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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土地所有形态探析

添加时间:2018-12-29 14:46

  摘    要: 7世纪中叶, 日本为缓和大土地兼并所激化的社会矛盾, 通过大化改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 将贵族的私地私民均收归国有, 行班田收授之法。日本律令时代的土地所有形态是土地国有制, 但国家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所有权, 而是调节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的国家公权力。所以, 土地国有制是国家公权力为抑制阶级矛盾呈现出来的外在形态, 土地和人民实质上仍为贵族阶级共同所有。

  关键词: 律令国家; 土地国有制; 公权力;
 

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土地所有形态探析
 

  Abstract: At the time of Taikare Reform in the mid-seventh century, Japan established the Ritsuryo System, reclaimed land from the aristocracy to the state, as well as put Handenshuju into practice in order to alleviate class contradiction caused by land acquisition.During the era of Ritsuryo Japan, the form of land was land nationalization, but the right of the state to land was not land ownership but national public power that regulate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peasantry.Substantively,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were jointly owned by the upper class, and the land nationalization was just the external form of national public power for alleviating class contradiction.

  Keyword: the country with Ritsuryo System; land nationalization; national public power;

  律令源于中国古代较高层次的文明, 律即刑法, 令是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项法规。到了隋唐时期, 律、令综合为用, 相辅相成, 结构严谨, 注疏确切, 成为中国最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如此先进的政治体制也吸引了东亚诸国纷纷效仿。7世纪初, 日本在圣德太子主导的国政改革中已开始部分吸收隋唐的律令法。7世纪中叶大化改新后, 又相继编纂了《近江令》与《净御原令》, 逐步模仿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8世纪初, 《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 (1) 的编纂和施行标志着日本最终形成法制较为完备的律令制国家。

  在前近代史的研究中, 土地所有的问题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手段, 它的所有形态最大化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结构。目前, 关于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土地所有制, 日本学界存在国有与私有两种对立的学说, 以前者为主流学说。土地国有说以今宫新、虎尾俊哉等学者为代表, 他们认为律令体制下, 除宅地、园地以外, 以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为原则。直到天平十五年 (743年) , 《垦田永年私财法》的颁布促进了大土地私有化的发展, 土地国有制最终走向解体。支撑土地国有说的最大依据是班田收授法的实施。国家将一定额度的口分田按性别、年龄分种给百姓, 许终身用益权, 死后收公。既然百姓对土地的权利只限定在一代, 那么他们就没有私有权。但早在昭和三年 (1928年) , 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先驱中田熏曾发表论文《律令时代的土地私有权》, 提出与国有说截然不同的理论。他认为授予即使只以受田者一代为限, 也不妨碍将口分田的田主权理解为一种私有权。虽然口分田在处分、用益上都受到国家强有力的制约, 但不代表不是私有权, 只是因为社会处于私有权尚未完全分化的阶段, 所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有条件的、有期限的私有权。继承中田熏学说的有渡部义通等学者。

  律令制国家是否承认土地私有, 两种对立的学说至今也未有定论。一直以来, 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总围绕着土地所属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 律令体制下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总是以班田收授法等土地制度为依据来判定。但是, 如同马克思所说, 土地所有不是超历史的概念, 而是由各时代的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的[1]。既然土地所有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那就不能仅局限于土地政策或者法律条文的研究, 应该深入探讨律令制国家的社会结构。班田收授法, 是律令制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它的实施所具有的必然性是由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历史条件决定的。只有阐明衍生此法的历史条件, 才能全面把握律令制国家的土地所有形态。

  一、大化改新以前的土地所有形态

  日本在大化改新以前是否已产生了土地私有制呢?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土地私有应该是原始共同体解体后, 伴随阶级社会的形成而发生的。那么, 在大化以前, 日本的阶级分化发展到何种程度, 对土地私有又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呢?

  1859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 用以表述古代的东方社会。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除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生产方式, 还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它是已脱离原始社会, 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的生产方式, 但又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因为,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 还存在着“共同体”[2]。1939年, 苏联马列研究所单独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的遗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其中阐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与古代 (奴隶) 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不同的是, 亚细亚的土地所有是共同体的土地所有, 每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成员才有占有权, 他们无法从共同体中分立出来, 只能以分配的形式获得土地 (耕地) [3]。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日本的原始社会在共同体还未完全解体、私有制还未发达的条件下就匆匆步入阶级社会。共同体曾经的首长在实质上转变为统治者, 共同体成员对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只有占有权而没有所有权、且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也不得不依存于共同体, 为掩盖阶级关系, 与共同体之父———首长在拟制血缘的关系下结成人格隶属关系。受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影响, 日本战后史学家石母田正强调古代日本土地所有的“共同体性”, 认为律令国家成立之初, 班田收授法之所以能够在抵抗较小的情况下顺利实施, 是因为它继承了大化以前村落共有地轮流交换耕作的遗制[4]。班田收授法是律令国家土地制度的核心内容, 也被称为班田制。在这种制度下, 土地归国家所有, 每个被编入户籍的“公民”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统一班授一定面积的口分田, 同时承担租、庸、调、徭役, 以及兵役、仕丁、出举等种种课役。石母田正对日本8世纪—9世纪的耕地所呈现出来的交叉错落的形态进行了考察, 认为造成错圃形态的原因不是班田收授法, 而是距大化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共同体成员轮流交换耕作共有地的习俗[5]。直到大化前夕, 生产力的发展使水稻农耕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各家族共同体实现了对耕地的分割占有, 废止了共同体内部定期交换耕作的惯例。即便如此, 各家族共同体依然摆脱不了对共同体的依赖, 小农个体经营未能分立, 耕地的私有化受到强有力的制约。

  笔者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 发现石母田正对错圃形态的理解明显与文献中大土地私有的现实不符。《日本书纪》大化元年 (645年) 九月甲申条记载:

  自古以降, 每天皇时, 置标代民, 垂名于后, 其臣连等, 伴造、国造各置己民, 恣情驱使, 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 以为己财, 争战不已, 或者兼并数万顷田, 或者全无容针少地。[6]223

  大化前夕, 拥有部民 (1) 、田庄的首长阶层、氏姓贵族 (2) 争相兼并土地, 大土地私有发展迅速。为抢占“国县山海林野池田”, 他们甚至相互征战, “兼并数万顷田”, 却使大量百姓“全无容针之地”。《日本书纪》同条还记载:

  方今百姓犹之, 而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 卖与百姓, 年索其价。从今以后, 不得卖地, 勿妄作主兼并劣弱, 百姓大悦[6]223。

  首长阶层争相“分割水陆”, “以为私地”, 并将兼并的土地租种给百姓, 每年收取租稻。不可否认, 首长阶层的大土地所有冲破共同体的制约, 比 (村落) 共同体内部的私有化发展更为迅速。但如同虎尾俊哉所说, “如果农民对耕地的私有权没有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如果共同体内部的所有关系中, 私有制没有占决定性地位, 那么首长阶层的大土地所有是不可能实现的。首长阶层的大土地所有与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本身就属同一性质”。[7]167所以, 没有共同体内部的阶级分化与由此衍生的土地私有化, 大土地所有也不可能形成。

  针对石母田正的观点, 虎尾俊哉认为造成错圃形态的原因是多样的。例如, 在某些村落口分田不足的情况下, 不足的部分会在其他村落等地补给, 称之为“遥受”[7]353。其次, 班田收授法每六年一班, 并不是将所有口分田全部收公重新分配, 主要是将逃亡者或死亡者的田地收公, 或是班给新满六岁的男女而已。如此, 在每六年循环往复的收公与班新田的过程中, 口分田的分散性自然会愈加明显。这些都是造成错圃形态的原因。综上所述, 大化以前, 土地私有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各农户对耕地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占有权。口分田的分布看似分散, 但如过分强调共同体遗制的作用, 便会忽视背后强大的政治权力的作用, 这个权力就是律令国家的公权力。

  二、白猪屯仓与公权力的萌芽

  6世纪末至7世纪初, 日本全境内的群集坟陡然激增, 其中, 广岛县东半部达到4 500座、群马县达到8 500座, 这正是共同体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与大王、首长阶层规模宏大的前方后圆坟不同, 群集坟是集中分布在某特定区域内的小型古坟群, 规模从数座到数百座不等, 通常为直径10米~20米的紧密相连的圆坟, 墓穴中最主要的随葬品是铁制武器与农具。群集坟是在生产力发展、共同体解体、家族分立、铁制器具逐渐普及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家族共同体的墓地。大和王权将造墓看作是身份的象征, 一直以来只承认与王权结成服属关系的首长阶层的造墓行为。6世纪后, 除了首长阶层, 上层农民也开始以家族为单位经营自己的墓葬。于是, 有实力的新兴家族共同体的家族墓盛行起来。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群集坟是位于大阪府的平尾山古坟群, 它形成于6世纪前半期至7世纪后半期, 古坟数量达到1 200座, 从地形上分为8个支群。有实力的大家族的族长及其成员的造墓行为得到许可, 表明王权承认了阶级分化的结果, 且不得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统治方式。白猪屯仓的编户行为正是最典型的例证。

  白猪屯仓也被称为“官家”“御宅”, 是大和王权的直辖领地, 通常占有大量良田, 役使田部民集体耕作, 是王权重要的经济基础。《日本书纪》中关于白猪屯仓与儿岛屯仓的记载非常有名[6]87-106:

  遣苏我大臣稻目宿祢, 穗积盘弓臣等, 使于吉备五郡置白猪屯仓。

  (钦明纪十六年七月壬午条)

  遣苏我大臣稻目宿祢等于备前儿岛郡置屯仓, 以葛城山田直瑞子为田令。

  (钦明纪十七年七月己卯条)

  诏曰, 量置田部其来尚矣, 年甫十余脱籍免课者众, 宜遣胆津 (胆津者, 王辰尔之甥也) 检定白猪田部丁籍。

  (钦明纪三十年正月辛卯朔条)

  胆津检阅白猪田部丁者, 依诏定籍, 果成田户, 天皇嘉胆津定籍之功, 赐姓为白猪史, 寻拜田令, 为瑞子之副。

  (钦明纪三十年四月条)

  遣苏我马子大臣于吉备国増益白猪屯仓与田部, 即以田部名籍授予白猪史胆津。 (敏达纪三年十月丙申条)

  马子宿祢大臣, 还于京师, 复命屯仓之事。

  (敏达纪四年二月壬申朔条)

  白猪屯仓的成立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钦明十六年 (555年) , 遣苏我大臣稻目等官人至吉备国 (1) 设立白猪屯仓。钦明十七年 (556年) , 再遣稻目等至备前国儿岛郡 (2) 设置屯仓, 置“田部”, 任命葛城山田直瑞子为“田令”, 将其作为统辖各屯仓的据点。第二阶段, “量置田部、其来尚矣”表明大和王权试图将更多的农民集团纳入屯仓经营中, 实现土地与人民的一元化统治。但因田部“脱籍免课者众”, 在苏我马子的指挥下, 由胆津导入“丁籍”制度, 再将田部“丁籍”编为“田户”。最后, 增益田部户口, 扩充劳动力。胆津因此功也被任命为“田令”, 为“瑞子之副”, 掌管“田部名籍”, 并赐姓“白猪史”。第三阶段, 马子回京复命。

  白猪、儿岛屯仓从置“田令”官、作“丁籍”、编“田户”这三点来看, 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律令国家班田制与编户制的先驱形态。“丁籍”若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人夫帐”, 即“劳役负担者的名籍”。要维持屯仓经营, 就必须按耕地面积的比例保证一定量的劳动力。如竹村屯仓等都是靠地方首长贡献“丁” (3) 来保障劳动力。《日本书纪》安闲卷元年 (532年) 闰十二月条中记载:

  天皇使大伴大连问良田于县主饭粒, 县主饭粒庆悦无限, 谨敬尽诚, 仍奉献上御野、下御野、上桑原、下桑原、并竹村之地, 元合四十町。……于是、大河内直味张, 恐畏永悔, 伏地汗流, 启大连曰「愚蒙百姓, 罪当万死, 伏愿, 每郡, 以镢丁春时五百丁、秋时五百丁奉献天皇, 子孙不绝。”[6]40-41

  安闲天皇诏命于大河内直味张, 令其“奉进良田”。后行幸于三岛 (大阪府) 之际, 又令大伴大连金村“问”良田于三岛县主饭粒。饭粒恭敬献上“竹村之地”40町良田。而大河内直味张起初不惜违敕命拒献地, 后又畏罪, 遂于春秋各献上丁500丁。

  “丁籍”就是为了确保这种劳动力而作成的类似账簿的名册。大河内直味张每年春秋两季献丁“500丁”, “500丁”这个数字表明, 当时尚未以“户”为单位来把握民众。胆津将“丁籍”制度又推进了一步, 编成“田户”。《日本书纪》中有“每国田部”[6]39的记载。6世纪前期, “量置田部”是否以“国” (1) 为单位还缺乏印证。但至少可以推测田部民或“丁”是以超越“户”的、类似于共同体的大单位来把握的。据《日本书纪》记载, 钦明元年 (539年) 八月, 天皇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藩归化者, 安置国郡, 编贯户籍, 通过编户管理移民, 其中秦人的户数达7 053户[6]51。可见, 在当时, 最先是以大陆移民为对象编户造籍的。以“户”为单位的统治方式较之以前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民, 丁籍原则上只登记课丁 (负担课役的成年男子) , 而新作的“田部名籍”更接近律令制下的户籍。它以“田户”为单位, 以登记课丁家族的全体成员为原则[8]。田户的人身受到严格限制, 不允许任意迁徙。即使要迁徙, 也得遵奉朝廷之命, 集体迁徙到指定的地区。例如, 《播磨国风土记》“佐冈条”记载, 佐冈荒野是筑紫国 (九州地区) 的田部民开垦的, 他们受大王之命, 集体从远地迁徙而来[9]。田户与所属的田部以及土地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管理白猪屯仓的“副田令”胆津不是中央临时派遣下来的官人, 而是常驻官衙的地方官。其直属上司是儿岛屯仓的“正田令”葛城山田直瑞子, 中央还有大臣管辖田令。田部与管理者田令之间没有氏族制的拟制血缘关系, 且不与地方首长结合, 是一种官司制经营方式。

  屯仓虽是大和王权的直辖领, 但此前, 除近畿个别地区外, 地方屯仓的设立无不是依赖国造、县主等地方首长贡献土地与人民所建。如播磨国 (兵库县) 餝磨屯仓是五国国造受敕令共同开发 (2) 。前述竹村屯仓也是依靠三岛县主献地、大河内直献“丁”才得以成立。国造、县主等地方首长通常都是地方上有古老传承的土着豪族, 被敕封为氏姓贵族。他们既是王权的地方官, 同时也是在其领内享受治外法权的领主。就算是朝廷自身开发的屯仓, 伴造等受皇命远赴地方的经营管理者也逐渐将其作为自己的私有地。大和王权对土地与人民只有间接的领有关系。但白猪屯仓一开始就排除地方首长的干预, 由中央直接派遣大臣设立, 后又指派地方官管辖。这种官司制经营方式的介入象征了国家公权力的萌芽。大和王权逐渐完备官司制、以“户”为单位, 采取直接的人身统治方式。这些都表明:如果不能逐步过渡到中央集权制国家, 就无法应对群集坟所象征的阶级分化所激化的阶级矛盾。

  三、大土地所有的发展

  屯仓的经营方式表明, 在当时, 人身隶属关系与土地所有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例如, 屯仓与田部或丁, 它们原本是没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白猪屯仓通过定籍编户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使两者朝一体化的趋势发展。将“田户”作为课役单位说明小农个体经营已经逐渐成熟。岸俊男认为大化以前, 以屯仓中的租稻作为本稻, 已经开始实施“贷稻制”[10], 即后世所说的出举 (3) 。《日本书纪》大化二年 (646年) 三月条有云:“吉备岛皇祖母 (4) 处处贷稻”[6]232, 佐证了大化以前确有出举行为, 而出举是“依靠自立性的农业经营来获取利稻的行为, 是以个体经营的存在为前提的”[11]。如前所述, 首长阶层将兼并的土地“卖与百姓, 年索其价”, 实际是将土地租给百姓, 每年征收田租,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个体经营的存在。只是这种租赁不是封建制下自由的佃租关系, 是在农民与首长缔结人身隶属关系的前提下带有近似半强制性的徭役劳动[12]。

  同前引《日本书纪》大化元年九月甲申条:

  进调赋时, 其臣连伴造等, 先自收敛, 然后分进, 修治宫殿、筑造园陵, 各率己民, 随事而作。[6]223

  地方首长向朝廷纳贡时尚且“各自收敛, 然后分进”。可以想象, 他们对人民的掠夺是何等严苛。与首长结成人身隶属关系的农民, 不但要贡纳租稻、还要替首长负担陵墓、水利建设等劳役, 更有甚者还得到遥远的地方充当“丁”。除此之外, 首长还利用高利的出举盘剥农民。这些沉重的负担压迫个体经营, 甚至导致农民的破产。另一方面, 首长不断开垦新地或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再强制“租赁”给隶属民耕作, 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徭役劳动。无休止的压榨导致出现了“五谷不登、百姓大饥”, “老者瞰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与母共死”[]等现象。白猪屯仓中“脱籍免课者众”, 实质就是人民采用逃亡等方式展开的斗争。当然, 不仅限于白猪屯仓, 逃亡是这一时期普遍的斗争方式。如果没有规制地方首长的公权力就不能排除他们的恣意掠夺, 维护地方统治的稳定。但是, 大和王权本身是倭王通过氏姓制度直接与首长阶层缔结人格隶属关系的结合体, 无法规制首长阶层的个人掠夺。于是, 大和王权定籍编户、介入官司制, 逐渐过渡到中央集权体制, 用超越每个首长利益的特殊公权力来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所以, 日本从大和王权向中央集权式的律令制国家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

  大化以前, 个体经营已然形成, 各家族共同体实现对土地的永久化占有, 私有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共同体的土地所有与家族的私人占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13]。家族共同体对土地的私有权受到共同体遗制的制约, 且时时处于被兼并的风险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强烈要求实现土地占有的稳定化, 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危害到大和王权的统治。另一方面, 大和王权下的官僚制直辖统治也日渐成熟, 这些都成为律令国家成立与班田收授法实施的重要前提。

  四、土地国有制的成立

  皇极四年 (645年) 六月八日, 以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为核心的改新派在飞鸟板盖宫斩杀苏我入鹿, 史称“乙巳之变”。从表面看, “乙巳之变”是为了摆脱苏我氏的独裁统治。但实质上, 大和王权沿袭至今的政治体制已无法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国政改革势在必行。

  乙巳政变后, 改新派拥立孝德天皇, 以中大兄为皇太子, 中臣镰足为内臣, 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 建元大化。新政府在大化二年 (646年) 正月颁布史上着名的改新之诏, 史称“大化改新”。改新诏主要有四项内容构成[6]224-226:

  其一曰, 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 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仍赐食封大夫以上, 各有差。降以布帛赐官人百姓, 有差…… (略) 。

  其二曰, 初修京师, 置畿内国司、郡司、关塞、斥候、防人、驿马、传马、及造铃契, 定山河…… (略) 。

  其三曰, 初造戸籍、计帐、班田收授之法。……凡田长卅步、广十二步为段, 十段为町, 段租稻二束二把, 町租稻廿二束。

  其四曰, 罢旧赋役, 而行田之调, 凡绢丝绵, 并随乡土所出。别收户别之调, 凡调副物盐贽, 亦随乡土所出…… (略) 。

  首条诏文明确宣布废除皇族、首长阶层的私地、私民, 这是为了从根本上纠正贵族擅权而招致的社会危机, 是改新政策的重中之重, 与其后三条诏文的实现密不可分。根据同年八月庚申朔癸酉条中“粤以始于今之御寓天皇及臣连等所有品部、宜悉皆罢为国家民”[6]238的记载可推测, 这些私地私民均被收公为“国家之地”“国家之民”。改新第二条诏文确定全国行政组织, 中央分京师和畿内 (京都周围地带) , 地方分国、郡、里三级行政区划。除此之外, 培植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 将曾经占有私地私民的臣、连、伴造、国造等纳入官僚体系, 给予一定的官职或位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土地与赋税制度, 改新诏第三条内容包括实施检田、编制户籍与计帐, 制定班田收授法、统一田积及田租标准, 它与第四条中调的规定相辅相成。改新诏第三、第四条一改旧有的、分散的、名目繁多的剩余劳动贡纳形态, 变革为由公权力统一征收的、在内容与数量上都趋于固定的赋税体系。

  可以看出:大化改新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体制, 确立“公地公民制”, 并将大化以前的首长阶层纳入新创建的贵族官僚体系。虽废止了私地私民, 可作为补偿, 赐予国政参议官大夫以上的“臣”“连”等旧贵族以“食封” (1) 、赐予大夫以下的低级官人以“禄” (布帛等) , 以此来保障与其地位相应的经济利益。依据《养老令·禄令》“食封条”[14]663与《养老令·赋役令》“封户条”[14]395等规定, 贵族在经济方面的特权主要有封地和封户, 封地按照位阶和官职赐予, 包括位田、职田等。所谓封户就是改新诏中的食封, 就是把所封课户应交纳的租庸调全额或其中大部分划归封主所有[15]。石母田正以正二位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为典型, 对律令贵族的主要财产, 即田地与封户作了考察, 得出结论:律令国家初期的贵族收入主要取决于封户的所有[16]。竹内理三认为, 封户制的本质是以人身为剥削对象, 这一点与部民制无异, 从设置目的来看, 封户是私有部民的替代品, 是一种补偿机制[17]。封户是部民的变形形态, 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部民是所有者的私有财产, 对他们的剥削和处分都是任意的;封户是靠公权力保证的国家财产, 是缓和了的、法制化的部民。这意味着, 至少在形式上, 封主对田地与人民因公权力的介入变为间接的领有关系, 田地与封户从私人财产变为国家财产。国家财产不是超阶级性的概念, 它是属于统治阶级的财产。律令贵族在经济上都得到充分的补偿, 从这一点来看, 改新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打倒贵族, 而是要匡正因贵族上侵皇权、下虐人民而带来的种种弊端。改新后的统治阶级仍旧是之前拥有屯仓、田庄、部民的首长阶层、氏姓贵族。换句话说, 国家财产是贵族阶级“共同的私有财产”。从前, 贵族阶级没有形成固定的身份联合, 大化以后, 孤立分散的贵族只有进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中才有资格以俸禄的形式参与分配。只是曾经直接攫取的租税劳役都由公权力的代表, 即律令国家的官吏国司、郡司统一征收, 切断了贵族肆意压榨人民的渠道, 将剥削规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缓和了阶级矛盾, 维护了统治秩序。

  简言之, 日本律令国家的土地所有形态是土地国有制, 但实质上, 土地和人民为贵族阶级共同所有, 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只是国家公权力为抑制阶级矛盾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形态。

  五、“公地公民制”的解体

  虽然律令贵族都享有诸多经济特权, 但为了抑制土地和劳动力的私有化, 封户的收益须先纳官再二次分配给封主, 原则上都以实物给付为主。律令国家初期, 公权力强大, 土地无法成为私有的对象, 租税征收顺利。进入8世纪后, 为满足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与贵族奢靡的生活, 赋税日重。特别是和铜年间 (708年—715年) , 不仅大兴佛寺、迁都营造新京城, 还发兵征讨虾夷 (2) 。不堪繁重课役的班田农民大量浮浪 (1) 、逃亡。例如, 《续日本纪》和铜四年 (711年) 九月丙子条记载:“诸国役民, 劳于造都, 奔亡犹多, 虽禁不止。”[18]46“浮逃”导致公田 (口分田) 荒废。为扩大耕地, 鼓励开垦, 政府于养老七年 (723年) 颁布了着名的《三世一身法》 (以下简称《一身法》) , 规定新垦生荒地, 传三代后归公;复垦熟荒地, 限开荒者本人终身所有, 死后归公。事实上, 无人愿将自费开垦的土地上缴国家, 所以, 一旦临近收公期限便出现“农夫怠倦、开地复荒”的现象。于是, 天平十五年 (743年) , 又出台了《垦田永年私财法》 (以下简称《私财法》) 。《私财法》准许依据身份等级永远私有一定限度的土地, 将《一身法》有期限的私有权变为永久性的私有权。

  皇室、贵族的经济基础本身是依靠律令体制保障的, 律令制国家在7世纪初达到鼎盛期, 贵族没有在体制之外寻求私有经济的必要。当律令体制自身开始出现破绽, 便刺激了贵族渴望大土地所有的本性。《私财法》的出台使有实力的权门势家竞相圈地开发, 弊端日益显现, 《续日本纪》天平神护元年 (764年) 三月丙申条:

  垦田缘天平十六年格, 自今以后, 任为私财, 无论三世一身, 咸悉永年莫取, 由是, 天下诸人竞为垦田, 势力之家驱役百姓, 贫穷百姓无暇自存, 自今以后, 一切禁断, 勿令加垦, 但寺先来定地开垦之次不在禁限, 又当土百姓一二町者亦宜许之。[18]319

  《私财法》迅速推动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 导致“贫穷百姓无暇自存”。政府不得不下令除了寺院与平民垦田, 其余“一切禁断”。但土地私有化的大趋势无法靠一纸诏书遏制。这项政策也很快在7年后的宝龟三年 (772年) 被废止, 《私财法》被重新适用 (2) 。

  贵族垦田立庄, 将开垦的土地私领 (庄园) 化, 并利用权势获取“不输不入” (3) 特权。大量放弃公田的农民也遁入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或私领中。宝龟十一年 (780年) 十月二十六日, 太政官符发布的“浮逃”对策在谈及伊势国 (三重县) 内, 因农民“浮宕”、杂徭夫减少而实行“检括”时就认识到“戚浮逃除帐戚诈死弃名, 被驱王臣之庄, 徒免课役之务”[19]384。又, 延历十六年 (797年) 八月三日, 太政官符下令调查寄生在亲王及王臣庄园中未纳庸调的浮浪人, 目的是让国、郡司每年作成浮浪帐, 以便全征庸调[19]340。可见诸国的浮浪人寄生于王臣贵族家的情况并不鲜见, 他们寄居在王臣势家的庄园里靠从事农业经营为生。庄园开始发达之际, 为了维护庄园的安全和入侵其他庄园, 培养习武的兵士, 称为家子、郎党等, 这些人逐渐脱离生产, 专事守卫征战。所以, 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20]。

  律令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土地国有制, 土地国有制的核心内容是班田收授法, 它以人身支配为原理, 用编户授田的方式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让他们承担种种课役。律令国家赋税体系的主要内容为租庸调制及徭役, 其中“租”是唯一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税种, 不但税率非常轻, 且原则是“不进京”, 大部分作为地方财源储存于国衙中。所以, “租”并未纳入国家的一般财政中。国家的主要财源是向课丁征收实物的人头税“调” (1) 和“庸” (2) , “调”和“庸”运送至京城再根据需要分配至各官厅或者充当官人的位禄和季禄 (3) 。

  随着大土地所有的发展, 班田收授法趋向解体, 中央财政陷入危机。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行, 国家只有直接割田作为各官司的财源。早在天平宝字元年 (757年) , 国家支给大学寮、雅乐寮、阴阳寮、典药寮、内药司公廨田 (4) 以充当官衙经费和官人俸禄。其中大学寮30町、内药司8町, 其他各司均为10町。此后, 各官司陆续设置官田, 元庆三年 (879年) , 勅许在畿内五国 (5) 设置官田4 000町以解决位禄、王禄 (皇亲时服料) 、衣服 (官人时服料) 、月粮等财政危机[21]。元庆官田设立后不久, 很快就被分割用来充当包括太政官在内的49司的官人钱粮。元庆五年 (881年) 十一月, 中央政府在4 000町官田中, 割山城、大和、河内、摄津四国的1 235余町官田作为皇太后宫职、内蔵省、内膳司、内药司等49司下级官人或杂任的食粮料[19]450-454。显而易见, “官田”变成划分给中央诸官厅特定的“司田”, 由诸官厅独立经营, 其用途无一例外都是充作运营所需的经费及官人的食粮。与贵族的垦田庄园化一样, 官田也逐渐私领化。如此, 构成中央政府的各个官厅实质上与庄园领主并无二致了。贵族已逐步摆脱国家束缚, 恢复到大化以前独立的经济体系。

  延喜二年 (902年) 三月, 政府连发九通官符, 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就是励行班田收授法并颁布“延喜庄园整理令”, 取缔贵族的违法庄园。7世纪末以来, 班田农民的落魄与对课役的反抗, 激化了暂时延缓的阶级矛盾。大土地所有自天平年间迅速发展起来, 屡禁不止, 动摇国家根基。统治阶级也不得不从律令体制的立场上否定庄园所有。但时代的进步性无法靠一纸法令压制, 政府意图振兴律令体制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 遵照官符实施班田的只有伊势国的神三郡 (6) , 且这是目前已知的班田收授的最后事例[22]。班田制在10世纪终于彻底消亡了, 失去经济基础的律令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

  结语

  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土地所有形态是土地国有制, 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土地私有, 土地国有制的本质乃土地为贵族阶级“共同的私有财产”。大化前夕, 土地私有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不可能像石母田正说的那样还存在土地共同体所有制, 亦不可能还留有交替耕作的遗制。共同体内部的阶级分化激化了首长阶层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部民的大量逃亡使大和王权不得不定籍编户, 派遣田令执掌田籍, 尝试介入官司制来应对统治危机。但大和王权统治的局限性始终无法规制首长阶层的任意掠夺, 必然会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确立起中央集权式国家, 即律令制国家。律令制国家模仿唐朝实施的班田收授法改变了贵族对土地与人民私自领有的状态, 但国家对土地的权力不是所有权, 是一种公权力。国家公权力既是统治阶级实现剥削的保障, 也是调停阶级对立的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 律令制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农民的诉求, 通过班田收授法让人民实现土地占有的安定化, 避免大土地兼并破坏个体经营。口分田是为了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 以维持可持续性的剥削。所以, 班田农民对口分田仅仅只有用益权, 并不是像中田熏说的那样是“被限制的所有权”, 口分田禁止转让与买卖, 身死收公, 从来不被承认为私有。班田制本身带有的阶级性使它首先保证了贵族的经济利益, 但前提是由国家统一实行再分配, 限制贵族对生产手段土地、农民及其生产物的直接支配, 缓和了阶级矛盾, 社会一度安定。班田农民努力经营属于自己的小块份地, 以户为单位成为个体经营的主体。但繁重的人头税压迫个体经营, 特别是农业朝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前提下, 徭役劳动使每户失去最重要的劳动力, 与个体经营产生巨大的矛盾, 这也是以人身支配为原理的律令体制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律令体制下的农民斗争也与中世封建制以后的截然不同, 斗争目的并非夺取土地, 而是逃离国家授予的土地, 逃离国家对他们的人身束缚。为此, 他们不惜放弃口分田, 采取“浮逃”等斗争方式, 寄生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或私领中, 重新开展个体经营, 促进了大土地所有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 也必然会迎来政治形态的重大转型期。户籍可以作假, 农民可以逃亡, 但土地是固定的。10世纪以后, 政府开始创建新的赋税体系, 庸、调、徭役等税目都转变为以土地为媒介的征收方式。人头税朝着地税化的方向发展实际是土地制度朝着适应个体经营的方向转变。至此, 日本也迎来历史上继大化改新后第二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 武士不久开始进出政界, 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揭开了中世庄园制社会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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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坂本赏三.日本の歴史:第6卷[M].东京:小学馆, 1974:92.

  注释:

  1 大化改新后, 为巩固改新成果, 加强中央集权, 于大宝元年 (701年) 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宝律令》。元正天皇养老2年 (718年) 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修成《养老律令》, 由10卷12篇的律与10卷30篇的令组成。但一直被束之高阁, 直到天平宝字元年 (757年) 才开始实施。《养老律令》较好保存至今, 是研究大化改新至奈良初期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2 日本大化改新前的社会阶层, 也称之为部曲。大部分是被征服的氏族成员或外来移民, 被编为不同的“部”, 一般冠以主人名﹑职业名专门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 如田部﹑陶部、苏我部等。他们有的直属皇室, 有的由豪族、贵族统治, 其中以在皇室直辖领地---屯仓中劳作的田部和在贵族的田庄中从事生产的部曲数量最大。他们的地位近似奴隶, 无人身自由。7世纪大化改新后, 部民制逐步被废除, 部民也被编为国家公民。
  3 “氏”原本指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集团, 5世纪, 大和王权成立后, 其最高统治者大王将“氏”授予诸集团, 集团的首长称为“氏上”, 成员称作“氏人”, “氏上”率领“氏人”为大和王权服务。“姓”是大王为加强对首长的统制而授予诸首长, 即“氏上”的一种世袭称号, 它表明了政治地位及门第高低。“氏”区分贵族血统、“姓”鉴别等级高下, 氏姓在当时成为各级首长在政治、经济上享受世袭特权的依据, 只有拥有了氏姓, 才能被委任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其中, 臣与连是最高级别的“姓”, 常见的“姓”还有造、直、首、县主、稻置等。在古代史籍文献中一般同时使用氏与姓, 如“苏我大臣稻目”, 苏我为氏, 大臣为姓, 稻目为名。
  4 相当于律令制国下的备前、备后、备中、美作四国, 其领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冈山县全域及广岛县东部、香川县岛屿部分、兵库县西部。
  5 备前国原属吉备国的一部分, 大化改新后分为备前、备中、备后三国。备前国儿岛郡郡域大致位于现冈山县以儿岛半岛为中心的冈山市、仓敷市、玉野市。
  6 附属于屯仓的田地耕作者, 没有固定居住在屯仓, 用自己的工具季节性地服劳役。
  7 “国”为日本大和王权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统治这个区域的首领级人物被称为“国造”。
  8 由隐岐 (岛根县东北部隐岐诸岛) 、出云 (岛根县) 、伯耆 (鸟取县西部) 、因幡 (鸟取县) 、但马 (兵库县北部) 五国造共同开发。参见秋本吉郎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风土记[M].东京:岩波书店, 1969:280.
  9 古代日本一种需要付息的借贷制度。出举原本是指春季贷给农民稻种、粮食等, 并在秋季附带利息一起偿还。这是共同体之间为保证农民的再生产而实行的惯例, 后逐渐带有强制性, 变质为杂税的一种。民间私人施行的出举通常是利息超过十成的高利贷, 成为压迫贫农生活的重要原因。
  10 名为吉备姫王, 是皇极天皇、孝德天皇的母亲, 逝于皇极二年 (643年) 。
  11 关于食封的具体内容, 8世纪初制定的《大宝令》中规定将一定数量的课户所缴纳的全部庸、调以及田租的一半都划拨给封主所有。食封的赐予相当于一种收益权, 可以获得从土地和人民身上取得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利益。
  12 日本古时北方未开化的民族。其人多毛及须髯、颡高、眼凹、鼻尖、肤色浅棕, 居住在本州东北奥羽、北陆地方。
  13 律令体制下, 所有公民都被登记在户籍、计帐中, 称之为本贯。所谓“浮浪”是指脱离本贯状态的人, 也被称之为浮宕、流宕, 通常与弃课役的“逃亡”等同视之, 并称为“浮逃”。
  14 宝龟三年 (772年) 十月十四日格云:“自今以后, 任令开垦, 但其假势苦百姓者宜严禁断。”参见迨っ�, 国史大系编修会编辑.新订増补国史大系·类聚三代格[M].东京:吉川弘文馆, 2007:441.
  15 “不输”, 权力势家利用地位, 取得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 实行“立券庄号”, 这种官省符庄具有免租权, 是为“不输”;“不入”即拒绝国家派遣检田使等官吏进入其庄园, 排除国家行政机关对庄园事务的干涉。
  16 按照《养老令·赋役令》“调绢条”的要求, 调主要征收绢、、丝、绵、布等手工业制品, 还有作为附加税的调杂物和调副物, 调杂物征收铁、盐、锹、海产品等地方特产;调副物种类繁多, 包括工艺品、染色品等等。
  17 《养老令·赋役令》“岁役条”规定, 京畿以外的课丁有上京服徭役的义务, 也称为“岁役”。但因路途遥远, 通常都是以“庸”代纳, 其实是将劳动税在事实上转变为一种实物税。课丁为免岁役通常缴纳“庸布”等手工业制品替代。
  18 位禄和季禄是颁给皇亲和有位贵族的实物俸禄, 有绵、布、 (锹) 等。位禄按位阶发放;季禄按春夏和秋冬两季发放。
  19 令制下设置的地种, 最初用来支付地方官厅如大宰府、国司等官人的俸禄。天平宝字符年 (757年) , 国家开始支给中央各官厅田地作为在京官人的的俸禄, 也被称之为公廨田, 之后这些田地都被称为诸司田。
  20 包括大和国 (奈良盆地) 、山城国 (京都府南半部) 、摄津国 (大阪府西北部及兵库县东部) 、河内国 (大阪府东南部) 、和泉国 (大阪府西南部) 五国。
  21 神三郡是赐予伊势神宫作为神户 (封户) 的度会、多气、饭野三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