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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法》三重法律规范体系分析

添加时间:2019-02-20 09:23

  摘    要: [提要]《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图书馆立法从地方性法规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对于《公共图书馆法》的理解和适用, 需要结合宏观的规范框架体系、中观的规范要素体系以及微观的规范权利义务体系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法律规范体系来进行。宏观的规范框架体系主要考察《公共图书馆法》的外围法律规范系统, 中观的规范要素体系则分析《公共图书馆法》的内在构成要素, 微观的规范权利义务体系着重于具体规范内涵的社会权利义务关系。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法; 规范框架体系; 规范要素体系; 规范权利义务体系;

  文化生产与传播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 具有极其重要的道德滋养和素质养成功能。加强文化建设已经作为一项国家大政方略见诸于各层级国家规范性文件当中, 特别是随着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2018年《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已经形成以《宪法》为母法, 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基本法, 以《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法》为基干, 以《档案法》《着作权法》《文物保护法》为支撑法的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公共文化服务立法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已经实现了有法可依。从表面上看, 这些法律规范大多是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角度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运营、养护等方面围绕公共文化机构来建构的, 而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过程中具体法律关系的规范稍显不足。实际上, 从权利义务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关系出发, 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 公共文化机构的责任也就意味着文化服务享受者的权利。由是观之,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已经形成宏观的规范框架体系、中观的规范要素体系以及微观的规范权利义务体系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法律规范体系。笔者将以《公共图书馆法》为分析蓝本, 对这三重法律规范体系进行具体分析, 从而形成对于我国公共图书馆法律体系的完整认识, 并分析其利弊得失, 为《公共图书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一、宏观的法律规范框架体系

  法律规范是一个规范性的体系架构, 一系列相关的规范在效力层层下放, 内容上相互补充的规范性文件共同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类行为进行规范, 从而形成由不同效力等级、规范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有机联系、相互协调的规范性文件架构。凯尔森就提出, “法律秩序是一个规范体系。”[1] (P.110) 按照凯尔森的理论, 法律规范是一个层层授权、逐级衍生的体系, 一个下级规范的效力只能来源于更高一级规范的授权, 从个别规范推导到最低级的一般规范, 最低级的规范可以上溯到更高一级的规范, 一直追溯到原初的宪法或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也就是基础规范。所有下级规范的效力都来源于基础规范, 并低于基础规范。“这一基础规范, 就如一个共同的源泉那样, 构成了一个组成秩序的不同规范之间的纽带。”[1] (P.126) 这样一个规范体系有两个益处, 一是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任何一个低级规范都来源于上级规范, 这既是一种科层制下上级机构对于下级机构的控制策略和分权体系, 也保证了下级规范与上级规范的一致性, 是一种整体性的法律规范一致性检验和纠正机制。一旦某一个下级规范与上级规范出现偏离, 哪怕是些微的偏移, 由于上级规范对于下级规范的授权不是一对一的, 一般是一对多的, 即使上级规范未予矫正, 其也将在与其他横向同级规范的协作中出现抵牾, 从而在体系运作中被识别出来。二是通过层层授权, 增加了规范的明确性。法律规范的层级越高, 其抽象性越高, 离具体事实的距离越远, 其违背事实的可能性也越大。而为了将尽可能大类的事实归入其涵摄范围之内, 基础规范以及高等级一般规范不得不放弃明确性来成全抽象性;为了具体适用, 规范又不得不反向性降低抽象性, 提高明确性。这是规范的一体两面, 立法是从具体到一般, 司法是从一般到具体。这样一个反方向操作使下级规范将社会事实中更加具体的内容甚至是上级规范没有规范的内容归涉到规范体系之内。因而, 法律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规范的累加, 而是一个上下授权、平行协作、一以贯之的有机体系, 保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规范的非矛盾性、和谐性。
 

《公共图书馆法》三重法律规范体系分析
 

  《公共图书馆法》属于文化法的范畴, 并且从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具体内容来看, 主要是文化行政法的范畴。这样一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纵向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处于中位位置, 其上下左右还有一系列体系性类法存在, 从而共同对于公共图书馆事实和行为进行规范。

  (一) 宪法及宪法性规范

  宪法是万法之母, 一切普通法律皆来源于宪法, 皆需获得宪法的授权方能生效和具有权威。我国《宪法》第5条就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并且, 按照立法原理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立法习惯, 一般立法都会在每部立法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列明:“依据宪法, 制定本法。”虽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在其第1条, 并没有该项表述, 但我国所有的一般法律规范无不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我国《宪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更是所有文化事业法的宪法直接依据:“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 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这样一瑕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无独有偶, 同样属于文化事业法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也出现了这一问题, 值得关注。这样一种处理方法无疑降低了文化事业立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对于其实施也将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并且, 在司法过程中, 法律裁判的表述一般都有“依据×××法第×条, 判决如下:┄┄”因而, 在一般立法中, 在第1条都应当加入“依据宪法和立法法, 制定本法”的表述, 既突出宪法和立法法的地位, 也增强了本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

  (二) 上位法

  按照立法权限, 宪法之下是基本法律, 由全国人大制定, 如《刑法》《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都属于基本法律的范畴。而文化事业法从我国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来看, 不属于一个一级门类, 只能算是一个二级乃至三级门类。从文化事业管理上看属于行政法, 从具体权利义务设定上又属于民法。《公共图书馆法》作为文化事业法下面的又一个小类, 其层级更低。在我国, 在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下的法律都属于一般法律, 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和废止, 已经没有办法在效力上再分级了。当时立法技术上的限制, 并不表明,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法律就没有层级了, 消失的只是效力层级, 内容上的客观层级划分依然存在。就《公共图书馆法》而言, 其上位法应该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文化保障法》是公共文化事业法的一个总法, 一般性规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相关事宜, 其他公共文化事业法律的具体规定应该受其约束, 不得与其相抵触。这种一致性要求不是源自于效力层级, 而是源自于法律体系本身的融洽性要求。

  (三) 《公共图书馆法》及其辅助法

  《公共图书馆法》属于文化事业法下的一个门类法, 在内容上是低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 但在效力上难以区分。其具体规定了举办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原则、权利 (权力) 、义务 (责任) 等, 是涉及公共图书馆事务处理的直接规范。但由于公共文化事业的相关性, 法律规范的简约型、非重复性等, 公共图书馆的相关事宜可能已经规定在相关法律规范中。这种情况, 一是相关法律颁布在前, 对于属于公共图书馆法的事宜已经作了规定;二是一些事宜虽然与公共图书馆法有关系, 但与其他法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法律规定的与《公共图书馆法》相关的规范就成为了它的辅助法, 这些法律包括《着作权法》《档案法》《文物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残疾人保障法》《消防法》等。从长远看, 那些辅助法中与《公共图书馆法》关系更为紧密的规定, 宜纳入《公共图书馆法》统一规定, 在以后的修法过程中逐步解决。

  (四) 下位法

  《公共图书馆法》按照立法权限看, 其下位法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但由于图书馆立法一直属于立法中的小类, 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公共图书馆法》也是近期才颁布实施, 其更加下位的规范基本付诸阙如, 主要是一些地方性法规, 如《北京市图书馆条例》《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大多颁布于《公共图书馆法》出台之前, 规定的内容与《公共图书馆法》在大体一致的基础上, 也有诸多不同之处:一是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不同, 有的为公益性机构, 有的为文化设施, 有的兼有教育设施功能;二是管理机制不同, 公众参与程度不同;三是对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和服务内容规定不同, 功能涵盖程度不同。另外,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严格来说也属于公共图书馆法的范畴, 但由于高校图书馆的特殊性, 其公共性受到一定的减损。

  从总体来看, 围绕《公共图书馆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内容全面、功能协调的法律闭环系统, 但由于除了公共图书馆, 还有学校和科研院所内部的图书馆以及私人图书馆, 而且《公共图书馆法》主要是一部文化事业管理法, 对于很多图书馆的诸多事宜依然没有规定, 后期制定一部统一的图书馆法依然有必要。另外, 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官方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发布的一些图书馆方面的规范对于我国图书馆立法以及管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如《公共图书馆宣言》《图书馆与知识自由宣言》《格拉斯哥宣言》等国际文件的内容有些已经被吸收到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立法中, 有些开始影响我国图书馆运作的理念和操作规范。对此, 应当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去粗取精、兼容并蓄。

  二、中观的规范要素体系

  对于法律规范的要素, 法律规范分析学派、自然法学派以及社会法学派基于不同的立场各有其不同的解说。规范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是规则。在前期, 法国政治家博丹、英国法学家霍布斯以及奥斯丁认为法律规范就是命令, 凯尔森也基本坚持了这一观点, 只是加以变通而已。这些早期法学家多兼有政治家的经历或者持有政治学立场, 因而过于突出法的强制性、暴力性。后期的新规范分析学家面对“抢匪困境”等道德责难, 立场有所后退, 吸纳了最低程度的道德进入法规范, 也注意到了法的非强迫性面向, 提出了规则说, 认为法律规范的要素是规则, 但是区分了主要规则和次级规则, 大体相当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2] (P.83-89) 自然法学派或者价值法学派代表人物德沃金认为, 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 单纯依靠规则不能够解决所谓疑难案件所带来的道德责难, 不能维护法律的一体型和融贯性。但政策由于太过宽泛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而其他法学家不被接纳。社会法学派的集大成者庞德从整个法的运作出发, 将规范与规范实施结合起来, 认为法律规范要素包括法律秩序、权威性资料以及司法行政过程。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观点。我国法学界的通说认为, 法律构成要素包括概念、原则和规则, 但由于规则与原则虽然由概念组成, 但与规则、原则并不处于同一层次, 有违逻辑规律, 因而, 一般认为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就是规则和原则。

  (一) 《公共图书馆法》的原则性规定

  法的原则性规定是指在法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具有全过程、全领域、全面性、抽象性、本源性的规定。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规定一般规定或者主要规定在总则部分, 但总则不等同于原则, 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总体性规则;原则性规定不等同于原则, 原则需要从原则性规定中提炼出来。笔者认为, 从《公共图书馆法》的条文出发, 体现的具体原则包括:

  1. 公益性 (公共性) 原则。

  公共图书馆设立的目的是, 为了略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传播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知识需求。为此, 公共图书馆应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由于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质, 向图书馆进行的各种捐赠亦属于慈善公益性质, 享受国家给予公益慈善捐助的税收减免优惠措施。《公共图书馆法》第1条、第2条和第6条的规定就体现了公益性 (公共性) 原则。

  2. 政府责任原则。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 一是指政府行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二是指政府必须承担社会公共职责, 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虽然由于现代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慈善行为的扩展, 公民、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链条中来, 但与政府责任不同, 他们并不负有责任, 而是一种道义行为, 并不免除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和服务提供属于半垄断性、占有型政府公共服务范畴, 政府责任属性更加突出。《公共图书馆法》第4条和第7条的规定主要体现了政府责任原则。

  3. 合作原则。

  公益之事是众人之事, 众人之事需要众人合作、合力推进。这种合作体现为, 公私合作, 国家鼓励非公共实体和公民个人以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 或者向公共图书馆捐赠的形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 吸收社会各类人士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境内外合作, 鼓励公共图书馆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进行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技术共享;业内合作, 鼓励联合采购、编目、服务, 组建县级图书馆体系。《公共图书馆法》第4条、第9条、第30条和第31条的规定体现了合作原则。

  4. 合法性原则。

  在法治社会, 合法性是社会行为最基本的要求, 合法性原则是社会活动最重要的原则。法律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行为评价的首位标准, 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等行为也必须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 并接受法律规范的评价。为此, 《公共图书馆法》在第10条将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信息保护等问题着重予以强调, 第20条、第21条等也涉及了一些法律问题, 但涉及的合法性问题不限于此, 这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分析。

  (二) 《公共图书馆法》的规则性规定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不同, 法律原则的适用是或多或少的关系, 法律规则由于直接指向具体的法律对象, 因而腾挪空间很小, 是或有或无的关系。法律规则有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之分, 但从《公共图书馆法》来看, 主要是实体性规则, 纯正性程序性规则阙如。这些规则按照《公共图书馆法》的体系, 包括:

  1. 设立性 (创设性) 规则。

  这部分规则主要规定了公共图书馆设立的主体、条件、章程、程序、信息公开、任职、命名、任务等问题, 共计10个条文, 属于《公共图书馆法》的主体论部分。公共图书馆在我国现行的主体资格法律制度环境里, 依据《民法总则》一般具有非营利法人资格, 具有相应民事行为权利义务。因而, 公共图书馆要成为一个适格的法人, 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具备法定要件, 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设立, 并遵从法律对其所属法人类别的规定和法人章程 (或有效约定) 的要求。《公共图书馆法》第二章的规定涉及到了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变更、终止等与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诸多事宜, 按照法理, 未尽事宜应参照《民法总则》关于民事主体的有关规定, 基本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但宏观性有余, 具体性不足, 在没有出台实施细则的情况下, 对公共图书馆馆长的任职资格等问题缺乏明确标准。另外, 非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情况多样, 形式不一, 对于这类公共图书馆在我国这样一个身份性还比较突出的氛围内是否具有法人资格, 不无疑问。而第三章开篇就提出了公共图书馆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具有法人资格, 即使都具有法人资格, 其内里是否完全相同。

  2. 运行性规则。

  《公共图书馆法》在第三章用10个条文具体规定了公共图书馆的治理形式、运行内容和方式、业务规范等, 是公共图书馆的行为论要求。公共图书馆能否运行良好, 主要取决于公共图书馆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公共图书馆法》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这在整体上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治理形式定性问题, 但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很多, 可以采用理事会制、董事会制或者管委会制, 是否可以自由选择, 而要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实际上又对形式选择进行了实质性限制。再就是在治理机构中, 各类主体占有多大比例是否需要设置最低标准。在出版物呈缴制度中, 既然鼓励非政府机构设立公共图书馆, 其中的省级图书馆这一带有行政级别性质的限定如何适用?对于这些问题, 需要给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简单框架和具体路径。

  3. 服务性规则。

  《公共图书馆法》第四章有16个条文, 在各章节中篇幅最大, 也突出了服务最为公共图书馆工作核心环节的地位, 属于《公共图书馆法》的价值论部分。在该部分, 大量使用了“应当”这一规范性用语。美国伦理学家塞森斯格认为, “应当”的意义包括两种:一类是评价判断, 即关于价值或优点的判断;另一类是义务判断, 即关于行为者有义务履行某种行为或满足某种需要的判断。[3] (P.28-31) 在法律语境中, 主要是后者。但在涉及政府为主语的表述中, “应当”这一用语的使用频率明显降低。这样一种对比是否合适, 或者说义务性规定多被加之于公共图书馆, 而对于政府部门则在用倡导性词语, 可能导致责任分派失衡的结果。同时, 该部分区分了一般服务和特殊服务, 在向一般公众提供普惠服务的同时, 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相衔接, 对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倾斜性服务, 实现不同人群享受公共基本服务的实质平等。

  4. 责任性规则。

  无责任则无法律, 法律的责任性规定是维持法律规范的社会压力不至于分散、无效率的一种法律设置。[2] (P.85) 该部分也是法律规范“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体现最规范、最明显的部分, 逻辑结构明确。就其列举的禁止性行为而言, 实现了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的相对应、相适应, 但对于第四章中规定的责任部分的违反并没有实现全覆盖, 对第四章中义务性规范的违反是进行内部管理规范性质 (如章程) 的处置还是有别的处置路径, 是有漏洞的。对第四章中没有体现在第五章的内容如果没有罚则规定, 有被虚置的危险。另外, 为了杜绝责任性事故的产生, 是否应当前置性设置监督条款值得考量。在这一点上,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做得比较好, 规定了服务公示制度、服务开展情况年报、安全管理制度等。正如前文所述,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是实质上的《公共图书馆法》的上位法, 其规定应该覆盖到《公共图书馆法》, 但其上位法的地位并不明确。

  三、微观的规范权利义务体系

  上面的分析主要是一种规范分析, 一个采用了体系性方法, 一个采用了结构性方法。前述两种分析也主要是为围绕着《公共图书馆法》的主法体系进行的, 相对来说内容比较明确, 范围比较集中, 而在公共图书馆具体进行服务工作过程中, 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就变得复杂而琐碎了, 涉及到大量的《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着作权法》《合同法》等辅助法的内容。这些内容与《公共图书馆法》主要规定了大量的行政性、管理性责任不同, 大多属于私法性责任, 围绕权利义务设定命题。由于涉及公共图书馆的私法关系不胜列举, 笔者只能将其中几种典型的私法性权利义务关系采撷出来进行具体分析, 以求达到以点带面、抛砖引玉的效果。

  1.公共图书馆设立的初衷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特别是以文献、信息的方式提供知识供给、传播服务, 因而公共图书馆的日常行为主要是一种民事行为。在宏观上,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就与服务消费者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服务民事关系, 这种潜在的民事关系并不是一种实在的民事关系。但是, 这种潜在的民事关系有变成实在的民事关系的可能, 而为了实际形成民事关系, 需要为形成民事关系准备必要的条件。因而, 一方面, 公共图书馆必须具有向公共提供服务的意愿或者责任, 并且为此进行必要的图书文献、信息资料的储备、加工、着录、传递工作。这些工作不以实际民事关系的形成为必要, 属于先民事关系义务。就此而言, 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的权利是一种相对性权利, 必须借助于公共图书馆积极履行其法定义务才能实现。另一方面, 为了维护公共图书馆服务秩序的安定, 公民在接受或者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时必须遵守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制度, 特别是公民在公共图书馆内接受开放性服务时, 这时公民与公共图书馆之间在服务关系之外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关系。

  2.实际形成的公共图书馆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服务合同是一个无偿合同, 但不是一个单务合同, 公共图书馆与服务接收者之间成立的是一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既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双务民事法律关系, 双方就分别享有对应的权利义务。以公共图书馆服务接受者权利为例, 其在这一关系中享有下列权利: (1) 强制缔约权, 即必然获得公共服务接受者资格的权利。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免费且全面地向社会公众开放, 公民 (外国公民是否享受这种服务并不确定) 自动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不因非法定因素受到限制。 (2) 平等共享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公民法律地位平等, 享受公共服务平等, 不得因性别、年龄、地域、教育状况等受到歧视。但是, 这种平等是一种常态的一般平等, 也可能因为公共资源的有限性, 在公共服务接收者之间形成权利冲突, 从而造成公共服务实质上的差异。这种冲突的产生有可能来源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 也可能是由于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制度设计不合理, 但本质上是服务接受者需求在一定时间段的重叠竞合。 (3) 享受高质量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 这是整个民事服务关系的核心和实质内容。为此, 公共图书馆服务接收者有权便捷、通畅地查阅馆藏图书文献, 或者图书馆员必要的服务引导, 并以实体或者电子的形式实际阅读图书文献。这一服务内容由于地域、具体馆情等方面的客观差异, 实践当中差别很大, 需要结合馆力量力而行,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只可能提供一个基本服务规范。 (4) 服务接受者的个人信息保护权。公共图书馆服务虽然免费, 但为了保障图书借阅活动的顺利进行, 一般都会要求服务接受者办理借阅卡、使用身份证扫码注册或者电子注册等, 在进行珍本书籍借阅时还需要进行更详细的身份认证, 公共图书馆由此获得了公民的批量信息。在信息化社会, 这些信息一旦泄漏或者被买卖, 服务接受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现在多发的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电子账号被盗大都与个人信息泄露有关。对此, 《公共图书馆法》第50条只是规定, 对于”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向他人提供读者的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的, 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实际上对于该行为根据出卖信息的种类不同分别达到“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或者获利5000元就可以按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对于因为保管不善造成信息泄露的, 服务接受者也可通过提起侵权诉讼, 来获得民事赔偿。对于服务接受者的个人信息保护, 我国已经建立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追究体系。上述公共图书馆服务接受者的权利反过来说就是公共图书馆的义务。当然, 服务接受者也承担了爱护书籍文献、按时归还、丢失或者损坏书籍文献赔偿等义务, 但总体而言, 公共图书馆的义务要远远超过服务接受者的数量多少和负担程度。

  3.公共图书馆馆藏图书着作权纠纷是公共图书馆提供图书文献服务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新问题。我国已经建立了出版单位出版物呈缴 (交存) 制度, 《出版管理条例》要求出版单位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免费送交样本;《公共图书馆法》将呈送范围扩大到省级图书馆。出版物呈缴 (交存) 制度本意是保存文献, 扩大文献信息供给, 但忽略了不同出版者对于自己着作传播范围的自我设定, 是基于社会公益对出版者着作权的一种限制。同时, 《着作权法》第22条规定, 图书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可以不经着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但是, 公共图书馆在提供图书文献阅读、传递依然可能产生着作权争议, 并承担法律责任。 (1) 图书馆对馆藏图书文献利用、开发不当印发着作权侵权纠纷。公共图书馆对馆藏图书文献进行利用、开发, 特别是对自己馆藏的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复制、传播有可能超越私人阅读、使用的公益限定, 造成超范围使用或者收取的费用超过必要的成本转化为事实上的盈利行为, 从而引发纠纷。 (2) 图书馆在对馆藏图书文献进行汇编、节录过程中, 改变原文献结构框架, 或者因断章取义对原文献的内容和价值产生贬损, 可能侵犯着者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权、汇编权以及邻接权中的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等相关权利, 从而引发原作者对图书馆的加工行为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性等侵权诉讼。 (3) 图书馆在对馆藏作品进行深度开发, 可能会带来知识资源的创新增值, 但创新增值需要馆藏的他人知识成果, 创新增值的部分的使用也需要与原作品结合才能发挥功效。在这一情况下, 知识创新增值应获得他人许可, 并进行必要的标注或说明, 否则创新成果同样可能涉及侵权。[4]

  由于公共图书馆常与活动的开放性、公共性, 涉及的社会关系纷繁复杂, 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胜枚举, 上述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其中比较主要的类型, 是一个围绕其主体功能展开的论述, 其他如公共图书馆发生的人身伤害涉及的安全防护问题也比较多发, 因为主要涉及的还是人身伤害这样一个一般的民事纠纷, 不具有图书馆法律关系的个性, 在此不再赘述。

  结语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虽然是我国整体法律体系中非常细微的部门法, 但从系统论的角度看, 由该法连接组合而成的法律部门已经初具规模, 并与周边法形成了相互协作、互为支撑的法律规范网络。当然, 其也存在着立法依据、具体表述、逻辑架构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但整体而言能够为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作、服务等提供规范约束。对于存在的问题, 可以借助制定实施细则, 发布行政解释、司法解释等方式加以矫正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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