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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进程及特征

添加时间:2019-01-03 15:03

  摘    要: 与其他税种不同, 关税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关税制度的调整不仅事关本国利益, 也对相关国家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通过分析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背景, 从主客观两方面探讨晚清中国关税制度变迁的必然性。以重大战事为主线, 分四个阶段依次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关税制度变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关税制度的变迁、甲午中日战争后关税制度变迁及八国联军入侵后关税制度的变迁;总结关税制度变迁的特征, 阐述了关税制度变迁给经济、社会及国家主权等带来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关税制度; 协定关税; 晚清时期;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进程及特征
 

  Abstract: Unlike other taxes, tariff is a symbol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The adjustment of tariff system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domestic interests, but also can bring a direct impact on the interests of relevant countries.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 of tariff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change of China tariff system from two aspects. Major wars as the main lin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stages about tariff system chang in turn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and the change of tariff system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change of tariff system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War of aggerssion against China.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riff system change and expound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tariff system on economy, society and state sovereignty at last.

  Keyword: tariff system; agreement tariff; the late Qing Dynasty;

  与其他制度变迁不同, 关税制度的变迁直接涉及国与国之间利益的调整, 主权国家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制定本国关税制度。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是一种被动的变迁, 其变迁的过程是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最直接体现, 其变迁的目的主要为迎合西方列强利益的需要。国内学者如姚贤镐 (1981) 、贾士毅 (1931) 等都从主权的角度论述了晚清关税变迁的原因, 本文试图从晚清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分析晚清关税变革的必要性, 依据制度变迁的研究思路, 从晚清关税变迁的背景、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过程及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影响三个方面对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进行研究, 以此说明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除了源于外在压力之外, 统治阶层重农抑商观念的转变、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中央财政压力等也迫切要求传统的关税制度作出相应的改变。

  国际贸易专家武堉干指出:“近代国家之兴盛, 与工商业之发达至有关系;而工商业之所以能发达, 由于善能运用关税政策, 实为其主要原因。”1从侧面也说明关税制度调整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否则, 关税制度的调整就无法发挥关税的作用。

  一、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背景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被动变迁的过程, 是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 迫使清朝政府重建经济秩序以维护自身的统治, 这是关税变迁的间接原因。

  (一)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先后完成, 需要外部市场发展资本主义

  18世纪, 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行工业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 依赖动力技术的发明, 纺织业蓬勃发展, 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锋, 带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1806年, 英国第一台蒸汽织布机开始使用, 经过短短的24年时间, 至1830年,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动力织机已经达到5万到6万台2, 棉纺织业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中独占鳌头。纺织工业革命促使纺织业生产了大量的剩余产品, 本国市场已饱和, 原有殖民地由于被过度掠夺, 资源濒于枯竭, 无力接受这些剩余产品, 因此, 开拓广阔的新市场成为新兴资本家们的强烈愿望。“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 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 它就不能生产与发展。”3在这样的情况下, 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就成为西方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 中国有庞大而竞争力弱的市场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对英国以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产品有非常大的潜在市场需求。晚清中国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 工商业不发达, 日常工业品主要由家庭手工业生产, 采取自给自足的模式。家庭手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高、质量标准不统一, 无法和机器大生产下的英国工业品抗衡。

  (三) 晚清中国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 对国际贸易采取种种限制措施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日渐兴起, 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要求逐渐增强, 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清政府审时度势, 正确处理国际事务, 广开贸易渠道。但是, 由于清政府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 对发展海外贸易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判断, 加之顽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 导致闭关锁国政策的出台。清朝闭关政策主要表现在限制商品出口、限制外商活动、对外国商船实施“引水” (领港) 制度及实行行商制度等。

  (四) 传统的关税制度和管理方式无法适应新的贸易形式

  鸦片战争之前, 广州十三行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 而英国对华贸易的主体是东印度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二者之间的贸易, 关税制度也相对简单。1833年, 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 国际贸易的方式由“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多”。传统的海关制度不能适应新的贸易方式, 由于广州的征税活动实质上具有一种经营性质, 且可以讨价还价, 实际征收的税额同海关监督汇往国库的数额没有直接联系。海关办事拖沓、无章可循, 其职位成为暗中串通一气的商人、官僚和仆役所极力获取的。虽然鸦片贸易仍属违禁, 却更加兴盛起来, 显然是在海关人员的默许和纵容下才会有此结果。垄断的贸易及行政效率低下且腐败的关税机构无法顺应新形势下的对外贸易发展, 这客观上要求关税制度作出相应改变。

  二、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进程及特征

  (一)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进程

  晚清中国, 国家衰落,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过程正是国家主权丧失的最直接体现。

  1.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关税制度

  清朝沿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 直到1684年之前都禁止海外贸易。1684年, 清政府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 (今江苏镇江) 四处为对外通商口岸, 并引用已有的内陆口岸的规定管理海关。1757年 (乾隆二十三年) , 清政府撤销其他口岸, 限定广州一口通商, 直到鸦片战争, 一直实行单口贸易政策。关税税率大体为进口税率是16%, 出口税率4%4。进出口关税税率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政府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初衷。但由于进出口规模有限、海关行政效率低下及贪污腐败盛行, 关税对整个财政收入的贡献微乎其微。

  2. 第一次鸦片战争关税制度的变迁

  因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引发的鸦片战争结束后, 英国通过强制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达到其商业目的, 这些条约包括《中英江宁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等。关税制度是事关英国商业利益的核心制度。

  (1) 关税税率的变化。《中英江宁条约》开创了西方列强与中国协定关税的先例, 中国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该条约第二条规定:“……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 专理商贾事宜, 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 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五口通商, 英人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 协调商贾事宜。条约第十条:“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 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规定, 英商交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 而交纳的标准则须与英人“秉公议定则例”, 标志着鸦片战争后中国由自主关税进入协定关税的时代。而此时, 关税制度的核心———关税税率尚未确定。

  1843年7月22日,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实施。章程对中英贸易过程中船钞的标准、纳税、验货、计量及货船担保等都做了详细的约定。其中, 章程第六条明确规定:“凡系进口、出口货物, 均按新定则例, 五口一律纳税, 此外各项规费丝毫不能加增。其英国商船运货进口及贩货出口, 均须按照则例, 将船钞、税银悉数输纳全完, 由海关给发完税红单, 该商呈送英国管事官验明, 方准发还船牌, 令行出口。”

  在该章程公布前, 中英双方已达成新的海关税则, 整个海关税则列举出口商品12大类, 进口商品14大类。税率主要以从量税为主, 以中国主要出口商品茶叶和瓷器及进口商品布匹和金属物品为例, 税则列明:茶叶每百斤贰两伍钱, 瓷器每百斤伍钱;白洋布每匹壹钱伍分, 洋生铁每百斤壹钱。税则上载明的进出口共26大类商品, 全部为从量税, 只是“凡进、出口货有不能赅载者, 即论价值若干, 每百两抽银伍两”。即条例未列举的商品, 进出口实行5%的从价税, 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出口税率大约为5%的原因。

  (2) 船钞的规范。船钞, 相当于现行的船舶吨税, 即对外籍船舶航行中国港口征收的一种税。1843年7月22日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五款货船按吨输钞一款规定:“凡英国进口商船, 应查照船牌开明可载若干, 定输税之多寡, 计每吨输银五钱。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 均行停止。”船钞实行从量税, 每吨五钱。当年10月, 英国签订《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又对船钞征收标准进行了完善, “英国之各小船, 如二枝桅或一枝桅、三板、划艇等名目, 向不输钞。今议定, 嗣后此等小船, 最小者以七十五吨为率, 最大者以一百五十吨为率, 每进口一次, 按吨纳钞一钱;共不及七十五吨者, 仍照七十五吨计算;倘已逾一百五十吨者, 即作大洋船论, 仍按新例, 每吨输钞五钱。至福州等口并无此等小船往来, 应无庸议。”

  结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两个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英国商船缴纳的船钞标准如下表1所示。

  表1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两国船钞标准
表1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两国船钞标准

  该船钞标准确定之后, 实施尚未满一年, 美、法两国分别强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对船钞标准做了进一步的修订, 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中美、中法达成的船钞标准
表2 中美、中法达成的船钞标准

  总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中国关税制度的变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进口关税税率的大幅下降, 由16%大幅下降到5%左右;其次, 关税自主权丧失, 表现在协定关税、外国领事参与外商办税的全过程、江海关夷征税权的丧失等多个方面。《中法黄埔条约》第六款规定:“如将来改变则例, 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 方可酌改。”就是关税自主权丧失的最好说明。

  3. 第二次鸦片战争关税制度的变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西方侵略者虽然通过《中英江宁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但是, 对华贸易并没有出现他们所设想的持续性的增长。因此, 西方侵略者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 企图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特权, 从而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1854年和1856年, 英国分别联合美国、法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 要求开放中国内地, 公使常驻北京, 鸦片贸易合法化, 皆被拒。1856年10月, 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 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 又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关税制度不得不按西方列强的要求作进一步的修改。

  (1) 关税税率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关税税率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进一步明确了“值百抽五”的关税税负标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一款规定:“……倘有货物名目, 进、出口税则均未赅载, 又不在免税之列者, 应核估时价, 照值百抽五例征税。”即税则上没有列举的商品, 都按5%的从价关税税率。

  第二, 扩大了免税商品的范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一款规定:“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米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奶、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搀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蜡烛、外国烟丝烟叶、外国酒、家用杂物、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利器、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 以上各物进出口通商各口, 皆准免税。除金银、外国银钱、行李毋庸议外, 其余该船装载无论浅满, 虽无别货, 亦应完纳船钞。倘运往内地, 除前三项仍毋庸议外, 其余各货均每百两之物, 完纳税银贰两伍钱。”这里的“其余各货均每百两之物, 完纳税银贰两伍钱”则指上述商品关税税率只有2.5%, 即正常关税的一半。同时, 英商运送这些商品进入通商口岸, 若不运往内地, 则无需报关纳税, 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要求英商货船一到通商口岸必须马上报关纳税的要求相比, 对外商品征收关税大大放松。一方面说明英国为本国商人获取到更多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通商口岸开放地逐步增多, 转口贸易日渐频繁。

  第三, 鸦片贸易合法化, 并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关税税率。《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向来洋药、铜钱、米谷、豆石、硝磺、白铅等物, 例皆不准通商, 现定稍宽其禁, 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 议定每百筋纳税银叁拾两”“洋药”即鸦片, 并规定鸦片进口实行从量税, 每百斤纳税三十两白银。

  第四, 子口税的实施, 使洋货得以在中国大陆低成本销售。《中英江宁条约》第十条规定:“各货纳税后, 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 而路所经过税关, 不得加重税则, 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 每两加税不过几分。”但条约并没规定具体征税标准, 而当时中国由于统治阶层残酷剥削, 农民运动此伏彼起, 用于日常开支和镇压农民反抗消耗大量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困难, 各地只有自筹军饷来镇压农民的反叛。为此, 厘金制度应用而生, 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厘金征收标准, 由各省巡抚自定, 致使税率不统一, 最高达到20%以上, 大多数省份也在4%到10%不等5, 并且每过一道关卡就重复征收一次, 因此, 商品周转税负很重, 这也是五口通商之后西方列强对华贸易没有像他们预想的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

  为维护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八款规定:“……惟有英商已有内地买货, 欲运赴口下载, 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 倘愿一次纳税, 免各子口征收纷繁, 则准照行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 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 洋货则在海口完纳, 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证之据。所征若干, 综算货价为率, 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即中国进口商品, 在缴纳进口关税和2.5%的子口税之后, 即可行销中国各地, 各地不得再另外征税。同样, 中国出口商品, 也在征税2.5%的子口税及相应出口关税之后即可出口。

  第五, 撤销正税之外的1.2%“倾熔费”附加。海关征收正税之后, 要将收上来的碎银融化而成官银, 在此过程中会有损耗, 因此在海关征收5%正税基础上, 还要附加征收1.2%“倾熔费”, 相当于“火耗”。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九款规定:“向例英商完纳税饷, 每百两另交银壹两贰钱, 作为倾熔之费, 嗣后裁撤, 英商毋庸另交倾熔银两。”即此前缴纳的“倾熔之费”被裁撤, 进口商人只缴纳关税、船钞, 若运往内地销售再缴纳2.5%的子口税即可免税在大陆销售。美、法、俄等国商人同样享此优待。

  关税税率的不断降低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使外货充斥中国市场, 鸦片公开输入, 削弱了生产力, 同时, 使中国财富大量外流。

  (2) 船钞的进一步降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美国抢在英法之前, 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条约第二十六款明确提出:“凡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 每吨纳银四钱, 不及一百五十吨者, 每吨纳银一钱。”要求清政府降低船钞标准, 随后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也有类似规定。

  表3 中美、中英《天津条约》达成的船钞标准
表3 中美、中英《天津条约》达成的船钞标准

  中美、中英达成降低船钞标准的协议后, 中法在《天津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按照例式, 凡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 每吨钞银五钱;不及一百五十吨者, 每吨纳钞银一钱。”仍将船钞标准维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水平, 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中美、中英条约的内容双方保密较好, 法国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前尚不知船钞标准已降低的事实, 但这并不影响法国的商业利益, 原因在于中法《天津条约》第九款规定:“凡中国与各有立章程之国会整顿或先、或后议定税则、关口税、吨税、过关税、出入口货税, 一经施行办理, 大法国商人均沾, 用昭平允。”法国仍然可以享受降低后的船钞标准。最早签订条约的俄国尽管在中俄《天津条约》中没有提及船钞标准这一款, 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 俄国同样利益均沾。

  4.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税制度变迁

  甲午战争战败后, 中国被迫与日本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 (今山口县下关市) 签订《马关条约》, 该条约及随后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使日本完全取得了与英、法、美等列强相同的贸易通商权益, 如《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十款规定:“凡各货物日本臣民运进中国或由日本运进中国者, 又日本臣民由中国运出口或由中国运往日本者, 均照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各税则及税则章程办理。凡货物于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税则及税则章程之内, 并无限制禁止进、出口明文, 亦准任便照运。”这些权益包括相同的进出口关税税率、船钞及其他贸易特权。

  中日《马关条约》第四款还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 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 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 亦莫不相同。”该款明确规定日本在中国投资建厂, 输入的设备同普通商品一样只缴纳很低的进口关税。同时, 在中国建厂制造的产品销售于内地, 亦同进口商品税负一样, 即缴纳5%的关税及2.5%的子口税就能遍运全国, 相对于国内商品被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 日本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为日本资本输出打开通道。

  5.《辛丑条约》后的关税制度变迁

  《辛丑条约》与此前所签条约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巨额的赔款, 为了使清朝政府有能力偿还战争赔款, 帝国主义列强被迫在关税上作出让步, 允许减少关税免征的范围。同时, 对关税据实征收, 切实做到“值百抽五”。《辛丑条约》第六款第五项规定:“新关各进款, 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 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 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 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 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相对于《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32种免税进口商品, 该条约免税的范围大大缩小。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得不强化关税的征收, 打击偷漏关税的行为, 使关税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趋向一致。

  (二)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特征

  1.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进程前快后慢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 其手段有:一是设立通商口岸;二是降低关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进口关税一方面降无可降;另一方面, 为了偿还不断增加的战争赔款, 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清政府也需要稳固的财政收入, 在当时中央集权程度不断削弱的情况下, 关税是维护清政府运转和及时足额赔款的保障, 因而, 在经过前期关税和船钞的大幅下降之后, 晚清后期, 关税制度特别是关税税率、船钞等变化不大。而《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为提高清政府对巨额外债的偿付能力, 西方列强主动提出将关税税率提高到“值百抽五”的水平, 此前实际关税税负长期低于名义税负。

  2. 晚清中国关税制度变迁是被动变迁

  关税制度变迁的目的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利益服务。鸦片战争前,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多次向清政府表达扩大通商的愿望, 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由于清政府对国际贸易实施管制及中国自然经济根深蒂固, 使英国在中国取得的贸易利益极为有限。为攫取贸易利益, 西方侵略者竟将鸦片偷偷运入中国, 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威胁清政府统治, 从而引发“禁烟运动”。英国以此为借口, 发动鸦片战争。自此, 形成了“西方提出不合理要求→清政府拒绝→列强发动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满足其条件→再提出要求→再拒绝……”的循环, 随着一次次的战败, 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关税制度也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不断变迁。

  因此,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过程是以满足列强利益为前提, 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被动变迁。

  3. 资本主义国家夺取关税管理权的斗争贯穿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

  清政府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 西方列强从协定关税开始, 参与清政府海关税则的制定。继而以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为借口, 借助上海小刀会起义导致江海关瘫痪的契机, 强行成立英、法、美三国关税管理委员会, 取得江海关关税的征收权, 逐步形成了外籍税务司制度。外籍税务司制度不仅保障了不平等条约下所要求的税收收入, 并且还有效防止了贪污腐败, 所以它被中国政府所接纳, 从而使外籍税务司制度在中国推广开来。这样,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攫取了中国关税的征收权。

  19世纪晚期, 随着汇丰、德华、华俄道胜等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要求将关税存入这些外资银行, 用于支付战争赔款, 中国相继失去了关税的保管权和支配权。而《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为保证清政府能够足额支付巨额赔款, 西方国家将距海关50里以内的常关也纳入外籍税务司制度进行征收管理, 国外势力不但完全控制了中国海关, 连常关关税的征收、保管和支配也开始染指。

  海关管理权的丧失, 使中国海关完全沦为西方列强侵华的工具。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过程也是西方国家逐步夺取海关管理权的过程。

  4.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过程顺应了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方式的变化

  19世纪末期,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逐步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商品生产和销售完成资本积累, 在掠夺原料和对外倾销商品的过程中, 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关税非常关切, 如何降低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是资本主义国家打开殖民地国家大门的关键。为此, 侵略者对殖民地国家关税关注的重点是殖民地进口关税的高低, 殖民地关税制度变迁是以进口关税的逐步下降为主线, 以进口成本的大幅下降为最终目的, 晚清政府作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当然也不例外。而到帝国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侵略方式由商品输出为主变为资本输出为主, 关税变迁的重点为资本流动降低壁垒, 体现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马关条约》中关于进口设备关税税率的诉求及生产的产品在中国降低流通税率的诉求等, 两个阶段关税制度的变迁正是资本主义侵略方式转变的体现。

  三、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 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无法发挥关税的基本作用

  关税作为壁垒, 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国内幼稚产业。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 海盗式掠夺和商品倾销, 对于弱不禁风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无异于雪上加霜, 五口通商后, 自然经济受到冲击, 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 一些行业甚至遭到毁灭性打击, 棉纺织业首当其冲。松江太仓, “洋布盛行, 价当梭布, 而宽则三倍, 是以布市削减, 蚕棉得丰岁, 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 生计路绌。”6有些行业如沙船业则遭到灭顶之灾, 上海沙船业在道光年间有3 000多艘, 清政府改变漕运政策, 实施以银代粮, 又改漕运为海运后, 沙船业即日见其绌;而外国夹板、轮船挤入航运业, 更加速沙船的淘汰进程, 到同治年间只剩200-300艘。由此可见, 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非但没有促进中国工商业的繁荣, 反而加速了工商业的衰败和家庭手工业的破产。“盖自关税协定制度成立以来, 以进口税率之低, 外国纷纷以其过剩制品输入我国而莫之能御, 因以造成外商垄断之势力。而同时以出口税之不能免除, 致应奖励对外贸易之物品, 亦不能免税, 此出口贸易之不能发达也。”7形成不但不能保护国货, 反而处处有保护洋货压迫国货之倾向。

  征收关税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筹集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前, 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四千余万两, 而每年关税收入约四百万两, 占财政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 与农业税相比微不足道8,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不断扩大, 海关税收额日益增长。从1855年的186万两增至1864年的787万两9, 占清政府岁入的12%。到1885年上升到18.8%, 1887年达到24.35%, 1894年关税额增至22 528 605两, 30年间增长近3倍10, 1910年增至34 518 859万两, 1911年达到36 179 825两11。此后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25%以上。即使扣除抵押外债, 关税余额仍为数不少。故清朝《续文献通考》称:“自咸丰、同治以来, 各省出入迥非乾隆年间可比。近来岁入之项, 转以厘金、洋税为大宗。”12但海关税收的迅速增长不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和贸易正常发展而出现的, 而是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日益深入、洋货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税务司职权的日益扩大和征收税种的扩展导致的。由于关税收入主要用于偿还外债和战争赔款, 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非常有限, 对百姓福祉的改善更无从谈起。

  (二) 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加速封建统治灭亡的进程

  伴随着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 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列强敞开, 国内各产业直面国际市场的竞争, 其直接后果是相关产业衰败、破产。同治元年 (1862年) , 登州与牛庄的大豆贸易开始解禁, 这给本来依靠南北帆船贸易维持生计的航运业带来巨大打击, 表现在:“自同治元年暂开豆禁, 夹板洋船直赴牛庄等处, 装运豆石, 被顶货价因之昂贵, 南省销路为其侵占。两载以来沙船资本亏折殆尽, 富者变赤贫, 贫者无生理。……其在船水手十余万人不能存活, 必致散而为匪肆行抢掠, 商贾难安。”13

  同时, 为支付战争赔款, 清政府加重对百姓的搜刮, 百姓生计艰难, 被迫反抗。清末短短70年时间内, 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陕甘回族起义、义和团运动等相继发生。为镇压起义筹集军费而产生厘金;为战败赔款而被迫举借外债, 军费、外债和赔款压榨着中国人民最后的血汗, 正如汤象龙所说:“军费、外债和赔款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国家三宗最大的支出, 三宗的总数常占国家岁出的三分之二以上, 各时期的财政盛衰和变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一旦对外战争爆发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 政府军费随之膨胀, 军费膨胀, 外债又随之。这种连带的关系构成中国近代财政史的主要基础之一。”14鸦片走私及进口的合法化, 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体, 毒害其心灵, 削弱了国内的生产能力。同时, 国内政治的腐败、西方列强的掠夺一步步挤压着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 在接二连三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 清朝政府风雨飘摇, 辛亥革命的致命一击, 最终倾覆了统治近三百年的清朝大厦。

  (三)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深化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西方列强通过关税税则的调整、关税管理制度的变革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工业品倾销对象和原材料市场。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建立, 在扩大海关税收收入规模的同时, 国外势力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领域, 国家和商业秘密一览无余, 在对外经济和政治交往中更加被动, 满清政府成为西方列强利益的代言人,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 而协定关税是国家主权丧失的具体体现。晚清协定关税条件下的关税制度变迁使中国既不能通过关税制度奖励出口, 也不能通过关税制度限制进口, 国内产业发展失去屏障, 国家积贫积弱, 最终导致清朝帝国灭亡。

  注释:

  1 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M].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页.
  2 [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第189页.
  3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43页.
  4 朝仓弘教 (日) 《世界海关和关税史》, 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 第144-245页.
  5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第21页.
  6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7 马金华:《中国外债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年版第31-37页.
  8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5页.
  9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1840-1895) 》, 第二册,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800-801页.
  10 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 (1876-1915) 》, 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历年海关税钞收入表》.
  11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八,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第8267页.
  12 《北洋豆货上海一口请归华商转运折》,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第36页.
  13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 193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