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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接管中文化接管研究

添加时间:2019-01-03 15:18

  摘    要: 1949年北平的和平接管标志着中国革命形势实现了新的伟大转变,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对北平各类文化机构的接管是整个接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而言, 对文化机构的接管包括对各类大学、各类新闻机构、各个文物及文艺单位的接管。北平文化接管工作的顺利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结果, 北平文化机构接管过程中的首创性经验为全国其它大城市解放后的文化接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北平; 和平接管; 方针政策; 历史经验;
 

北平和平接管中文化接管研究
 

  1949年北平的和平解放与和平接管是中国革命进程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领导农村转变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在接管北平中创造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对中国共产党日后接管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提供了重要启示。总体而言, 和平接管包括政权接管、物资接管和文化接管三部分。目前学界对北平和平接管的整体性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 具有代表性的如《北平和平接管的历史经验》1、《略论北平和平接管的特点及其基本经验》2等, 对于接管过程中具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和平接管的准备工作、和平接管的具体措施和经验、对市政的接管三个方面3。目前关于北平和平接管中的文化接管部分的专题研究鲜有着述, 本文旨在聚焦北平文化接管, 力图进一步深化对北平和平接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

  一、文化接管的原则和程序

  对北平的和平接管可谓有关“国际观瞻”, 当时国际国内很多党外人士都将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北京作为是否有能力管理好整个国家的试金石, 中国共产党亦将北平作为城市接管的试验场所, 充分做好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斗争中学习斗争”的准备, 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指出北平是一个大学, 要求几千接管干部向北平人学习。接管北平的复杂性并不仅仅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经验尚不丰富, 更在于北平“从历史上看是个文化城, 是国际的, 也是文化的, 有很多工人、学生, 大中小学生共有十一万。”4因此, 做好文化接管就成为整个接管工作的关键环节。文化接管的基本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 (1) 5完整接收, 保护文化教育机构。毛泽东非常关心北平的文化接收工作, 在北平解放前夕, 致平津前线司令部电报中明确指出要原封不动地接管北平文化教育机构。华北局根据中央指示也明确要求“不但要能够完整的接管, 而且要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建设城市和工业区, 使之成为全国最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之一。”6平津前线司令部在进城前的《约法八章》也明确了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的基本原则, 指出学校教职员、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公益机关供职人员均照常供职。这就树立了接管合一的制度, 为迅速改造文化机构继续为新社会服务提供了良好基础。 (2) 7对具有敌对意识形态性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肃清和立即接管。按照新民主主义方针改造文化机构, 比如肃清文化机构中的敌特分子, 对于反动党团学校予以取缔, 对国民党中央社、敌对分子所办报纸以及战犯或反革命首要分子所办大学予以立即接管和彻底改造, 取缔各级学校的训导制度和公民党义等反动政法课程。 (3) 8以慎重稳妥的态度进行文化接管。文化机构不同于政权军事机构和经济部门, 对其接受必须遵循文化工作的规律, 因此文化接管始终都强调稳妥的方针, 避免出现“左”或右的偏差。比如, 北平市委要求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的接管, 不能不加分别地在没有必要时也都派军事代表。叶剑英曾多次就文化接管问题向民主人士虚心请教, 明确对军管会指出对于大学生、教授、文化机构应当采取慎重态度, 避免采取粗暴的方式。因此, 在整个接管过程中, 对旧政权的权力机关如公安、司法、外交、税务等机构实行立即接管, 而对大多文化机构则实行代表制, 甚至准备要长期使用。

  文化接管程序总体情形如下:首先成立接管结构, 194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为北平市军事管制时期统一的领导机关, 职能之一就是负责接收并管理一切公共机关、公共产业、公共物资及其他一切公共财产。军管会下设文化接管委员会即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文教机构和一切文化古迹。下设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新闻出版部四个部门, 其中教育部下设高等教育处、学术机关处、社会教育处;文艺部下设戏剧音乐处、电影处、艺术教育处;文物部下设博物馆处、图书处;新闻出版部下设新闻处、出版处。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为钱俊瑞, 委员还有沙可夫、马彦祥、李伯钊、艾青、光未然、尹达、徐迈进、张宗麟、范长江、侯俊岩等11人, 后来又添加田汉、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翦伯赞、周建人、安娥等7人。文化接管委员会成立后即根据事前确定的接管计划进行调研, 明确接管对象后即告知北平市军管会, 由军管会批准并转告联合办事处。文化接管委员会领取军管会命令和联合办事处公函后即开始接管工作, 一般先和接管对象中的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取得联系, 进一步了解情况, 并确保被接管单位的稳定, 随之召开被接管单位的负责人及职工代表会, 军管代表宣读并讲解接管方针政策, 接管之后原单位的业务和人事工作即有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 并根据情况留下接管人员直至正式移交管理机构接收为止。负责接管的人员是军管代表和联络员, 军管代表主要负责被接收单位的人事、业务、生活等管理事务, 联络员主要负责了解情况向上反映并协助军管代表执行具体工作。各个被接收单位都配备三人以上的代表组成联络组。军管代表和联络员都经事前精心选任, 特别是军管代表均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干部担任。

  二、各类文化单位的接管过程

  自1949年1月10日接管清华大学起, 到1949年3月底, 文化接管委员会已基本完成了由“接”到“管”的过渡。在此期间一共接管了61个单位, 其中属于教育部门的有17个单位, 属于文物部门的有6个单位, 属于文艺部门的有17个单位, 属于新闻出版的有21个单位, 被接管单位职工总数达23370人9。按照文化机构的不同类型, 文化接管工作基本过程如下:

  第一, 对各类大学的接管。在私立大学的接管方面。对战犯或反革命首要分子所办的私立大学实施立即接管并没收其财产。此类大学主要有中国大学、华北文法学院、朝阳学院, 接管方案是将中国大学的理学院合并到北大或清华理学院, 其他学习各系学生合并成为训练班式的政治学院, 未来合并其他学校。基于外交方面的慎重原则, 对外国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则采取取消学校课程中的反动内容, 暂时维持原有运行, 不多加干涉。在国立大学的接管方面, 接管了清华、北大、师大、艺专、蒙藏学校 (大学部) 、铁路管理学院、国立助产7所院校共计7000多名学生。

  在大学接管过程中, 主要有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在学校中清除敌对势力, 并确保军管会的人事权。在文化接管过程中, 对高校教职员一般采取继续留任的原则, 但对于具有反动性质的高校训导人员则采取裁减措施, 主要有留用、遣散、洗刷三种形式。文化接管委员会明令通知被接管单位的人事调动和布告公文发布均须经军管代表的批准, 并在其颁布的《大学校务委员会组织大纲 (草案) 》中明确大学校务委员会中的“委员及常委均由高等教育主管机关提请任命之。”10二是课程改革和院系合并问题。对于反共反人民的课程坚决取消之。此类以法学院、政治系、社会系课程居多;对于理、工、医、农、铁路等课程, 课程内容可以继续采用, 但须改造其中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对于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文学、教育学、经济学、地理、艺术等课程, 原则上可以采用, 但须以批判的眼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 文化接管委员会形成了北平高校院系合并的初步方案, 即合并各校法律、政治、经济文学等院系归于北大;合并各校理、工院系归于清华;合并各教育院系归于师大;合并各医学院系归于医大;合并各农学院及若干农场归于一统一的农学院。三是建立新的学校领导机构。原则上被接管各校均建立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在内的校务委员会, 在确保党的领导的前提下, 校委会吸收三分之一左右中间分子甚至个别右翼教授参加, 以便团结全体教授进行改造, 校委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第二, 对新闻出版单位的接收。其中通讯社为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中国经济通讯社, 新闻报纸主要有21家, 其中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军队出版发行的报纸, 应当立即接管的有:《华北日报》、《北平英文时事日报》、《平明日报》、《阵中日报》、《中国时报》、《道报》等。属于自动停刊, 不准复刊的有:《益世报》、《工商日报》、《北方日报》、《国民新报》、《民强报》。此外还有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 (包括独立印刷厂) 、中国文化服务社、中华文化油墨厂等单位。上述被接管单位在接管后均停止活动, 其中中央社北平分社、《华北日报》、正中书局被立即移交给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华书店等机构。对新闻单位的接管工作有以下几个重点:在接管的过程中首先要安排好各新闻单位的旧有人员, 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的规定, 对于有一技之长者, 而且确实无反动行为的, 文管会应采取分类处理的原则, 对于新闻单位的经理负责人员基本解职;对于各单位的编辑、采访人员立即停职, 部分参加改造学习, 个别立功的进步分子经甄别后留任;工人、学徒、电务人员绝大部分留用;营业会计人员部分录用、部分报考学校继续学习;对于各单位不称职的人员在本部门调换工作或帮其转业;对于思想顽固、生活腐化的人员进行培训或予以遣散。其次, 工资与维持费问题。在接管阶段暂时采取维持原薪的政策, 对于接管前明显不合理的工资差距进行调整, 适度提高基层工人工资。对于遣散或资送回籍者发给遣散费或路费, 对于已经停职的编采人员亦发放维持费, 因为“既未正式遣散, 就不能使人饿肚子”11。

  第三, 在接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颁布关于新闻媒体的登记条例, 有效提高了接管工作的制度化水平。1949年3月10日军管会颁布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的布告》, 明确规定新政权新闻出版政策的原则为“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剥夺反革命的言论出版自由。”12该布告明确规定了北平所有已出版或将要出版的报纸、杂志, 以及已营业或将要营业的通讯社均须依规向军管会申请登记, 并详细列举了新闻媒体登记的内容、程序。重要的是, 该布告明确了新闻媒体应遵守的义务, 主要为不得违反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法令;不能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宣传;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不得捏造谣言和蓄意诽谤。若违反义务则承担警告、定期停刊、停刊的处分或法律责任。这些规定为过渡时期新闻事业的顺利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第四, 对文物文艺部门的接管。文物部门的接受对象主要有国立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国立北平图书馆、沈阳博物馆、国史馆北平办事处。文艺部门的接受对象主要有中电三厂、四维剧校、国民大戏院、建国东堂等17个单位。

  由于文物部门都保管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 而且文物部门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些, 文化接管委员会采取了慎重的、原封不动的接管原则, 要求“维持原有机构人员, 令其继续负责保管, 安定其情绪、生活, 以免损失古物图书, 并使其早日开馆。”13在接管的过程中首先由军管代表找到被接管单位的负责人, 命其继续负责, 继而召集全体员工会议, 宣布接管政策, 使员工安心工作, 然后命令被接管单位交出原始清册以备查证。接收完成之后即开始管理阶段, 首先是依靠地下党初步了解情况, 接着发动群众, 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 使其接受文化接管委员会的领导, 成为被接管单位中各种组织的骨干, 促进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争取、团结、教育被接管单位中的中间分子, 在广大员工中开展“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 比如在北平图书馆组织学习小组学习革命理论, 每周组织一到两次讲座, 邀请军管代表或民主人士演讲, 效果显着。接管之后, 文物部门坚持新民主主义为大众服务的原则, 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比如抢救了《赵城藏》、《经典释文》等重要文物, 有力地回击了“共产党不要文化”的谣言。故宫接待数万名部队战士参观, 北平图书馆主动关闭陈列英文反动图书较多的国际问题研究室, 成立了新文化阅览室, 接受新华书店捐赠的图书, 并用专款购买了50万元的新文化图书。在文艺部门的接管过程中, 文化接管委员会坚持新民主义文化的原则, 一方面加强审查监管, 组织电影审查委员会, 取缔有不良影响的影片, 停演55场评剧。另一方面, 为新文化服务, 在接管国民大戏院、建国东堂之后即面向大众上映《赤叶河》、《解放》、《白毛女》等剧目, 并改造艺专, 将演剧十队及前剿总军乐队队员并入华北人民文工团。

  三、文化接管的基本经验

  第一, 准备工作充分扎实。首先是进城前即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对北平文化机构的基本情况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并制定了详细的接管计划, 确保接管工作的有序性和系统性。早在1948年7月, 面临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新形势, 彭真就要求城市工作干部要配合野战军做好城市的调查研究, 为未来接收和管理城市做准备, 调查研究要有针对性, 即要为配合夺取城市与将来管理城市的目的相适应。在此过程中, 北平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948年12月指示平津地下党在城市接管工作中应和解放军实现“里应外合”, 确保北平实现顺利的、完整的接管。在北平围城期间, 文化接管委员会就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 了解了城内各文化单位的实际情况, 并对大量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缜密分析, 制定了科学的接管计划, 包括接管对象、接管要点。在此基础上还制定了各具体单位的接管计划和具体配备的接管人员。例如, 文化接管委员会在进城前就搜集了城市工作部及华大高等教育研究会搜集的资料, 对接管工作意义重大。在接收具体单位前还要与该单位的地下党及进步人士, 以座谈会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情况, 实现了平稳接收, 并促进了从“接”到“管”的顺利过渡。概而言之, 地下党在北平文化接管过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核心作用、桥梁作用。”14

  其次, 文化接管委员会对接管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和业务培训。1948年12月13日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 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席兼北平市长。中共北平市委成立后暂住良乡, 并于良乡成立了主要负责接管工作的军管干部培训班。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政策学习材料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一般城市政策方面的, 包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正确执行对于新区和新解放城市的政策》、《华北局关于接管太原的决定》;二是有关工商业政策方面的, 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对工商业政策》、《发展工业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正确执行劳资两利方针》等;三是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 包括《中原局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知识分子在人民革命中的作用》、《知识分子问题》等。此外, 文化接管委员会认为时事政治学习也很有必要, 组织接管干部们学习了社论《一九四八年国际形势的回顾与前瞻》、《新华社记者评战犯求和》和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时局声明, 这些学习解决了部分干部因和平解决北平而产生的思想困惑, 使干部们明白了真和平与假和平的关系, 对北平与全国的形势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些学习和讨论相结合, 有效提高了接管干部的政策水平。

  第二, 接管干部队伍纪律严明, 作风优良。基于北平接管的复杂性、接管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很多敌对分子扬言共产党管理不好城市, 所以接管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发扬优良作风。要“争一口气, 做出个样子”, 让全中国见证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 经过和平接管的北平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 不是洪秀全占据的南京”15, 不允许少数违纪者影响大局。因此, 文化接管委员会在开始接管前对接管干部进行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检查, 印发《重印左派幼稚病二章前言》、《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约法八章》、《入城纪律守则》等文件, 并进行讨论,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而言, 接管干部的基本纪律主要是严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财经纪律要求对接管的资财, 只有清点保护的责任, 没有私自处理与动用的权利, 不得接受被接管机关的任何公私馈赠;组织纪律要求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而且必须用书面报告方式, 若因时间关系已经口头请示或报告者则须事后补交书面报告, 发言及回答问题, 不得超出上级既定的原则和方针政策;工作纪律主要是遵守入城纪律守则, 未经准假, 不得擅离职守。

  在作风方面, 必须坚持发扬艰苦朴素和谦虚精神的优良作风, 不能以胜利者和征服者自居。既反对旧社会腐化堕落的习气, 又须克服农村游击环境所可能带来的散漫和“游击主义作风”。针对文化接管的特点, 军管会还特别强调了“诚恳和蔼”的作风的重要性。对此, 叶剑英曾要求文化接管干部尊重文化界, 要“斯斯文文”对待知识分子, 而且要诚恳地向文化界人士请教学习。

  文化接管委员会严格执行接管纪律, 严格处理违纪行为。比如批评处分了沙新同志遗失文件包;批评处分了文管会委员光未然同志未经组织批准出席外国人座谈会并演讲。文化接管干部良好的作风也确实起到了促进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的效果, 比如文化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部曾在接管总结报告中提到:“这种艰苦的、认真的、亲自动手的、民主的作风, 群众们非常欢迎拥护, 因此, 他们很快的胭脂也不抹了, 要求和我们吃一样饭, 并纷纷承认过去工作马虎的错误。”16

  第三, 坚持群众路线, 建立统一战线。接管工作不仅要有军管会自上而下的指令和监督, 还需充分发动群众, 实现自下而上的配合, 确保接管工作平稳顺利进行。在接管开始前, 北平市委就针对如何开展接管工作发布通告, 要求在接管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为人民服务。此外, 北平市委还明确提出“反对走上层路线”的要求, 指出党在城市的依靠力量是工人、脚行、苦力、城市贫民、青年学生, 不是所谓的上层名流、官僚政客。因此, 文化接管委员会在接管的过程中充分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 在保障完整接管、揭发反动分子、改造反动组织、处理人事薪资问题、开展新业务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比如在接管大学的过程中, 代表组和学校的学联、青委密切联系, 促使办理学生回籍、发放私立学校学生救济费、改组反动分子把持的学生会等工作顺利进行。针对被接管单位一些上层职工主导的旧职工警联谊会, 代表组则发动群众组织组织学委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最后形成统一的职工会, 自然就瓦解了联谊会。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同时, 也要反对“尾巴主义”, 防止纠正农村斗争方式、平均主义等过火倾向, 不向群众许诺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

  坚持群众路线, 反对“走上层路线”, 和坚持统一战线并不矛盾。在文化接管的过程中, 实践证明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比如在接管清华大学的时候, 文化接管委员会即坚持“依靠地下党, 团结进步分子, 争取中间分子, 孤立落后分子, 必要时给反动分子以必要的镇压”的原则, 除了发动群众和青年学生以外, 接管代表组还实行了比较好的知识分子政策, 尊重学者尊严, 并听取他们意见, 清华新校务会成员几乎全由知名教授组成。此外, 还要做好学校中人数较多的进步分子的工作, 教育他们注重自身团结, 并善于团结大多数。正确的统战工作使得这所重要大学在翻天覆地的时代过渡期得以完整顺利交接。

  当然, 在整个文化接管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某些单位善于“接”, 但“管”的经验不足;过渡期发放薪资不及时;对个别没有政治问题的旧人员处理过火;个别接管干部存在“事务主义”作风、个别联络员经验不丰富等。客观而言, 这些不足都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 并未对整个接管工作造成大的影响, 而且大多通过总结得到了及时纠正。

  注释:

  1 马句:《北平和平接管的历史经验》, 《北京党史》 1993年第1期。
  2 李玉荣:《略论北平和平接管的特点及其基本经验》, 《北京党史》 1999年第2期。
  3 郑学伟:《北平和平接管研究综述》, 《北京党史》 2006年第6期。
  4 (5) (6) (8) (9) (10) (11) (12) (13)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 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第41、 3、 426、 421、 407、 467、 487、 79、 456页。
  5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 (上) ,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