解除的一方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其次, 消极事实并不一定就比积极事实难以证明, 或者说消极事实并不一定就难以证明。

  再次, 给付行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转移财产的行为。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 给付人一般都有给付的初始目的, 没有法律上原因只是后续评价。[5]财产的变动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所导致的, 请求人通常了解财产移转的原因, 请求人处于财产变动的过程之中, 通常能够接触到相关证据, 也更容易收集证据, 被告只是被动接受请求人的给付, 造成这种不当得利产生的是归根结底是原告的给付行为。所以, 此虽具有消极事实的性质, 但原告控制了财产资源的变动, 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6]

  最后, 从占有推定角度考虑, 被告收取原告给付的利益有诸多原因, 未必均属“不当”。被告占有财产, 首先应当推定其为合法占有, 这也是基于对财产安定性的保障。另外, 若让被请求人承担其获利“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 则可能导致一些不良的司法示范, 例如, 债权人在获得清偿后, 若把借据销毁, 则面临债务人可以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的危险, 因为借据已被销毁, 债权人很可能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7]或者原告因借贷、赠与等而给付, 但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 为了不承担举证责任, 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所以主观臆测被告更容易证明“没有法律上原因”, 会给被告带来不公平的诉讼风险。[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的适用情况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分配, 而不当得利诉讼可以根据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且由原告承担该举证责任也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所以不应适用该条款。

  案例一: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应该由获得利益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否则, 此种情况再次发生时, 获得利益的一方只需辩称获利的原因系某某案外人使用受损方的银行卡而支付的, 便可免去举证责任、不予返还, 那么, 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也就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和法律意义, 这必定与设定“不当得利”法律规定的初衷相悖。设定“不当得利”法律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受损一方”与“获利一方”这一纠纷的, 因为, 在不当得利案件中, “失利”一方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就“得利”一方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理由获得利益这一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且由“得利”一方就其获得利益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才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平正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 应由“得利”的一方即杨永坡对其获得10万元款项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豫01民终3278号)

  案例一是给付型不当得利, 按照前述分析, 应由原告就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承担举证义务。法院认为由得利一方即被告证明获利有合法根据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平正义, 并援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使用自由裁量权确定得利方即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笔者不认同法院的判决, 如前所述, 给付型不当得利中, 引起财产变动的是受损人一方, 其对财产的变动具有控制作用, 所以, 其更容易掌握对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证据, 相对于获利人, 受损一方更容易证明对方获利没有法律根据。另外, 法院担心若获得利益一方不需要承担证明责任可能会对不当得利的现象构成一种包容的态度, 不利于对受损人权利的保护。那么, 根据前述分析, 获利人对财产的一种占有状态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也是保护财产安定的应有之意。如果让获利一方承担证明责任, 同样会有引起不良司法效应的风险。如果说让受损方承担证明责任会对获利人的不当得利形成一种包容, 那么, 让获利人承担证明责任也会对一些实际上不是不当得利但妄图通过不当得利诉讼来达到自己不良目的的所谓受损人形成一种纵容。所以, 综上所述, 让受损方承担举证责任更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平正义。另外, 法院所援引的第7条的适用前提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不能确定举证责任分配方式的情形, 而给付型不当得利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所以不能适用该条规定。

  三、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

  从诉讼法角度出发,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可以分为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和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9]

  (一) 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该类型不当得利, 比如原告错误给付, 如误将钱款打入别人账户, 由此产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 此种情形的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相同, 虽然财产的变动并非由于请求权人的给付行为所导致, 但是财产的变动都是由于请求人的行为所引起的, 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困难的危险, 实属合理。请求人对财产的变动起到控制作用和支配作用, 其更容易举证, 也理应对承担该举证风险。所以, 应由原告对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具体理由与上述给付型不当得利基本相同。以下进行简要阐述。

  首先,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 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当得利, 应当对此予以举证。另外, 不当得利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 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 “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应属于权利发生要件, 应由原告予以举证证明。虽然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但原告受损, 被告获利的原因是因为原告的行为, 此处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相同, 即财产的变动是由于受损人的行为引起的, 受损人控制了财产变动, 其应该更了解财产变动的原因, 更容易证明财产的转移有无法律上的原因。另一方面, 因为是受损人行为引起的财产变动, 引发了不当得利事件的产生, 其也应该承担由此带来的承担举证责任的风险。被告只是被动的接受了财产, 相较于原告来说更难掌握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 所以, 不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案例二:对于“误转”这一主观状态的证明确实存在客观难度, 但并非完全不能证明, 依然可以通过转款行为发生前后的表现特征予以综合判断。从常理而言, 对于公司之间大额款项的转账行为, 在转账事实发生前, 应当有较为明确的反映转账原因的书面协议或指示;转账时应当有公司上下级之间的内部审批流程;如确系因工作人员失误而错转, 应当在事后采取及时、主动和有效的补救措施, 且该补救措施不应影响真正的收款方继续收款。而本案中, 海纳公司对上述情形的举证并未使本院达到认为涉案970万元款项是其向案外人A公司还款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粤03民终10885号。)

  案例二中, 原告主张其属于错误给付, 即属于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对此, 法院认为应由原告承担“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法院认为“误转”这一主观状态的证明确实存在客观难度, 但并非完全不能证明, 依然可以通过转款行为发生前后的表现特征予以综合判断。如反映转账原因的书面协议或指示, 转账时的内部审批流程, 事后的补救措施等, 所以应由原告承担无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笔者认同该法院的判决, 既然是原告错误给付, 那么其就应该证明为何或者是如何进行的错误给付, 让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符合公平价值, 且原告也更容易掌握其属于错误给付的证据。

  (二) 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该类型不当得利包括因受益人行为, 第三人行为, 法律规定, 自然事件导致的不当得利, 其中以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最为典型。

  此种情形, 财产的变动不是因为请求人的行为, 可能是因为受益人无权处分或出租受损人的财产, 或者是受益人基于盗窃获得受损人的财物。受损人可能仅仅知道自身受到损失, 对方获得该利益, 但并不清楚受损的原因, 不清楚对方获利的原因, 所以这时证明被告没有合法依据获得依据这一消极事实就显得非常困难。因此,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难以将无法律上的原因的消极事实转换成积极事实。这时的无法律上原因, 就近乎于一种实质上的消极事实。[10]如果此时仍然让原告负担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 原告很有可能无法证明, 因而承担败诉风险。反观被告, 即被请求人, 此时被告作为获利人, 在基于获利人原因导致的不当得利中, 其是导致财产发生变动的原因, 对于财产变动有控制力, 其应知晓获利的原因和根据, 此时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合理性, 也符合公平原则。所以, 此时不宜再适用由提出主张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这一一般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而应根据公平原则, 根据客观事实, 根据法理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由引起财产变动的受损人证明获利“有法律依据”。

  另外, 在基于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当得利中, 有观点认为应当基于“谁主张, 谁举证”的一般性原则分配证明责任, 但此时, 原告仍不掌握财产变动的原因, 而被告作为得利者, 理应清楚其所获利益的来源, 是第三人给付、赠与或者是别的原因, 被告更容易提供获利有法律上的原因之证据。当然, 此时, 不当得利的另外三个构成要件仍需要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案例三:法院认为, 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是指通过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 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为被上诉人。上诉人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将该货物据为己有并出售, 致使被上诉人权益受损, 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之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20116) 兵08民终953号。)

  案例三中, 法院认为, 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应由获利人证明得利有法律上根据, 法院已经通过证据认定原告是所有权人, 被告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将该货物据为己有并出售, 致使原告权益受损, 故应返还不当得利。笔者认同法院的判决, 在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中, 由获利人承担其获利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更符合公平价值。所以, 在原告证明了其是所有权人的情况下, 被告需要对其获利有法律依据承担证明责任。如果被告不能证明, 则应当承担败诉风险。

  四、结语

  在不当得利诉讼中, 对于其余三个构成要件, 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 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对“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 在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要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举证的难易程度, 距离证据之远近等因素, 公平的分配证明责任。所以, 应当根据不当得利的类型进行划分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 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 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在因请求人原因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 同样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因为原告均是导致财产变动的主体, 处于财产变动之中, 理应掌握着财产变动的证据。而在非因请求人原因导致的不当得利中, 利益的变动并非基于请求人的行为, 相反, 被请求人处于财产变动之中, 理应知晓财产变动的原因。所以, 由被请求人承担“有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

  此外, 证明责任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即提供证据的责任, 要求指主张待证事实的当事人向法庭提交证据。二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当事实不明时, 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败诉后果。而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常常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直接与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相联系, 一旦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 即会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这种做法增加了权利人主张民事权利的困难。[11]因此, 在不当得利诉讼中, 法官应尽量查明案件事实, 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本证、反证以及法院调取的证据, 运用推定等手段查明案件事实, 只有在法院无法查明案件事实, 法官无法形成内心确信之时, 才能运用证明责任的分配, 让承担应证明责任而又举证不能的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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