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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司法改革的内容、目的与原因

加入收藏〗 发布时间:2017-04-26

  摘 要: 詹姆士一世至詹姆士五世执政时期,斯图亚特王朝进行了重要的司法改革。斯图亚特王朝创设新法庭将中央司法权逐渐从议会手中分割出来; 在地方上,再度恢复传统的巡回法庭,监督地方司法,着力整饬并加强管控各郡法庭。改革持续了 106 年,加强了苏格兰国王的权力。

  关键词: 苏格兰; 斯图亚特王朝; 司法改革; 中央法院

  15、16 世纪苏格兰正值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就其内政而言,王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加强,这虽与当时西欧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苏格兰国王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司法改革,对加强王权起了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促进了苏格兰政治制度的完善。国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安德鲁·戈弗雷的《苏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民事司法: 中央法院的起源》详细介绍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中央司法史,着重探讨了最高法院司法联合会的建立。朱丽安·古德尔的《苏格兰政府: 1560—1625》主要探讨了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政治体制、政府构成与立法、司法状况,对这些机构的沿革做了认真梳理。

  但是,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截至目前,公开发表的成果仅有郭军伟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论中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形成》,该文着重探讨了苏格兰王国议会制的起源,[1]但对苏格兰司法史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 1426—1532 年间詹姆士一世至詹姆士五世统治时期进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试图截取这一历史时段,对斯图亚特诸王进行司法改革的目的、改革的内容、改革成功的原因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一、斯图亚特王朝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斯图亚特王朝先后有5 位国王进行了司法改革。

  ( 一) 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建立初步的中央司法系统

  詹姆士一世与后继者通过设立一系列独立的司法机构,建立了中央司法系统的雏形。这些司法机构在苏格兰史上被统称为“Session”,专门用来称呼1426 年之后设立的拥有特殊法律权限的法庭。安德鲁·戈弗雷将上述法庭大体上分为三类: 其一是由贵族、教士与自治市镇代表组成的“审判法庭”; 其二是从御前会议中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枢要法庭”;其三则是 1532 年创建的最高民事法院。[2]40事实上,最高民事法院是由前两类法庭发展演变之后糅合而成,而前两类法庭在制度上也并没有太严格的区分。从构成上来看,“审判法庭”在名义上从属于议会,主要代表议会行使司法职权。“枢要法庭”则代表着国王,属于封建领主的司法权力。

  在苏格兰司法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审判法庭”。1426 年,詹姆士一世设立了一个法庭,“命令他的御前大臣与数位从三个等级中选出的谨慎之人,在一年之中每个季度的十四天里,应当前往国王召集他们的地方听审并裁决人民之间的各种纠纷”[3]。

  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系列特设法庭的起源,也是此后中央司法系统的肇始。[4]49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并于 1439 年设立了两个新的特设法庭。其中一个特设法庭由各郡的首席治安法官组成,该法庭应于圣十字架荣归节( 1439 年 9 月14 日) 之后的第一个早晨开始工作。另一个特设法庭由国王选出的大臣们组成,其工作时间是从大斋节( 1440 年 2 月 14 日) 开始后的第一周一直到节日终结。[5]安德鲁·戈弗雷认为,1439 年法案是对1426 年法令的确认,它再一次从立法上巩固了詹姆士一世取得的这一成果[2]49詹姆士三世于 1468 年亲政之后,再一次设立了此类“审判法庭”。他沿用詹姆士二世的旧制,仍然设置两个法庭,一个位于珀斯,另一个位于爱丁堡。珀斯法庭于每年11 月的第一周周一开庭,持续五周; 爱丁堡法庭则于每年的11 月15 日开庭,持续时间为一个月。[6]此后,国王开始更多地倚重“枢要法庭”行使独立的司法职权。1471 年,议会更是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任何在枢要法庭审判之后继续纠缠枢要法官的当事人都应处以 40 磅的罚金”[7],以此来巩固枢要法官的司法地位。1488 年,詹姆士四世即位后,对前代国王设置的所有法庭进行整合,开始了构建中央法院的工作。1490 年 2 月,命令诉讼法官与枢要法官一同审理案件。[8]

  1491 年,他敦促议会通过一项法令,整合出了一个新的法庭,该法庭由“文秘署署长同枢要法官与民事法官( Lords of Session) ”组成。规定法庭“在一年之中应该开庭三次: 第一次应于9 月的圣米迦勒大天使节( 9 月 29 日) 的早晨之后开庭; 第二次应于大斋节的第一个周一开庭; 第三次则应于施洗者圣约翰的诞辰( 6 月 24 日) 结束之后的第一个早晨开庭,以审理所有当事人的纠纷”[9]。从这个法庭的构成与开庭日期来看,它集合了詹姆士一世与詹姆士二世时期设置的所有法庭的特征,可以说是对以往司法政策的继承与完善。

  除此之外,詹姆士四世在执政期间还创设了其他法庭。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在其着作《苏格兰史》中提到了一个“常务法庭”。[10]23英国政治史专家朱丽安·古德尔教授认为,常务法庭主要的职责是协助国王处理恩赏的分配事宜。[11]129该观点显然与史实不符。根据现有的议会法令来看,常务法庭设立于 1504 年,它“常驻于爱丁堡,或是设置于国王的驻地,抑或是根据国王的意愿择地开庭,以处理人们的日常纠纷。此外,它应当享有与民事法官等同的权力”[12]。显然,这是一个由国王设立的特别法庭,其主要职能只有司法。詹姆士四世的司法改革被詹姆士五世完全继承了下来,并最终促成了最高法院司法联合会的诞生。1532 年,议会颁布法令,宣布“在教俗两界各择七人,开庭审理民事诉讼案件”,他们“应当于三一主日( 5 月 26 日) 之后的第一个早晨于爱丁堡开庭审案,直到收获节( 8 月 1 日) 。此后他们可以休假到 10 月 19 日,然后继续开庭,直到圣诞节之前的圣托马斯之夜( 12 月 21 日) 。此后,他们应当于降灵节( 次年 6 月 1 日) 之后的第一个早晨再度开庭,直到收获节为止”[13]。

  最高法院司法联合会的创建此前并未得到苏格兰史专家的关注,许多史学家都没有将之视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巴雷尔教授甚至将其仅仅看作一个对此前民事法院的补充而已。[14]190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就其发展历史来看,詹姆士五世之前的历代国王创设的所有民事法院都应当被视为国王构建中央法院的尝试,而就其功能而言,它们也的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其二,最高法院司法联合会开庭审案的持续时间是前所未有的,它从每年的春夏之交开始,一直持续到年终,并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其构成而言,它囊括了教俗两界的重要人士,且常驻于爱丁堡,这就使它的审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高法院司法联合会的确是一个“有效的中央法院”,它的出现也“为此后法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1]

  ( 二) 改革司法惯例和司法机构

  除创设一系列拥有独立司法权的新法庭以外,斯图亚特王朝的几位国王还对旧有的司法惯例和司法机构进行了革新,以使之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这些革新主要集中在对地方司法机构与惯例的改革上。首先是恢复巡回法庭的司法作用。巡回法庭在苏格兰被称为“Justice Ayre”,它是中世纪苏格兰主要的地方司法机构。1440 年的一份议会记录显示,“根据旧有的习俗与惯例,( 巡回法庭) 每年召开两次”[15]。此前,由于英格兰的入侵以及苏格兰王权的衰弱,巡回法庭已很久没有召开。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之后,苏格兰国王在建立中央司法系统的同时,也开始对巡回法庭进行一系列的恢复与革新。这一系列工作始于詹姆士二世在位之时,除上文提及的 1440 年召开的巡回法庭之外,他在 1458年也 重 申 了 对 巡 回 法 庭 的 召 集 应 当“每 年 举行”[16]。詹姆士三世即位后,延续其父的政策,他在 1468、1475、1484、1485、1487、1488 这六年中多次召开巡回法庭,并在议会中对其活动给予立法保障,规定巡回法庭“在提供陈诉书、宣布判决等司法活动方面的活动完全合法”[17]。此外,他还关注边疆地区的司法状况,于 1487 年着重在王国的南北边疆区召开巡回法庭[18],处置法律纠纷。詹姆士四世即位后,除对巡回法庭继续给予法律上的保障之外,还加强了对郡法庭的整饬。“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开始于 11 世纪初,它是伴随着盎格鲁 -诺曼人在不列颠的定居而产生的。伴随着郡的产生,郡法庭也成为了地方上掌管司法的主要机构。[19]

  但是,由于郡守把控着郡的行政与司法大权,郡法庭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其司法职能,因而,詹姆士四世即位后开始对此进行大力整顿,其主要方式是整合司法混乱的郡法庭。1504 年,议会颁布法案,规定“将此前从属于法夫与珀斯巡回法庭的科罗斯、图里阿兰、克拉克曼南之间的土地划归斯特灵巡回法庭管辖,将科罗斯与图里阿兰划归斯特灵郡法庭管辖”[20]。1506 年,议会再度立法宣布国王对各郡及其郡法庭的分割、整合为合法。[21]通过整合,詹姆士四世时期,郡法庭的司法职能有所增强,巡回法庭更高效地发挥了其监督地方司法的职能。

  二、斯图亚特王朝司法改革的目的与特点

  ( 一) 司法改革的目的

  苏格兰诸王进行司法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打压贵族特权,加强王权。中世纪的苏格兰,贵族在司法方面享有特权。自13 世纪始,苏格兰贵族获得了许多特权,尤其是司法权。“拥有司法权是一个贵族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22]20从苏格兰贵族的起源来看,他们对司法权的获取与获得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

  早期苏格兰贵族获得土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国王授予的契约获得。常被苏格兰史家们引用的契约是威廉一世授予罗伯特·布鲁斯二世的地契,但目前尚存的最早的契约则是 1138 年威廉一世将法夫伯爵领地授予唐恰德一世的契约。在契约中,国王除将土地封授给他们之外,还给予了他们广泛的司法特权。[23]15这部分贵族主要是通过军功而获得契约的,比如罗伯特·布鲁斯二世的父亲罗伯特·德·布鲁斯一世就曾因参与了亨利一世的战争而获得了英格兰境内的一些封地。[24]19 -21另一种贵族是苏格兰本地的盖尔人,他们原本就拥有土地,无需国王颁发地契,在自己的领地上也享有绝对的司法特权,可以自由审判佃农之间的争端。这部分贵族在苏格兰史上也非常有名,比如安格斯伯爵、阿盖尔伯爵以及伦诺克斯伯爵等。[23]15这些贵族在形成之初便具有极强的独立性,此后,由于英格兰的入侵,国王无暇过问他们的特权。贵族对王权强有力的威胁促使斯图亚特王朝的历代国王不断对其特权加以打压,司法权因其特殊性就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

  ( 二) 司法改革的特点

  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进行司法改革时抱持着这样的目的,他们的改革也因而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特点一,改革着重于打压贵族的司法特权,循序渐进地将之从贵族的手中剥离。由于封地是贵族施行司法权的唯一法律来源,因而,这场司法改革的主要是手段就是剥夺大贵族的封地,尤其是剥夺盖尔人贵族的封地。1425 年,詹姆士一世以协同阿尔巴尼公爵谋反的罪名处决了伦诺克斯伯爵唐恰德,并将其财产与封地收归王室所有,[25]214这是国王肃清盖尔人贵族的开端。随后,他先后以各种借口剥夺了斯特拉森伯爵、边疆伯爵、布坎伯爵与马尔伯爵的领地,将其全部纳入为王室领地,[25]214 -215为日后进一步的司法改革打下了基础。詹姆士二世即位后,开始清除对王权颇具威胁的其他大贵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道格拉斯家族。道格拉斯家族是苏格兰的世家大族,早在苏格兰独立战争期间就已经在苏格兰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道格拉斯家族早在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之初就很强大,据史家判断,道格拉斯伯爵麾下的扈从与封臣可以为他集结一支三四万人的军队。[26]14詹姆士二世通过十余年的斗争,终于在1454 年将这个家族击垮,并在审判之后夺取了他们的封地与财产。在清除了道格拉斯家族之后,詹姆士二世随即在议会中通过法案,宣布任何一块私有领地上的司法权都不会得到议会的认可,任何对王室土地的转让行为也属于非法行为,国王有权收回任何一块王室土地。[10]27 -28此后的几位国王也奉行这样的策略,以剥夺贵族地产的方式来实现对王室土地的扩张,同时将地方上独立的司法权收归中央所有。

  特点二,立法与司法手段相结合。国王运用立法手段在法律上保障改革与打击贵族的成果,在将议会的司法权逐渐剥离的同时,加强其立法职能,最终形成了立法与司法互为补充的局面。这一点在詹姆士一世拉开这场改革大幕之时就已经初现端倪。詹姆士一世由于在英格兰滞留了多年,因而对英格兰的政体颇为向往,他在回国发动一系列改革之时就希望利用议会来作为打击叛乱贵族的工具。[27]21因此,他颁布了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的语言简洁、有力,表达明确,其中规定了许多事项,尤其是在司法方面的改革”[28]86。除对创设的新法庭加以立法上的保障之外,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还对已经作出的判决和通过的法案加以保护,确保判决能得到有效执行。詹姆士四世亲自与他的巡回法庭一同在王国境内巡行,以“确保国内的司法判决能够得到执行”[29]。此外,他还命令各郡法庭与自治市镇将议会通过的法案、条例进行誊抄整理,并将其付梓刊行,[30]对那些拒不执行王令与法院判决者加以惩处。[31]这些举措都表现出了国王在对议会的司法权进行剥离的同时,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其立法的职能,来加强自身的王权。

  三、斯图亚特王朝司法改革的原因

  斯图亚特王朝的司法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巩固并加强了王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司法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整饬,并建立起了中央法院,苏格兰的司法从此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这场司法改革的成功和当时西欧国际环境与苏格兰国内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首先,英法之间的冲突与英格兰国内的贵族斗争使得英格兰无暇干涉苏格兰内政,斯图亚特王朝诸王能够将精力集中在苏格兰的国内事务上。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矛盾由来已久,自威廉一世征服苏格兰之后就已开始。1072 年,威廉一世率军侵入苏格兰,打败了其国王马尔科姆·坎莫尔,并迫使他向威廉及其继承者们宣誓效忠。在封建时代,这意味着苏格兰国王将永远是英格兰国王的臣属,这就为日后英格兰国王干预苏格兰事务提供了一个法理上的借口。[32]8此后,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屡次挑起与苏格兰的战争,因而两国之间基本上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选择与法兰西国王结成同盟,共同应对来自英格兰的威胁。1295 年,苏格兰国王约翰·巴利奥尔为了对抗英王爱德华一世以及确保苏格兰王国的独立而与法王菲利普四世结成军事联盟,由此开始了法兰西与苏格兰之间二百余年的同盟关系,该同盟在苏格兰历史上被称为“旧同盟”。[33]5 -6从语言学上而言,“auld”一词在苏格兰王国的政治史上有着特殊的用法,它也写作“ald”,其中一层意思是指“自古以来的、长期不变的”,当一个苏格兰人说“our ald enemeis”( 即“我们的宿敌”) 时,他指的就是英格兰人。[34]在这种情况下,当英法百年战争于1337 年爆发之时,苏格兰就加入到了法国一方作战。苏格兰虽然参战,但却很少受到战争的波及,这主要是因为在整个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国王几乎无暇过问苏格兰事务,因此,苏格兰诸王能够专心于国务。尤其是詹姆士一世与詹姆士二世,利用战争为苏格兰带来的缓冲期进行了改革。百年战争结束之后,英格兰国内又因为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的争端而爆发了内战。

  三十年的玫瑰战争更是减轻了其对苏格兰的军事威胁,苏格兰国王可以放手逐一肃清王权的反抗者。其次,1455—1513 年间发生的三大事件沉重打击了苏格兰贵族,贵族阶层的实力大为削弱,有利于苏格兰国王加强王权,并施行进一步的司法改革。其一是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道格拉斯家族瓦解。道格拉斯家族在当时可谓“权倾朝野”,但詹姆士二世避其锋芒,先后设计除掉了两代道格拉斯伯爵激怒道格拉斯家族。1455 年道格拉斯家族起兵反叛。阿金霍姆一役该家族战败,第九代伯爵詹姆士·道格拉斯出逃英格兰,其兄弟则几乎全部战死。[26]297 -301道格拉斯这个对王权威胁最大的家族土崩瓦解,詹姆士二世剥夺了他们的地产,大大扩充了王室的经济实力,也为此后的历代国王推行司法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其二是詹姆士三世统治末年发生的一场贵族大叛乱。他在位期间对贵族实行高压政策,最终在 1488 年激起了霍默家族与其他贵族联手发动的大叛乱。[22]31贵族们拥戴王子罗斯赛公爵向国王宣战,詹姆士三世在萨奇伯恩战役中战败被杀。[10]29 -30罗斯赛公爵登基之后在议会中通过法令,将那些在战争中受到抢掠的地产归还给支持他的贵族,对于反对他的贵族,则一律不予归还。[35]

  这样一来,一部分曾经有实力与王权对抗的贵族遭到了极大削弱,詹姆士四世也得以在任内顺利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改革。其三是詹姆士四世统治末年同英格兰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这与法国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有着直接的关系。1494 年,法王查理八世率军侵入意大利,挑起了意大利战争。法军初期在意大利的进展十分顺利,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相继落入其手,这引起了西欧各国的恐慌。1512 年,教皇同英格兰、威尼斯、阿拉贡等国结成同盟对抗法国。[36]

  为了缓解法国面临的军事压力,詹姆士四世在派出苏格兰士兵前往欧陆支援法国的同时,还于 1513 年亲自率军侵入英格兰。然而,苏格兰军队在弗罗顿战役中遭到惨败。弗罗顿战役造成至少1 名大主教、1名主教、2 名修道院院长以及“21 名伯爵中的 9 名、29 名领主中的 14 名,还有至少 300 名小贵族的丧生”[37],甚至连詹姆士四世也未能幸免。从此之后,苏格兰的贵族们很少能够发挥出像道格拉斯家族曾经具备的影响力。

  四、结语

  斯图亚特王朝为了打压贵族的特权、加强王权施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主要目的是在中央将代表国王的司法权逐渐交给新设置的法庭; 在地方上,一方面剥离贵族领地的司法特权,另一方面对旧有的法律传统做出适应王权需要的修正,亦即加强对郡法庭的整饬,加强巡回法庭的监督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上的司法权也逐渐受到了中央司法的管控,呈现出向中央集中的趋势,这就最终促成了1532 年最高法院司法联合会这一中央最高司法机构的诞生。虽然斯图亚特王朝的司法改革是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在 14—16 世纪的西欧,民族国家兴起,加强王权是这些民族国家普遍的政治需求,斯图亚特王朝的司法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第二,经过一系列司法改革之后,虽然苏格兰的司法权从议会手中逐渐剥离出来,但是苏格兰议会也因而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立法事宜上,尤其是国王在对叛乱贵族的审判以及对其他贵族领地司法权进行限制之前,都要在议会通过法令,这就进一步促使议会向现代化的立法机构转变。因此,斯图亚特王朝的司法改革在促进苏格兰政治制度完善化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也是苏格兰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然而,在对斯图亚特王朝司法改革进行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时代的限制,这场改革不可能根除贵族参预朝政的传统,在此后的一百年间,贵族仍然是苏格兰政治史上的主角,国王依然要依靠他们进行统治。从这个角度而言,司法改革并没有完全达成国王们加强王权的主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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