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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清代黄河河工的研究进展

添加时间:2019-01-08 14:08

  摘    要: 清代黄河河防形势严峻, 黄河河工也一直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同样也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来, 河工史研究日趋兴盛, 相关学者对与清代河工相关的河工经费、河工物料、河工组织、河工立法、河工贪冒、治河理念以及河官、河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清代; 黄河; 河工;
 

近年来学术界对清代黄河河工的研究进展
 

  Abstract: The flooding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so severe that river works had always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which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researches on history of river engineering are increasing, and scholars have already carried out in-depth researches on river labor funds, river engineering materials, river work organizations, river work legislation, river engineering greed, river management concepts, river officials and river administ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achieved rich results. These result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 Qing Dynasty; Yellow River; river engineering;

  黄河既是中国的母亲河, 同时又是中国洪涝灾害严重的大河之一。到了清代, 黄河河防形势更加严峻, 决口的频率和规模也超过前代。清政府历任皇帝对黄河河工都十分重视, 如康熙帝就将河务与三藩、漕运并列为三件大事。时至今日, 黄河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综合治理, 仍是中国洪涝危险较严重的河流, 黄河的治理依然值得关注。因此, 对清代黄河河工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而且对当代黄河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二十一世纪之前并未出现对黄河河工的专题性研究。贾国静先生曾对二十世纪以来的黄河史进行回顾, 但并未涉及河工方面的内容, 关于河工的内容也多散见于水灾、河道的研究之中[1]。二十一世纪以来, 黄河河工日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这些研究涉及河工的经费、物料、立法、组织等方面。本文试图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进行整理分析, 总结其特征, 并进一步探讨黄河河工的研究方向。

  一、河工的经费、物料和组织

  频繁的河工兴作, 造成了清代庞大的经费支出, 也被当今学术界关注。陈桦研究了清代河工与财政的关系, 指出河工经费的支出与清代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晚清政府虽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但多用于挽救清王朝的统治, 河工经费被日益削减, 致使黄河泛滥[2]。饶明奇对清代河工经费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 并对河工经费的管理成效进行了分析, 认为清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河工经费管理制度, 但河工贪冒的情况依然严重[3]。薛敏以河工为例论述了赋役征银对中央财政的影响, 指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 赋役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中央财政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导致河工经费日益紧缺, 河工也日益败坏[4]。郑林华探讨了雍正朝河政经费的筹集、用度和审核, 并对雍正朝一般年份河工用度的额度进行了估算, 认为雍正朝的河费支出处于合理的承受范围[5]。潘威以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的山东为例, 研究了清前期黄河额征河银定额化的过程及其空间形态特征, 指出河银认缴的主要州县分布于黄运两河的中间地带, 因当地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致使河银征收困难, 也是定额河银制度难以持续的重要原因[6]。张通以咸丰朝东河河工经费和财政管理为视角, 对当时河工经费的紧缺状况和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 通过对河工用费的梳理探讨了河工用银的变化趋势[7]。

  河工物料是黄河河工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物料采办关系到河工的成败, 不仅为当时清政府所重视, 而且引起当今学者的关注。李德楠对清代黄运地区河工物料的类型、演变、用途、用量、采办、运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指出河工物料的采割、征派、购买、运输、使用等各个环节都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产生了影响;李德楠分别以黄运地区的软料和硬料为中心, 探讨了明清时期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 指出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实质上是河工和地域开发导致的环境后果在物料上的反映, 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的特点, 反映了河工技术和治河方略的内在变化;李德楠还对河工物料的采办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 指出由于官吏的腐败和自然灾害的原因, 物料的采办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李德楠通过对光绪年间丰县“免料始末”的史料进行研究, 分析了黄河治理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内在关系, 指出为了应对河工物料的征派, 沿河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8]。饶明奇对清代防洪工程物料法规的法律渊源和立法内容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清代防洪物料立法对于控制河员贪污的重要意义[9]。陈瑞对康雍乾时期河南省河工物料的来源和采办制度进行了研究, 指出康雍乾时期主要河工物料由柳枝演变为秫秸, 其采办方式也由民办改为官办[10]。

  河工组织是指从事黄河河工的人员群体, 其中数量众多的河工夫役和河兵是黄河河工的主要参与者, 他们在黄河的治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河工夫役方面, 金诗灿对清代河工堡夫的设置、分布、职责、待遇、来源和数量等进行了研究, 指出清代堡夫待遇差、劳作苦, 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 这与后来河兵的设置有很大关系[11]。李德楠对清代黄运地区河工夫役的类型、来源、征派方式、数量和工作情况进行了研究, 并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探讨了河工夫役问题对黄运地区的影响[8]。陈瑞对康雍乾时期河南河工夫役的类型、派募方式和劳资状况进行了研究, 指出清政府在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对河工夫役由征改募的改革, 到了雍乾时期, 在清政府大力推行以工代赈的基础上, 河工夫役的征派方式完成了由佥派到雇募的转变[10]。在河兵方面, 戴龙辉对清代河标、河营的建置沿革、空间分布、职能、奖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从河政的角度对河标、河营及其他河防力量进行了对比分析, 认为河兵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下降是晚清河政崩坏的重要原因之一[12]。

  二、河工的立法、贪冒和治河理念

  黄河河工有效的运作和管理是建立在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 因此, 清政府对河工立法十分重视。饶明奇对清代防洪工程的修防责任追究制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追究制的实际执行情况、特点及其法律地位;还深入探讨了清代河堤养护的立法成就, 并指出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保障河堤的安全有着积极作用;论述了清代防洪法规的形成和特点, 并总结了清代防洪法规的四大特点:内容丰富和体系完备、多种惩罚和经济追陪、重奖重罚和从严执法、罪行法定和有限类推;分析了清代盗决河防罪的继承、创新、特点和历史地位, 指出清代盗决河防罪的实施承前启后, 在水利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还对清代水利的立法思想进行了分析, 指出清代的水利立法对历代水利立法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但清代水利立法思想的专制性严重影响了水利工作的成效;分析了清代河工事故责任追究制的司法实践, 认为河工事故责任追究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河政腐败问题[13]。赵启飞对河工防洪中的赔修制度形成的原因及过程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赔修制度执行中的变通和赔修制度的消极影响, 并阐述了培修制度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14]。

  河工运作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物质和经费,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员的贪冒现象。金诗灿探讨了清初河工腐败的表现、影响、产生原因和治理成效, 指出尽管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 但成效不大, 清政府也始终没有找到根治河工贪冒的办法;作者还对清代中期河工弊政的特征及其治理进行了研究, 指出清中期河工腐败问题比清初更甚, 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未能阻止河工腐败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对晚清河政造成了重大影响[15]。贾国静对清代河工贪冒的发展、途径、手段以及清政府的治理等进行了研究, 认为河工贪冒是清代吏治的一个缩影, 河工事务中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是整个封建官僚体制衰落的重要体现[16]169-180。刘志松探讨了清朝各个时期河工贪冒问题的特征及其治理, 指出河工贪冒问题的阶段性特征与清代不同时期的制度建设和吏治整饬有着密切的关系, 体现了制度与实践的互动关系[17]。

  清代在继承前代治河理念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河工实践,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河理念。崔宇和卢勇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探讨了明清时期“束水攻沙”的治水思想, 认为“束水攻沙”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下游泥沙淤积的问题, 导致了黄河治理的最终失败[18]。曹志敏对清代“束水攻沙, 蓄情敌黄”治河方略的形成过程、实施情况和影响进行了探讨, 认为清政府这一治河方略存在严重缺陷, 并不能有效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 反而使洪泽湖成为地上河, 加重了苏北一代的水患[19]。蒿美玲研究了在“蓄清刷黄”理论下形成的高家堰工程, 并阐述了高家堰工程的的历史影响[20]。曹颖和高亮月从传统哲学的视角考察了明清时期治河的思想和实践, 指出传统哲学影响下的治河思想和实践对当今河道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21]。

  三、河官和河政

  河官是指从事河工管理的官员。清代出现了一批治河名臣, 主要有失之锡、靳辅、张鹏翮、嵇曾筠、魏源等, 他们对黄河的河工有着卓越的贡献, 目前学术界对河官的研究中就涉及到了这些治河名臣在河工方面的功绩。朱之锡是清代的第二任河督。娄占侠和金诗灿都对朱之锡的治河成就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朱之锡在河工建设方面的举措, 肯定了朱之锡的治河功绩[22,23]。靳辅是康熙年间的治河名臣。马红丽探讨了靳辅治河的背景和功绩, 还将靳辅与其他治河人物进行了综合比较, 阐述了靳辅治河的历史启示[24];和卫国从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了康熙前期靳辅治河期间发生的治河争议, 指出靳辅的治河方略虽然被最终肯定, 但这场治河争议却反映了皇权对河工的影响, 以及皇权与官僚关系的变化[25]。张鹏翮是康熙后期治河名臣。王俊桥研究了张鹏翮的治河活动, 并对其治河成就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26]。嵇曾筠是雍正年间的着名河臣。金诗灿论述了嵇曾筠在主理河南河工时期的河工建设成就[27], 丁强探讨了嵇曾筠治河期间取得的河工制度建设成就及其成功的原因[28], 两人都肯定了嵇曾筠在河工建设方面的功绩。魏源是清末着名思想家, 对黄河的治理有着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汪志国探讨了魏源的治水思想, 指出魏源的治水思想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理念, 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并具有一定的环保意识[29];崔道峰和杨德志论述了魏源的河工改革思想, 指出魏源通过对河工的考察, 寻找河工之弊的根本所在, 主张治河当以导为主, 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魏源的改革思想难以实施[30]。

  河政是河工在政治层面的含义, 因此在有关河政方面的研究中对河工问题多有涉及。邵博研究了康熙朝的黄河治理, 论述了康熙朝治理黄河的背景和过程, 并讨论了康熙治河的经验、教训和启示[31]。郑林华从河员、物料、经费和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了雍正朝的河政改革, 并对雍正朝的河政改革进行了评价, 阐述了其对当今黄河治理的借鉴意义[32]。张裕童对嘉庆前、中、后期的黄河治理情况进行了研究, 并探讨了嘉庆朝的河政和河工经费管理情况[33]。芮锐研究了晚清的河政状况和河灾情况, 探讨了晚清河政腐败的原因和影响, 指出河政腐败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体现了河政兴衰与国家治乱的关系[34]。卢勇、王思明从人员设置、运作模式、权限与内部关系等方面对明清时期黄淮地区的河防管理体系进行了研究, 认为黄淮河防管理体系有一定的成效, 但并未阻止黄河水患[35]。江晓成探讨了清代前期河工体制的变革, 认为这些变革使清代的河工体制有了良性发展;作者还从政治史的角度探讨了乾隆七年 (1742年) 江南的河工之争, 指出江南的河工之争体现了清代会议政治的运作机制, 并体现了技术官僚的崛起[36]。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以来, 学界对黄河河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内容已涉及到河工的制度、经费、物料、组织、立法、贪冒、思想等各个方面, 河工也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当前学术界对河工的研究呈现出从制度史向社会史转变的趋势, 出现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 这些可喜的变化, 也使河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取得成绩的同时, 笔者认为对河工的研究还有很多方面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首先, 研究所用史料的来源多是正史、政书、文集等比较容易获得的史料, 而对于档案、笔记、地方史料等文献应用较少。其次, 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足, 当前的研究成果虽然涉及到河工的多个方面, 但对河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比较缺乏。最后, 关于河工与区域社会的研究不足, 目前的成果中虽然有一些关于河工对社会影响的研究, 但整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运用新的史料、新的视角及新的理论和方法, 深度挖掘黄河河工问题, 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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