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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思想对古代日本革命思想的影响

加入收藏〗 发布时间:2017-05-31

  摘 要: 革命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理论来源。同属于儒学文化圈的古代日本也接受了中国的革命思想,成为古代日本更改年号、皇位更迭、幕府和皇室角逐国家实权、诸侯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思想依据。然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并未出现改朝换代的现象,因此,日本的革命思想并非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异姓革命”,而是在保存皇室的前提下,解释日本实际掌权者的更替现象,如幕府控制国家权力,天皇推翻幕府等。

  关键词: 革命; 改元; 皇位更迭; 幕府; 《太平记》

  一、引言

  在中国现存的文献中,“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的《革卦》之中: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周振甫,1991:172)这段文字是中国革命思想的源头,将殷汤和周武王推翻夏朝、商朝的军事行为视为顺天应人的革命。

  王弼注、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王弼、孔颖达,2000: 236)上文将天怒人怨、凶残无道的夏桀、殷纣和顺天应人的殷汤、周武王进行对比,指出殷汤、周武王的革命是有德推翻无道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具备获取政权的正当性。这就是中国古代王朝交替的“易姓革命”思想。

  孔子没有对“汤武革命”发表直接的评论,但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杨伯俊,2013: 25) ,强调了君臣双方的义务。在先秦的儒家之中,高举革命思想大旗的莫过于孟子了。孟子在回答齐宣王的“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疑问时,对“汤武革命”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万丽华、蓝旭,2006:38)孟子认为夏桀、殷纣破坏了“仁”,失去了作为王的资格,因此殷汤、周武王的革命并非“弑君”,而是诛杀了恶人而已。在《孟子》卷七《离娄上》中,孟子进一步指出“汤武革命”和民心的关系: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万丽华、蓝旭,2006:54)这种认识继承了《周易》中的“顺乎天而应乎人”思想,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奉劝统治者施仁政、爱其民,从而避免革命的危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先秦诸子百家都认同“汤武革命”,如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庄子对所谓的“汤武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代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陈鼓应,2007:889)庄子假借盗跖之口认为所谓的“汤武革命”只不过是利益的驱使,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开启了后世以强凌弱的先河。

  然而中国古代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把儒学作为官方的统治学说,历代的儒学家,如程颐、程颢、朱熹等人也均认同“汤武革命”的思想。“汤武革命”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理论来源之一。如曹丕在给孙权加官进爵的文书中有“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 易健贤,2009: 163) 的记述,将取代汉的行为视为革命。魏征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书中有“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骈宇骞,2011: 6) 的记载,将唐朝取代隋朝的行为视为革命。

  近代以来,由于面临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革命思想在中国近代的舞台上再次风起云涌,“革命”一词也频繁被使用。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以来革命的含义变得比较宽泛,影响到了各个领域,如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等是革新的含义。

  二、上田秋成《白峰》中的革命思想

  革命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古代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家思想之时不可能不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然而日本的许多学者在谈及古代日本的革命思想时,通常把革命思想和孟子关联起来,往往从近世上田秋成( 1734 -1809) 《白峰》中西行法师的一段话谈起。《白峰》中的西行法师对革命思想有如下的议论:

  传闻《孟子》一书记载了“周朝创立之际,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事非臣弑君,只不过是诛杀了贼仁贼义的一夫纣而已”。然而汉土之书,典籍、经典、史策、诗文等无一不曾传入中国,唯有《孟子》一书至今未传入日本。据说凡载有此书之船必遭暴风而沉入海底。其原因为,中国自天照大神开天辟地以来,皇祚连绵不绝,若孟子诡辩之理传入中国,后世必有乱臣贼子篡夺皇位而无罪,故八百万天神以之为恶,刮起神风使船沉没。因此许多他国的圣贤之教也不适合中国。( 高田卫,1995: 283- 284)《白峰》取材于“保元之乱”,描写了西行法师拜谒崇德上皇陵墓时和崇德上皇亡灵的对话。上述引文是西行法师针对崇德上皇的“若天子不德,臣下应顺应天命,遵从民意进行讨伐”而进行的反驳。西行法师引用了中国明代末期谢肇浙( 1567 - 1624) 《五杂俎》中的议论,“倭奴之重儒之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此一奇事也”,解释了孟子思想不被日本接受的原因。西行严厉批判了崇德上皇,认为日本是神国,万世一系,不接受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然而日本学者在谈论这段话的革命思想时,均没有涉及到崇德上皇和后白河天皇的“保元之乱”和“汤武革命”有本质的不同。殷汤和夏桀、周武王和殷纣的战争是诸侯讨伐天子,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崇德上皇和后白河天皇之间的关系不能说是君臣关系,他们之间的战争不是革命问题,而是皇室内部对王权的争夺,无论哪一方胜利,均不会导致改朝换代。也就是说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并不存在易姓革命的问题。

  诚然,革命思想经过孟子的阐释被发扬光大,但把革命思想仅仅局限于孟子却有失偏颇。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周易》中已经有了“汤武革命”的记载。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关于《周易》的相关书籍记载有 33 种 177 卷,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周易》也是比较流行的书籍之一( 河野贵美子,2010) 。因此,日本近世之前不可能不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那么,古代日本是如何接受中国的革命思想想的呢?又有哪些特点呢?

  三、古代日本对革命思想接受的特点

  ( 一) 改元和革命思想

  据说在中国的先秦至汉初,皇帝并无年号,汉武帝即位之后首创了第一个年号建元,此后形成了一种年号制度,被历代帝王使用。皇帝即位时或在位期间一般都会更改年号,称为改元。到了明清之际,一个皇帝大多一个年号,并且后世以年号称呼皇帝,如万历皇帝、乾隆皇帝等。

  众所周知,从西汉末年,预示吉凶的谶纬思想开始流行,而“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的观念是纬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帝王在辛酉、甲子之年改元,从而避免被革命的危险。《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中有“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范晔,2000: 191) ,以及卷九《孝献帝纪》有“兴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兴平”( 范晔,2000: 243) 的记载,即汉桓帝和汉献帝分别在甲子、辛酉年改元。隋代着名的思想家王通在其《中说》中有“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 郑春颖,2003: 203) 的记载,王通在甲子年遇唐高祖李渊,认为其施政甚于桀纣,面临被革命的危险。《旧唐书》卷四《本纪第四》记载了唐高宗“二月乙未,以益、绵等州皆言龙见,改元。曲赦洛州。

  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改元”( 刘昫,等,2000: 45) ,唐高宗的显庆六年是辛酉年,各地官员上表称龙出现在州界之内,朝廷为了避免被革命的危险而改元为龙朔( 孙英刚,2013) 。从中国唐朝中期开始,谶纬之说逐渐被淘汰出儒家思想体系,唐高宗之后的帝王也几乎没有因为辛酉、甲子之年而改元。然而这种思想却被古代日本接受,成为日本更改年号的重要依据之一。圣德太子在601 年( 辛酉年) 开始改革,在 604 年( 甲子年) 颁布《宪法十七条》被认为利用革命思想为其改革寻求合法性( 家永三郎,等,1975: 12) 。平安时代的汉学家三善清行在昌泰四年( 901 年) 上书醍醐天皇请求改元时的《革命勘文》中有如下记述:易纬云: 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郑玄曰: 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

  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千三百廿年。……诗纬: 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周文王、戊午年决虞芮讼、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甲子年赤雀衔丹书。而圣武伐纣、戊午日军渡孟津、辛酉日作泰誓、甲子日入商郊。( 山岸德平,等,1979:278)上面引文中的《易纬》和《诗纬》是《易经》、《诗经》的纬书,是由汉代的方士和儒生根据经书进行的解释,主要宣扬吉凶、占卜未来、解释天人感应等。因为昌泰四年是辛酉年,依据《易纬》和《诗纬》中的“辛酉革命、甲子革令”思想,三善清行请求醍醐天皇改元,于是朝廷改元为延喜。所谓的《革命勘文》是为了克服辛酉、甲子年的革命危险,日本朝廷让大臣( 汉学家、儒学家) 调查改元依据的文书。这种《革命勘文》意见书一直持续到日本近世之前,近世日本受朱子学影响,否定了这种谶纬思想。946 年的《应和四年革命勘文》、1201 年的《建仁改元诏书》、1441 年的《永享十三年革命勘文》等均体现了“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思想,朝廷也据这些意见书进行了改元( 塙保己一,1957: 367 ~388) 。

  此外,《改元乌兔记》①中记载了“后一条院治安元辛酉。宽仁辛酉年二月二日丁未。改为治安。依革命也”、“后白河院应徳元甲子。永保四甲子年二月七日丙子。改为应徳。依革命也”、“后醍醐天皇元亨元辛酉。元应三辛酉年二月廿三。改为元亨。依革命也”( 塙保己一,1957: 100 ~ 105) 等,也体现了日本对“辛酉革命、甲子革令”革命思想的重视。据孙英刚的考察,古代日本在辛酉、甲子年改元的比率占到了80% ,而没有进行改元的情况是由于政局的混乱而导致朝廷无法举行改元仪式( 孙英刚,2013) 。

  ( 二) 皇位更迭和革命思想

  672 年,为了与刚继承天皇之位的大友皇子( 天智天皇之子) 争夺皇位,大海人皇子( 天智天皇之弟,之后的天武天皇) 联合地方豪族欲发动兵变。而提前得知大海人皇子军事行动的大友皇子派兵征讨,结果大友皇子兵败自缢身亡,大海人皇子即位,即天武天皇,史称“壬申之乱”。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书纪》中关于天武天皇事迹的记载是基于《汉书》中汉高祖的记述润色而来,因此《日本书纪》是将争夺皇位的“壬申之乱”比拟为汉高祖消灭暴秦的行为,为天武天皇夺取皇位寻求合法性( 北山茂夫,1978; 远山美都男,1996) 。日本近代作家森鸥外认为“天武天皇”的谥号“天武”的含义是“天立武王,消灭暴君”的含义,也就是将大友皇子视为殷纣王,将天武天皇视为周武王( 山本幸司,1995: 112) 。天武天皇对大友皇子皇位的争夺不过是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却将天武天皇夺取大友皇子皇位的行为和汤武易姓革命相提并论,其意图无非是为天武天皇的夺取王权寻求正当性。

  770 年,天武天皇的后代称德天皇去世之后,天智天皇之孙 62 岁的光仁天皇被大臣拥立即位,皇位又重新被天智天皇一脉继承。781 年,光仁天皇让位于皇太子山部亲王,即后来的桓武天皇。桓武天皇的生母是朝鲜半岛百济人后代,身份低下,本来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因原皇太子早良亲王因政治斗争被废,在各种政治妥协中被拥立即位。桓武天皇即位之后,面临贵族对其权力的掣肘,佛教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生母身份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阐释自身皇位的正统性,加强中央集权是桓武天皇亟待要解决的问题。由桓武天皇积极推进编撰完成的《续日本纪》阐释了光仁天皇即位的正当性,其中有如下的记载:

  天皇宽仁敦厚。意豁然也。自胜宝以来。皇极无弍。人疑彼此。罪廃者多。天皇深顾横祸时。或縦酒晦迹。以故免害者数矣。……挙其大纲不在苛察。官省无用。化崇清简。是以宝亀之中。四海晏如。刑罚罕用。遐迩欣戴。( 藤原继绳,1995)日本学者山口博认为上述引文的记载和《诗经》《大雅》、《周颂》中对周文王的歌颂十分相似的,也就是说《续日本书纪》将光仁天皇比拟为周文王,暗示称德天皇是殷纣,光仁天皇的即位是对称德天皇的革命( 山口博,1986) 。称德天皇是日本女天皇,在位期间重用和尚道镜,迫害皇室成员和贤臣,据说还欲将皇位传于道镜。淹川政次郎指出在桓武天皇在位之时,延历 4 年 11 月和 11 年 11 月两次在京城南郊举行祭祀活动,从这两次的祭文来看,光仁即新王朝的高祖,天智即太祖,体现了对天武天皇一脉的革命( 泷川政次郎,1967) 。此外,山口博还指出,“桓武”这一谥号很可能来源于中国的典籍《诗经》和曹植的《周武王赞》: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周振甫,2002:516)桓桓武王,继世灭殷。咸任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济民。天下宗周,万国是宾。( 汪绍楹,1982:220)山口博认为将桓武天皇比拟为周武王,这和在《续日本纪》中将其父皇光仁天皇比拟为周文王也是一致的。桓武天皇还作了“君唱臣和”的《鹿鸣》诗,也是效仿周王朝的《鹿鸣》诗。因此桓武天皇的意图很明显,光仁天皇———桓武天皇一脉的政权类似于中国的新王朝———周朝,是对旧王朝———天武天皇一脉的革命,具备正当性。中世南北朝时期由南朝的畠山亲房编撰而成的《神皇正统记》对第二十六代天皇武烈天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将其比拟为中国的夏桀和殷纣,其中有如下叙述:

  第二十六代武烈天皇是仁贤天皇的皇子,其是大娘皇女,雄略天皇的女儿。武烈天皇己卯年即位,将大和的泊濑列城作为皇宫。武烈天皇性情暴烈,无恶不作,在位时间不长。仁德天皇那样高的帝德,然而其皇统自此断绝。……禹的后代夏桀暴虐失国,殷汤虽有圣德,但因为纣无道而永久灭亡。( 岩佐正、时枝诚记,1965:97)畠山亲房认为武烈天皇的不德残暴如中国的夏桀、殷纣一样,导致了其治世只有八年的时间,没有子嗣,且血脉断绝。而《日本书纪》卷十六《武烈纪》中虽然记载了武烈天皇的残暴,却没有将不德和子嗣断绝联系起来,也没有将武烈天皇比拟为夏桀、殷纣。《神皇正统记》以革命思想解释了武烈天皇的行为。

  ( 三) 幕府和革命思想

  1. 幕府对天皇的革命思想

  1183 年,源义仲和源行家攻入京都,平氏挟持安德天皇西逃。后白河上皇拥立高仓天皇的第四个皇子尊成亲王为天皇,即后鸟羽天皇。1198 年,后鸟羽天皇禅位给土御门天皇,成为上皇,掌握朝廷实权,经历土御门、顺德、仲恭三代天皇。1203 年,源赖朝之子二代将军源赖家被北条氏废除将军之职,源赖家之弟源实朝就任三代将军。源实朝崇尚贵族文化,与后鸟羽上皇为首的皇室关系和睦。1219 年,源实朝被源赖家儿子源公晓所杀,源公晓被处死,源氏绝嗣。北条氏为了独揽幕府的实权,拥立和源赖朝有血缘关系的京都贵族年仅两岁的九条赖经为四代将军。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不断恶化,终于在 1221 年,后鸟羽上皇发动了讨伐幕府的战争,试图夺回实际王权,结果以失败告终。在流放了后鸟羽上皇、顺德上皇、土御门上皇、仲恭天皇之后,幕府拥立高仓天皇第二皇子的第三皇子为天皇,即后堀河天皇。

  三位上皇和一位天皇被幕府流放,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镰仓时代中期,由明惠的弟子喜海撰写的《梅尾明惠上人传记》中记载了对北条氏镰仓幕府流放后鸟羽上皇等皇室一事的看法,其中有如下的议论:如今到了此君王( 后鸟羽上皇) 的时代,国家混乱,无处安宁,无人不忧虑。只有关东支配的分国免遭君王带来的灾难,万民得以安稳生活。若此君王一统天下则会祸及四海,纷扰天下,无安稳之事,人民忧愁。因此不该私意追随此君王。应为天下人考虑,纵使自身不受神佛保佑,纵使舍弃自身性命,也不该痛心。并且并非不是没有先例。周武王、汉高祖推翻了自己的君主,并且他们自己得到天下继承王位。然而即便关东此次战胜,不会自立为王,将拥立别的君王。或许天照大神、正八幡宫也不会有所责难。( 久保田淳、山口明穂,1997:186)上述引文是北条泰时在向明惠上人转述他和他父亲北条义时之间的对话。在“承久之乱“时,北条泰时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上皇、天皇作战是不忠的表现。对于北条泰时的疑问,北条义时以上述引文进行解释说明。北条义时认为后鸟羽上皇无帝德,不为天下万民着想。北条氏要学习周武王讨伐殷纣、汉高祖讨伐秦朝,为了天下百姓而讨伐无道的君主,但并不是夺取王位,而是另立天皇。很明显北条义时掩盖了北条氏和皇室争夺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矛盾,以中国的革命思想来解释北条氏和朝廷战争的正当性,为流放天皇寻求思想依据。《梅尾明惠上人传记》的记述是北条泰时认同了北条义时的逻辑,堂而皇之地与朝廷进行了战争。

  成书于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军记物语《太平记》中也有对天皇的革命思想。这种革命思想和《梅尾明惠上人传记》等北条氏对后鸟羽上皇的革命思想类似,在《太平记》中的具体表现是: 后醍醐天皇在消灭镰仓幕府、一统天下之后,被足利尊氏赶出京都,逃到吉野,建立南朝。这种革命思想在《太平记》的序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太平记》的序以流畅优美的汉文书写而成,和佛教气息浓厚的《平家物语》开头《祗园精舍》不同,带有强烈的儒家思想色彩。序的原文如下:

  蒙窃采古今之変化、察安危之来由、覆而无外天徳也、明君体之保国家、载而无弃地道也、良臣则之守社稷。若夫其徳欠则虽有位不持、所谓夏桀走南巣、殷纣败牧野、其道违则虽有威不久。曾聴赵高刑咸阳、禄山亡凤翔。是以前圣慎而得垂法于将来也、后昆顾而不取诫于既往乎。( 鹫尾顺敬,1936: 1)该序认为遵循天德的明君和恪守地道的良臣才能保证天下的太平,并且该序列举中国君王———夏桀、殷纣的亡国和大臣———赵高、安禄山的被杀来警戒日本。对后醍醐天皇的革命思想主要是针对作品的第二部,即后醍醐天皇失去京都政权而言的,是为室町幕府的成立寻求正当性( 小秋元段,2013: 117) 。

  2. 天皇对幕府的革命思想

  《梅尾明惠上人传记》等作品站在镰仓幕府的立场,将幕府流放后鸟羽上皇的历史事件视为革命行为,而《太平记》中还有一种革命思想,是将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行为视为革命。作品卷一的开始将“圣君”后醍醐天皇和“无道”的幕府执政者北条高时进行对比,突出强调后醍醐天皇倒幕行为的正当性。卷一的《后醍醐天皇企图灭亡武臣之事》对后醍醐天皇和北条高时有如下的评价:

  时政九代的子孙,前相模守平( 北条) 高时入道崇鉴之时,面临天地革命的危机,其行为十分轻率,不顾世人非议,其政道不正,不思民之疲弊,日夜以逸游为乐。高时玷污先祖之功绩,早晚玩赏奇物,北条氏的衰颓近在眼前。卫懿公以鹤为车,沉溺其中,被北狄所灭; 秦朝李斯被处死之际,悲于再无牵犬打猎的机会。这两种先例也将发生在高时身上,见者人人皱眉,闻者个个咋舌。

  时年三十一岁,继承皇位。在位期间,内守三纲五常之仪,遵周公孔孟之道; 外不懈于万机百司之政,以圣代延喜天历为榜样。四海望风而悦,万民归德而乐。兴凡废之诸道,纵为一事之善也予奖赏,寺社、禅律之繁盛,正得其时,显宗、密宗、儒道之硕才,皆达其志。诚为天受之圣主,地奉之明君,无有不称其德不颂其化者。( 鹫尾顺敬,1936:4)镰仓幕府的灭亡并不仅仅在于北条高时一人,其原因比较复杂,然而《太平记》却简单地将镰仓幕府的灭亡归结为北条高时。作品还大肆宣扬后醍醐天皇的圣君形象,将其和无道的北条高时做对比,为后醍醐天皇一统天下、幕府的灭亡做出所谓合理的思想解释。划线部分的“天地革命的危机”出现在《太平记》古本神田本,以及近世的流行本等版本之中,在古本神宫徴古馆本、玄玖本等之中没有出现。但是不论是否出现“革命”一词,《太平记》将无道的镰仓幕府执政者北条高时和圣君后醍醐天皇进行强烈的对比,体现出了强烈的革命思想,目的是以儒家思想来说明后醍醐天皇倒幕行为的正当性。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思想是自下而上的行为,而后醍醐天皇的倒幕行为却是自上而下的行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是由日本当时特殊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自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之后,日本国家的实际权力,或者说实际王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天皇和幕府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后醍醐天皇倒幕无非是为了夺回失去的实际王权,并不是儒家思想层面的革命。

  ( 四) 天皇缺席的革命思想

  无论是天皇对幕府的革命思想还是幕府对天皇的革命思想都少不了天皇的参与,然而到了中世后期革命思想却成为了大名( 诸侯) 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理论依据。庆长十七年( 1612) ,德川家康和儒学家林罗山对“汤武征伐权乎”展开了讨论,《林罗山文集》对于他们之间的讨论有如下记述:春对曰、君好药、请以药喻、以温治寒、以寒治热、而其疾已是常也、以热治热、以寒治寒、谓之反治、要之、活人而已矣、是非常也、此先儒权譬也、汤武之举、不私天下、唯在救民耳、幕府曰、非良医如反治何、只恐杀人耳、春对曰、然、上不桀纣、下不汤武、则拭逆之大罪、天地不能容焉、世人以此为口实、所谓淫夫学柳下惠者也、唯天下人心归而为君、不归而为一夫。( 林罗山,1979:341)林罗山针对德川家康对“汤武征伐”的质疑,指出了汤武的军事行为并非臣弑君,而是为天下苍生,是革命行为。这段文字表面上仅仅是在谈论“汤武革命”,实则用意很深。1612 年,德川家康虽已经开创了德川幕府,但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仍旧占据大阪城,而德川家康曾经是丰臣氏的家臣。1614 年,德川家康借口“方广寺钟铭事件”,②发起了对丰臣秀赖的“大阪之战”,最终彻底消灭丰臣氏。也就是说德川家康通过“汤武革命”为其彻底消灭曾经的主君丰臣氏寻求理论根据,林罗山迎合了德川家康的想法( 野口武彦,1986: 45) 。这种革命思想完全转移到了大名德川家康和丰臣氏之间,成为他们之间争夺实际王权的思想依据而已。

  四、结语

  日本古代接受了中国的革命思想,在改元、皇室内部对皇位的争夺、幕府和天皇对实际王权的争夺、大名之间对国家权力的争斗中得到体现。然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并未出现改朝换代的现象,因此,日本的革命思想并非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异姓革命”。日本所谓的革命思想不过是为了解释皇位更替、幕府掌管国家实际权力等现象。《太平记》之后,古代日本再也没有出现天皇试图倒幕的军事行为,天皇作为精神的权威,幕府掌管国家实权,这样的政治体制被古代日本认同,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末期。《太平记》中天皇对幕府的革命思想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等人以孟子的“汤武革命”为理论依据,掀起了“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最终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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