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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解决抗战初期湖南严重兵役问题的主张

添加时间:2019-01-10 11:45
  摘要:抗战初期, 为了解决湖南严重的兵役问题, 徐特立结合中共的兵役经验和政策, 提出了实行战时义务兵役制的主张。他认为首先应规范兵役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教育和广泛的宣传动员来建立民军, 从中选拔模范人才, 建立地方武装, 再转化为正规军;为了保障义务兵役制的顺利推行, 要培育干部, 建立群众组织, 并改变国民党军队中的军阀习气, 实行官兵一致。徐特立的征兵主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对解决抗战初期湖南的兵役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徐特立; 抗日战争; 湖南兵役; 义务兵役制;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anti-Japanese War, in order to solve the serious problem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 Hunan, Xu Teli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arrying out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in time of war in combination withthe military service experience and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u thought first we should standardiz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establish acivilian army through reform, education, extensiv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choices model talents in them, build up local armed forces, and then transform them into regular troop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train cadres, establish massorganizations, and change the habits of warlords in the Kuomintang army so that officers and soldiers are United.Xu Teli's conscription ideas are practical and pertinent,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olving the military serviceproblem in Hun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 Xu Teli; Anti-Japanese War; Hunan military service;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花甲之龄的徐特立接受中共中央派遣, 担任湖南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 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组织, 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徐特立在湘工作的抗战初期, 湖南兵役由于各种原因, 兵员补充问题严重。作为统一战线中共代表的徐特立, 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等一些方式, 为解决湖南的兵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只是有一些文章中简单提到, 缺乏专门研究。本文试对此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分析和总结, 以期了解徐特立为解决抗战初期湖南严重的兵役问题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丰富对徐特立的认识, 深化对徐特立的研究。
  
  一、兵役的重要性及抗战初期湖南的兵役问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爆发时日本“有陆军常设师17个, 独混旅、骑兵旅和守备队10余个, 共60余万人”[1]4, “有预备役73.8万人, 后备役87.9万人, 第1、第2补充兵248万人”[1]4;而且日本军队的军官士兵受到过严格的训练, 拥有大量的现代化作战工具, 战斗力十分强悍。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 独立旅65个, 独立团79个, 总兵力202.9万人”[1]4, “有预备役50万人”[1]4;同时中国军队由于分属不同的势力集团, 编组、训练复杂混乱, 现代化作战工具不仅少而且落后。以上对比表明, 日本军队的实力超过中国, 因此“我们要在兵额兵源上都胜过敌人, 才能谈到和敌人拼到底, 拼得胜”[2].此外, 从战争初期的情形来看, 中国军队由于战斗力不及日本军队, 减员严重, 也需要大量补充兵员。所以兵员的及时、大量补充对于抗战能否胜利有着重要的影响。
  
  然而“由于兵役制在中国推行时间的短暂、兵役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广大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淡薄、社会组织的弥散, 特别是战时政治的败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役制的推行枝节横生”, “基层役征人员的徇私舞弊、买卖壮丁、接兵部队的苛虐壮丁”[3], 出征军人家属的优待工作不到位等原因, 导致全国的兵役现状十分混乱。作为全国人口大省也是兵役大省的湖南也不例外, 用当时主政湖南的张治中的话说就是:“现在回想到当时那种天怒人怨, 不忍人之心仍不禁油然而起。”[4]107张治中当时提出设置专管兵役的省军管区, 并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撤销各部队在湖南的征募机构, 按照湖南人口的实际情况, 定额湖南每月供应的兵员人数并统筹分配至各乡各保。在他主持下, 湖南颁布并实行了国民兵总抽签办法, 制定了《非常时期实施兵役宣传大纲》, 惩治了一些渎职的役征人员。
  
  这些整治措施虽初步改善了湖南兵役混乱状况, 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基层机构的不健全, 由于不肖的乡镇保甲人员的作祟, 役政的彻底改进, 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4]108湖南办理兵役的很多基层保甲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 趁机牟利, 破坏了兵役的平等、平均、平允的“三平原则”, 挫伤了民众对服兵役的积极性。湖南军政当局虽然在抗战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优待出征军人家属, 但在一些地方, 优待征属的工作仍旧做的很不完善”[5], 致使有的已征军人家属生活得不到保障, 产生负面效应。此外, 应征壮丁在入营服役的过程中, 常遭受基层军政人员和接兵部队的虐待, 甚至死亡, 新兵逃亡现象严重, 这也造成民众对军队的恐惧, 使他们从心理上排斥兵役。
  
  由于以上原因, 民众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兵役:有的逃亡到城里;有的在后方“顿杆子”, 当土匪;有的自残。这一方面破坏了农村生产和地方治安, 另一方面造成政府可征的壮丁数量减少。政府要完成兵役任务, 拉壮丁就成了一种“效果显着”的方法。这种征兵方式使得民众生产生活遭到破坏, 并极易形成恶性循环。此种情况下, 湖南役征推行十分艰难。

徐特立
  
  二、徐特立的兵役主张
  
  徐特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中央苏区工作多年, 对中共形成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军事斗争经验有着深刻的体会。面对湖南兵役问题, 徐特立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 借鉴中共的兵役经验, 将着力解决湖南兵役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建立一套更加高效合理的兵役制度相结合, 提出了战时义务兵役制。
  
  (一) 改革战时兵役制度:彻底废除募兵制, 建立义务兵役制
  
  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曾改革募兵制, 推行征兵制, 然而由于“征兵制度尚未完成”[6], 实施进程缓慢, 在抗战爆发后形成了“征募并行”[7]的兵役制度。徐特立认为募兵制招来的兵员是“为了生活为了钱才来当兵”, “和雇来的工人一样是替掌柜做工”, “缺乏国家民族思想”[8]7, 缺乏为国家民族牺牲奉献的精神, 加之当时政府不愿意招募那些有职业的群众;因而, 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募兵制缺乏政治动员, 无形中削弱了政府进行兵役动员的动力, 限制了可服役的兵员数量, 常常募来的是一些游民等“落后的群众”, 兵员素质低, 打仗能胜不能败, “能合不能分”[8]23.
  
  鉴于此, 徐特立提出彻底废除募兵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自己应该做的事叫义务。打日本是中国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 首先就每人都要当兵, 只要满了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 就应该自动的当兵。”[8]7义务兵役制强调以国家民族为重的思想观念, 要求在取得民众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征兵。这样, 不仅征兵的范围广泛, 兵员的素质也会相对较高。民众自觉主动服役对于缓和政府的兵役压力、改善官民关系、实现全民族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建立义务兵役制的基础:理顺人民战时当兵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建立义务兵役制, 首先就要规范在兵役活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主导性作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当兵参军保家卫国是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但是义务与权利从来就不是分离的。人民在履行义务的时候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 没有权利的义务只能是压迫和剥削, 也只能造成对立和抗争。国民政府在抗战征兵上的困境, 就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政府一直在强调人民要当兵, 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改善人民不利的处境, 导致人民用逃亡和反抗的方式化解兵役带来的伤害。对此, 徐特立认为:“权利义务是法律上相互的两个名词, 民众在抗战中尽了当兵的义务、纳税的义务, 就应该给他们以人权, 而不把他们当奴役, 随便捆绑, 随便逮捕和打骂。”[8]84即应规范兵役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给人民以应有的权利, 来保障义务兵役制顺利实施。
  
  1. 废除不当法律, 给予民众基本人权。
  
  徐特立认为要争取民众参战, 首先就要在政治上解放人民, 使人民享有应有的权利。“开放党禁, 释放政治犯, 废除束缚人民救国的法律, 是发动群众救国的根本条件。”[8]10政府要承认其他的爱国党派, 保护抗日爱国分子, 给民众以抗战的自由, 为民众参与抗战扫除法律上的障碍, 提供政治保障, 在大环境下营造参加抗战的良好氛围。同时, 要给予民众基本的人权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 给他们“以说话的权利, 要他们出钱出力, 采取讨论公决的方式”[8]84.意见的自由表达, 参与方式的民主, 会“使他们感觉得出力是用来救国救家救乡救自己的”[8]84, 以此由内而外地激发其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2. 改善民众生活, 优待军人家属。
  
  抗战时中国经济落后, 民众生活水平低, 是造成民众民族国家意识淡薄的一个基本原因。民众国家民族意识不高, 也就意味着民众对抗战的关注度不高, 抗战参与度低, 这显然不利于征兵。徐特立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人民生活, 不是慈善性质的消极作用, 而是培养国力的积极作用, 是抗日救国的根本问题。”[8]15他认为政府要改善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 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赈济灾荒, 采取各种得力措施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他认为, 基本生活的改善可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关注自我生存状态向关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转移, 也能提高他们战时生产的积极性和效能。这样, 战时的民力得到了发展, 国力得到了培养, 既为长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在客观上也促使民众为保卫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而主动参军参战。
  
  优待军人家属是兵役制度的重要方面, 是激励士气和凝聚人心的重要因素, 关系到征兵制的顺利推行。湖南军政当局虽有众多的优抚措施, 但远没有达到抗战的要求, 因此徐特立提出在政府优待抚恤之外建立民间的优待组织---优待军人家属委员会等, 开展更大范围的慰劳工作, “总之要动员一切力量来广泛地慰劳出征军人和他们的家属”[8]69.在群众组织的领导下, 组织没有上前线的人帮助上前线军人家属解决困难, 帮助他们耕种、收获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事务。民间的优待征属工作, 以广泛的群众力量为支撑, 相对于政府组织自上而下的优待, 能够给民众以更多更实在的帮助, 更大程度地免除出征军人的后顾之忧。当民众积极参与此项工作时, 本身就代表着对出征军人的认可和同情, 能够给家属以精神上的鼓励, 对兵役工作产生正面效应。
  
  规范和理顺兵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能改善国民政府兵役工作中权利与义务相背离的弊病, 在政治、法律和道义上为民众投身抗战提供依据, 为建立义务兵役制开辟道路, 这对于解决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兵役问题有着极大的意义。
  
  (三) 义务兵役制推行的第一步:通过建立战时教育和广泛的宣传来动员民众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 是不能胜利的。”[9]义务兵役制的顺利实施, 广泛深入的动员必不可少。
  
  1. 改革教育---基础的深层次动员。
  
  民国时, “我国教育, 尚未普及, 且人民国家观念缺乏, 民族意识薄弱”[10], 不了解抗战征兵, 因此, 徐特立提出要改革教育, 建立战时教育。他认为, 首先明确抗战时期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 让人民了解自己解放、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 帮助人民建立国家民族意识, 领会抗战于自身的意义。其次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课程, 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消除学校和社会、教育和战争、教员和学生之间的鸿沟, 提高课程的时代性、现实性、伸缩性。[8]16在组织方式上, 徐特立提出可以在正式学校之外开办训练班和组织座谈会等, 利用多种形式来扩大教育的范围。他认为, 战时有机结合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既能扩大教育的覆盖范围, 广泛提高民众的抗战意识, 也可使学生接触更多的社会实践, 增加对抗战的了解, 为抗战培育高层次人才。更深一层说, 普及教育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对抗战认识的朦胧状态, 为其他的动员工作打下基础。
  
  2. 广泛深入的宣传。
  
  抗战时, 作为兵员主要来源的农民是动员宣传的主要对象。对于农民, 徐特立提出“用谈话、会议及演讲的方式造成抗战的空气, 使整个乡村在抗战的空气下紧张起来”[8]68, 让农民深切地感受到抗战与自身的关系。徐特立还注重示范效应, 提出在农村进行动员工作的人员应该由已经当兵或是将要当兵的人担任, 以改变过去动员人员给民众留下的动员者不当兵的不好印象, 提高动员工作的认同度。他借鉴八路军的动员经验, 提出“动员家庭中的父母妻子去劝勉他们的儿子或丈夫”[8]68, 做彻底的宣传, 用以减少征兵过程中家属的牵绊, 减少应征人员留恋家庭的情绪。
  
  徐特立十分注意用民众的力量来动员民众, 他提出了诸如让“会写文章的人写文章, 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 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讲话讲得好的人到各处讲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 报告抗战胜利消息及战胜的理由;会演剧的人, 演打倒日本的戏剧;会唱歌的人, 唱救国的歌曲给大家听;会画图画的人, 画日本侵略中国的画报”[8]11等主张, 以充分发挥民众的智慧和才能, 形成多元合力, 实现全民动员。
  
  他还重视发挥戏剧的动员作用, 认为在所有的动员方式中, “戏剧是最能收到效果的, 它非但能够刺激观众, 教育观众, 还可以把在前线的英雄抗战的精神, 甚至于沦陷区域内敌人的暴行都搬到观众眼前, 使观众愤怒, 使观众精神奋发!”[8]136以语言和身体动作为载体的戏剧, 能够用声音和视觉的方式表现抗战, 其对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民众来说, 是一种喜闻乐见的鼓动方式。它既可以让民众了解抗战, 产生情感共鸣, 又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将政府的兵役政策于无形中传递给民众。因而, 徐特立十分重视戏剧的发展, 他向长沙戏剧界提出进行联合协作, 集中力量发展戏剧;向参与兵役宣传的沅陵学校、工商各个行业提出建立戏剧队伍, 以更好地发挥戏剧的宣传作用。
  
  (四) 战时义务兵役制推行的核心:建立以民军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征兵体系
  
  徐特立不赞成国民政府兵役中的抽丁政策, 主张通过建立自卫民军, 再建立以保安团和游击队为基础的地方武装, 然后将其转化为正规军的方式, 实现征兵制。
  
  1. 建立民军---普遍地组织和发动民众。
  
  徐特立借鉴国外学者卓莱和中国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理论, 融合中国古代的寓兵于农制和曾国藩创立的“乡勇”制度的优点, 提出了抗战时期的民军制, 作为义务兵役制征兵体系的开端。民军“先从组织做起:小孩子组织童子军;青年组织青年军;成年人组织成年军”[8]69, 将民众普遍地组织起来, 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 实现民与军相结合。形式上, 以甲为单位, 挨村挨户近距离组织, “十个人就是一班, 二三十人就是一排, 一百以上就是一连”[8]69, 利用民众的邻里关系进行组织。在训练内容上政治和军事并重, 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这样既容易理解, 也容易实践。在训练方法上, “除军事操以外, 采取开会讨论式、问答式, 会议以计划工作、分配工作和检查工作为最要, 讨论时事估计敌情与工作讨论配合起来”[8]111, 采用多种多样的灵活方式, 尽可能适应不同人的需求, 提高训练效果。民军制兼顾生产和军事, 像古代的寓兵于农制, 农民一边生产, 一边在民军组织里接受简单的军事和政治训练, 为战时做准备。
  
  2. 民军转化为地方武装再转化为正规军。
  
  徐特立提出在经过训练的民军基础上, 抽调积极性和政治水准比较高的人员组织青年模范自卫队和成年模范自卫队, 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或者让他们到前线执行特种任务, 以资练习。经此训练的青年和成年模范队, 可在需要时直接转化为游击队和地方保安团, 建立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地方武装通过维护地方治安、野外演习、配合正规军作战等进行训练, “可随时准备转变为正规部队”[8]37, 实现不扰民的征兵。徐特立认为这样建立起来的正规军继承了地方武装充满乡邻情谊的优点:可胜可败, “可分可合, 长于独立作战, 便于游击战术”[8]37, 不仅能够利用乡土情结加强团结、凝聚力量, 而且在地方作战可以根据战况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民军、地方武装、正规军相互结合, 有序转化, 实现了群众的充分动员, 能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此外, 征到正规军中的士兵受过层层的军事和政治训练, 素质较高, 这样就减少了从民到兵角色转化的障碍, 能帮助部队快速形成战斗力。这种方式将中国的兵源现实与中国抗战的需要进行了恰当的对接, 能够极大地提高兵役工作的效率。
  
  (五) 战时义务兵役制的执行者---兵役干部及其辅助群众组织
  
  湖南兵役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保甲人员对役征的破坏。关于这个问题, 张治中提出“动员有才有德、敢作敢为的知识青年, 作彻底改进基层机构的张本”[4]109, 希望通过训练新干部充实基层来改革兵役, 但徐特立认为抗战时“改造旧的干部与培养新的干部有同样的必要”[8]60.对于老干部, 要根据抗战时期的新形势, 在新的干部组织形式中进行教育训练, 使他们根据新情况检查和总结过去的工作, 改变旧的不合时宜的工作方式和习惯, 提高他们在抗战中执行新政策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和效率;对于新干部, 按照能领导群众组织的要求, “主要的是从工作中去找, 如果彻底的广泛的发动群众运动, 那么有办法有能力的干部就会从工作中涌现出来。”[8]63从群众运动中选拔干部, 既能发掘到有群众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忠实可靠的干部, 又便于在抗战中实行。对于干部的训练, 徐特立主张在政府或群众团体举办的训练班中, 通过教学做合一的方法, 进行政治、军事、群众工作和征兵方法的教育培训, 加强和提高他们从事兵役工作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以更好地推进征兵工作。
  
  兵役工作既需要兵役干部, 还需要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为此, 徐特立提出“在这种紧急环境之下, 人民应该自己起来组织抗战团体”, 即建立自治性的群众组织, 使群众“自动的担负抗战工作, 自动的解决本身问题”[8]111.针对湖南役征中“没有从政治上说服的工作, 没有户口登记的工作, 没有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 没有慰劳上前线将士的工作”[8]62, 徐特立提出要在干部的引导下建立乡村征兵动员委员会、登记调查委员会、优待军人家属委员会、慰劳委员会等组织。他认为群众组织能够将群众间的信任、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力量, 进行整合和优化, 最大限度地辅助兵役干部进行工作, 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 推动义务兵役制的顺利实施。
  
  (六) 义务兵役制的保障:改善军民关系, 实行官兵一致
  
  义务兵役制的深入推行要有切实的保障, 徐特立针对中国军队的状况, 提出了两点保障措施。
  
  一是改善军民关系, 实现军民和谐。抗战时, 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军阀和土匪作风依然十分严重, 欺压抢劫老百姓事件频发, 造成军民的严重对立。为此, 徐特立提出:“军队和人民在政治上团结一致, 严守军队的纪律, 不拉夫、不拉牲口、不派款、不强迫买卖。”[8]8主张通过约束军队行为来改善军队形象, 缓和军民紧张关系, 降低民众对军队的排斥感, 拉近民众与军队的距离。
  
  二是实行官兵一致, 加强军队团结。对于新兵遭虐待的情况, 徐特立提出国军要学习八路军中官兵一致的原则, 改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将军官和士兵统一到抗日救国的目标下, 使他们“在政治上团结一致, 在生活上同甘共苦, 废止肉刑及一切打骂”[8]8, 和谐相处, 提高军队的凝聚力。此外, 徐特立提出“一定要使士兵生活有娱乐”[8]69, 在对士兵进行军事政治教育外还要进行娱乐教育, 提高士兵的军队生活质量, 提高军队的吸引力。
  
  三、徐特立兵役主张的特点及影响
  
  徐特立的兵役主张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 以关心群众为前提, 以发动群众为导向。徐特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出发, 运用中共的动员经验, 希望通过发动民众来解决湖南的兵役问题。首先他针对民众的生活现状, 提出改善民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 将民众的视线从自身转移到国家, 为动员群众建立前提。在此基础上组织民众, 建立民军, 使群众在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中, 增强国防意识, 提高兵役认识。他认为民军制可以让农民摆脱分散盲目的状态, 通过最初的集中训练, 使他们提前熟悉军队的集体生活, 克服乡土观念严重、过于保守等性格缺陷。同时, 他提出利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动员群众, 用群众的力量来关心群众, 以群众工作来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通过关心群众和发动群众相互促进, 使群众不再逃避兵役, 为征兵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二, 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远见性。徐特立提出民军的训练不要耽误农业生产, 最大程度上消除军事和生产的对立, 使两者协同并进。对于地方武装, 他要求“数量当有严格的规定, 饷项当较正规军更为节省, 不使在经济上加重民众的负担”[8]112, 消除国民党保安团增加民众负担的缺点, 达到“求战与治兵”的平衡。他的着眼点不仅在当下, 更在未来。他提出后方的民军“不但要学习打仗, 并且还要兼做行政工作, 组织工作”[8]70, 在兵役中培养地方自治力量, 为地方以后的发展打基础。徐特立在解决兵役问题时并不只是关注兵役一项, 而是将其纳入整个社会的发展, 纳入持久战来考虑。他认为征兵不是通过损害社会力量来进行抗战, 而是要保护社会力量, 积聚社会力量, 并利用社会力量来支持抗战, 直至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他的主张不仅要解决兵役问题, 同时也要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三, 立足当下, 借古鉴今, 融合中西。徐特立提出的以民军制为中心的义务兵役制, 针对湖南的兵役问题, 借鉴了中共的兵役经验, 汲取了中国古代兵役制寓兵于农兼顾生产与军事的优点, 也借鉴了近代曾国藩利用乡邻情谊组织军队的经验;同时, 还吸收了法国学者卓莱的民军理论和中国军事家蒋百里“学校军队化, 军队学校化”的主张。他对国统区的兵役问题, 没有盲目照搬中共的政策, 而是从现实出发, 有机综合了各家所长, 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符合实际需要的征兵方法。
  
  其四, 以系统组织实现多重功能。湖南当时征兵是兵役系统, 训练民众是民训系统, 民众自卫是自卫军系统。这些系统虽然业务有差别, 但其目的都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参与抗战。其由于政出多门, 无法统一力量, 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徐特立提出的兵役主张, 将以上三个系统的职能全部包含, 在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之后, 组织训练民军, 既达到了组训民众参与抗战的目的, 又可以依靠民军保卫地方, 实现自治自卫;同时, 又能够在民众自愿自动的基础上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 为抗战节约经费, 一举多得。
  
  以上特点也是徐特立兵役主张的优点, 如果能够被运用于实践将对湖南兵役产生显着的作用, 然而它们毕竟与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民可由使之, 不可使知之”[11]的态度不相符合, 所以其主张只在开明统治下有部分影响。由于开明统治的短暂, 再加之湖南地区中共力量的相对弱小, 徐特立的主张对当局的实际影响不大。但也不可否认, 经过他和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努力下, 其主张还是产生了一些相当积极的影响。
  
  其一, 徐特立利用其中共驻湘代表的身份, 通过对张治中等湖南军政要员的统战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湖南政府的兵役政策。如在徐特立和中共的影响下, 张治中“仿效共产党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方法, 成立了亲自兼任团长的湖南民众抗日自卫团, 以及亲自兼任处长的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处”[12], 力图通过这两个机构来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抗战, 为征兵打基础。
  
  其二, 徐特立到湖南后, 通过写作大量的文章和到各处演讲来宣传中共及自己的抗日主张, 对湖南的抗日团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春, 徐特立代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多次在湖南省广播电台讲演《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呼吁国民政府将带有军阀性质的募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 并实行八路军行之有效的军民一致、官兵平等、优待抗日军人及其家属、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等政策。1938年4月在徐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号召下, 各抗日团体积极响应, 配合全省兵役宣传周活动[13]119, 帮助政府动员广大爱国青年参军参战。此外, 在徐特立和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 湖南各地建立了很多的戏剧组织, 如长沙的一致书剧社、一九三六剧社, 常德的三八剧社, 南县的抗敌剧团, 益阳的蔚南剧社等, 这些剧社在宣传抗战、兵役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 徐特立和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宣传动员, 在湖南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湖南的进步青年在徐特立和湖南党组织的影响下, 对于投身中共领导的全民族抗日斗争有着很大的热情, 为此驻湘八路军通讯处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委员会的名义, 将在长沙一些中学招收的进步学生和青年送往延安, 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此外, 在中共的影响下“衡阳城乡工人参加抗日军队的1000人以上”[13]120, “1938年春, 长沙的织造、缝纫业工会和益阳的织造、靴鞋工会, 南县的码头工会, 铜官的陶业工会和醴陵的石成金煤矿工会, 都发动工人参军参战”[13]120.
  
  徐特立的兵役主张与湖南当局的兵役政策根本上说是两种思路, 其体现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各自抗战方式的互补和合作。徐特立的主张从人民出发, 虽能补国民党兵役政策的不足, 但是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戒备, 导致其合理建议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局限。但不可否认, 从抗战初期湖南兵役的整体上看, 徐特立以及中共的努力还是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湖南兵役的推进、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扩大了中共在湖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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