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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当事人询问制度

加入收藏〗 发布时间:2017-11-21
  [提要]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扮演两种角色,即诉讼主体与证据方法.与之相对应的,当事人陈述分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陈述与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区分这两种意义的当事人陈述,所以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当事人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可以通过设立当事人询问程序作为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场景,把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剥离出来,并对当事人本人陈述进行规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当事人询问制度,但是粗陋的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参照证人作证规则、借助证明妨碍原理等方式完善当事人询问制度.
 
  [关键词]当事人询问; 当事人陈述; 证人作证; 证明妨碍; 举证责任

  引言
 
  当事人陈述作为民事诉讼法定证据种类的一种,自 1982 年即被确立.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陈述列于法定证据种类首位,足见立法对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的肯定.亲身经历纠纷的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最为知悉,因此当事人的陈述能提供案件最原始的资料,有助于法官迅速发现真实.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并没有得到发挥.这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并没有区分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与非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此外,《民事诉讼法》第 75 条也规定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对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当事人陈述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可以通过设立当事人询问程序作为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场景,把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剥离出来,并对当事人本人陈述进行规制.
 
  由此可见,当事人询问是根植于当事人陈述的一项制度.2015 年 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以下简称《民诉解释》) 第 110 条规定出台后,"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遏制功能得到了较多关注,却忽略了该条实质上在我国确立了当事人询问制度,当事人具结仅是当事人询问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当事人询问制度的确立,对于发挥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是粗浅的条文规定导致其实际操作性较差.本文针对目前当事人询问制度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完善建议,期望可以为未来《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或者司法解释的出台提供思考方向.
 
  一、当事人询问的含义与要件
 
  ( 一) 当事人询问的含义
 
  当事人询问在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又被称作"当事人讯问",也译作"当事人寻问".《民诉解释》第 110 条采用"询问"一词,故本文在论述时均称之为"当事人询问".设立当事人询问制度旨在通过获取当事人就其见闻的陈述,帮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在当事人询问程序中,被询问的当事人如同证人一样提供证言,获取的当事人陈述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根据证据法理论,当事人作为证明媒介,属于证据方法.当事人陈述包含的信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属于证据资料."询问"则是一种证据调查方法.
 
  笔者认为,当事人询问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当事人询问以当事人本人作为证据方法.相较于其他证明手段而言,当事人询问最为特殊之处即调查对象是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本人.当事人询问程序的规则大多以此为前提进行设置.第二,询问当事人所获取的内容是证据资料.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 作为辩论主体和作为证据方法.在资料提供上,二者也是截然分开的.作为辩论主体的当事人所作的陈述为主张,属于诉讼资料.作为证据方法的当事人,经询问后作出的陈述属于证据资料.第三,当事人询问是一种证据调查方法.从各国立法规定来看,德国将当事人询问置于证据调查一般规定之后,日本及韩国在集中证据调查的规定中明确指出询问证人及询问当事人,并将询问当事人的具体规定列于证据总则之后.[1]由此可见,当事人询问作为证据调查方法的属性自不待言.
 
  ( 二) 当事人询问的要件
 
  1. 当事人询问的对象
 
  当事人询问的对象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这里的当事人指的是以自己名义请求法院对其纠纷作出裁判的人及其相对方,是否为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不论.例如,发生诉讼担当时,担当人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被担当人不是当事人因而不能成为当事人询问的对象.询问当事人的规定也准用于询问法定代理人,这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在共同诉讼中,询问当事人可以由法官根据需要决定询问全体或者部分共同诉讼人.若案件事实仅对一部分当事人有重要影响,则询问与事实相关的当事人,其他共同诉讼人可作为证人进行询问.如果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具有当事人能力的组织,代表单位进行诉讼的自然人可作为当事人被询问.
 
  2. 当事人询问的标的
 
  当事人询问的标的为事实.法官询问当事人时仅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询问,法律适用问题等不属于询问内容.所谓"事实",并不局限于当事人的行为或感受,还包括消极事实、他人的行为,甚至主观性问题如意图、是否善意等也可以作为当事人询问的标的.[2]( P. 88)值得注意的是,询问的事实不能用于直接反证,即不能用于证明法官经过证据调查和自由心证评价而已经获得确信的同一事实为不真实; 但是可以用于间接反证.
 
  3. 当事人询问的条件
 
  当事人询问需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适用.德国的当事人询问具有补充性,即在法官穷尽人证、物证、书证等证据方法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法官无法获得内心确信时才能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日本的当事人询问制度对于补充性有所缓和,当事人可以同时提出询问证人的申请和询问当事人的申请,但是在询问顺序上,应当首先询问证人.亦即,日本当事人询问的补充性仅体现在询问顺序上.[3]( P. 91)《民诉解释》第 110 条规定当事人询问的条件为"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之时".
 
  4. 当事人询问的启动方式
 
  当事人询问程序的启动方式包括依当事人申请启动和法院依职权启动.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询问自己或对方当事人.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为已经进行的证据调查无法认定待证事实的真伪时,可以依职权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被询问的当事人可以是任意一方当事人,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法官作此裁量时,应当尽量选取与证据较为接近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在诉讼中诉讼行为更加可信的一方当事人.[2]( P. 94)上述两种方式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德国在此之外还规定了合意的当事人询问,即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他方当事人对此表示同意,从而对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进行询问.
 
  二、我国当事人询问制度的现状
 
  ( 一) 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询问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扮演两种角色,即诉讼主体与证据方法.与之相对应的,当事人陈述也有不同涵义,一是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向受诉法院陈述的希望裁判的事实; 二是当事人作为证据方法向法院陈述其所知悉的案件事实.[4]前者是诉讼资料,后者为证据资料.《民事诉讼法》第 65条规定的作为证据种类之一的当事人陈述,不能是关于"主张"的陈述,而只能是关于"事实"的陈述.对后者进一步限定,该陈述应是排除意见立场及态度情绪等主观因素的表达,仅对经历的事实及细节的描述才能称之为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当事人转述从别的渠道间接获取的信息也应当被排除在外,此陈述应为证明对象而非证据.简言之,只有当事人以其五官直接感知的过去事实所作的陈述才是证据.[5]
 
  《民诉解释》出台之前,有学者指出《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庭调查程序中的"当事人陈述"即是当事人询问,不过仅有当事人询问之名,而无当事人询问之实.[6]从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法庭调查程序的第一项均是当事人陈述.这是否意味着法庭调查程序中的当事人陈述即为证据资料,当事人在此程序中是否作为证据方法呢? 从司法实践来看,此处的当事人陈述,通常是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口头陈述事实再说明诉讼请求及理由.当事人未出庭时通常由诉讼代理人为之.由此观之,此时当事人所作陈述从外观上类似于英美庭审的开场陈述,是作为辩论主体的陈述,而不是作为证据方法.基于此,作为辩论主体的当事人陈述应当放在辩论阶段,放在法庭调查阶段是立法规定错置的结果.
 
  ( 二) 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的困境
 
  1. 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较难识别
 
  如前所述,根据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当事人陈述可分为"主张"和"证据".然而此种区分仅为学理上的划分,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二者常被混为一谈.如 2001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第 76 条规定,对于当事人的主张,只有当事人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换言之,当事人陈述不能使法官就待证事实获得充分心证时,对方当事人认可则该主张可获支持.从文义理解来看,该条的当事人陈述是当事人作为证据方法时所作的陈述,是证据资料.此处的"认可"也应当理解为对"当事人陈述"真实性的认同,然而产生的后果却是等同于自认.自认是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所作的诉讼行为,其形成的资料属于诉讼资料的范畴.根据辩论主义的要求,诉讼资料与证据资料不能相互补充.该司法解释的错误在于把当事人陈述作为主张进行评价,未对作为诉讼资料的主张和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进行区分.民事诉讼立法并未规定如何提出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也没有规定如何对其进行审查.亦即,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哪些是主张,哪些是证明活动,难以识别.
 
  此外,无论是提出主张还是作证,作为询问对象的当事人始终是同一人,其陈述的内容也不会相去甚远,这也使得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难以剥离.我国大部分法官并未意识到两种陈述的区别,也不认为有区分两者的必要.这说明我们并未意识到"形成审理对象"和"证明该对象"这两个逻辑阶段的区别,也未能理解这对于确立当事人主体性和自我归责机制的意义.
 
  2. 当事人陈述证明力的质疑
 
  尽管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规定当事人陈述为法定证据种类,但是并未赋予当事人陈述与其他证据种类同等的证明力.《民事诉讼法》第 75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确定当事人陈述能否作为证据.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从逻辑上讲,会出现一个悖论: 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证据形式,同时又是证明对象,需要由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才能认定案件事实; 当事人陈述被当作证据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其本身却又缺乏基本的证明能力.[7]从文义上看,即使当事人所作陈述已经使法官获得内心确信,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当事人陈述也不得作为证据.在诉讼理论上,评价证据证明力应遵循自由心证原则.当事人陈述能否作为证据应当以法官能否推断出合乎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为前提条件.该条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进行预先设定,有否定法官心证而循机械断案之嫌.此外,在审判实务中,缺乏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材料,而仅有当事人陈述的情形并不鲜见.在此场合下,法官即使就待证事实获得心证,也只能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对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作出不利判决.这一方面有碍发现案件真实,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
 
  3. 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立法规定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事人陈述的实际使用被束之高阁.在卷宗上面,很难查找到有关当事人作证据方法的描述.当事人出庭率低及虚假陈述是民事审判实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我国,当事人出庭并非一项义务,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当事人出庭率低直接影响法院对当事人陈述的获取.诉讼代理人未亲身经历事实发生过程,仅听取一方当事人的讲述,获取信息片面,也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把握.
 
  俗话说"利之所在,其微必争",对诉讼利益的追求是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的直接动力.强烈的胜诉欲促使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可能作虚假陈述或拒绝陈述.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证据立法对于当事人作证多有限制,力求能获取真实的当事人陈述.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作虚假陈述的情况较之于真实陈述更多.有学者以厦门某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案件样本进行调研,发现有 80%以上的诉讼代理人以及 50% 以上的当事人曾在庭审中有过虚假陈述,涉及虚假陈述的案件占到人民法院审结案件数量一半以上.[8]( P. 316)
 
  ( 三) 当事人询问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1. 当事人询问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我国民事诉讼已经产生了使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从一般辩论中剥离出来的内在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把国外民事诉讼中某些程序外观场景照抄照搬的直接引入就可以了.[5]要发挥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一方面要区分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及当事人的主张,另一方面要规制虚假陈述.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不同的程序外观规制不同种类的当事人陈述.然而因本文论题所限,在此仅探讨是否有必要单独设立当事人询问程序以剥离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
 
  可以肯定的是,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的发挥并非以设立专门的询问程序为前提.即使在规定了当事人询问程序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当事人陈述仍然可以以另一种形式成为法官认定判断事实和案情的依据,即"辩论全趣旨".我国虽然没有明确将辩论全趣旨写入立法,但在诸多场合下仍然存在.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以一般辩论的方式混合当事人的主张、意见及情绪影响法官心证,即是此种情形.在诉讼中,如果法官经由当事人的一般辩论就能查明案件事实,也就没有必要另行启动特殊询问程序.然而,确实存在即使有"辩论全趣旨",也需要当事人另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陈述来提供证据的情况.某些情况下待证事实除当事人陈述之外没有别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民间借贷纠纷中款项交付事实真伪不明,若简单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进行裁判,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有时会引起裁判是否公正、法官是否尽职的猜疑.法官对某些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没有形成完全确信,或者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对案件事实认定有重要意义的即属此种情形.此外,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也需要通过特殊程序来获取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有必要引入一套特殊的程序装置将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从一般辩论中剥离出来.
 
  近些年来,学界呼吁立法应当关注作为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但在 2012 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并未得到回应.该次修法仅限于将当事人陈述调至法定证据种类首位.直到 2015 年《民诉解释》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新增第 110 条试图解决当事人陈述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本人极少出庭参加诉讼,尤其是在有代理人的情况下.法院明确要求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也会拒绝或即使到庭也不作真实陈述."[9]( P. 161)第 110 条规定的初衷在于规制虚假陈述,该条也多被解读为"关于签署保证书的规定"或"当事人具结".尽管如此,"当事人具结"仅是该条其中一款的内容,第 110 条的第 1 款和第 3 款分别规定了法院询问当事人的条件和当事人拒绝询问的后果,可见,《民诉解释》第 110 条已经确立了当事人询问制度.有观点称: "本条解释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将人民法院询问时的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特殊情形……这种设计与大陆法系国家将询问当事人作为证据方法的做法是一致的."[10]( P. 364)2. 当事人询问制度的内容《民诉解释》第 110 条的规定即为目前我国当事人询问制度的全部内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询问条件、询问时的具结以及询问后果三个方面的内容.
 
  ( 1) 询问条件
 
  根据本条规定,在"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当事人到庭就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至于何为"有必要",司法解释并未明示.有观点指出"所谓有必要的情形,一般是指证据已经穷尽而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10]( P. 364)从文义来看,在审判实践中是否询问、何时询问当事人,应当由法官视案件具体的审理情况进行裁量.笔者认为,本条规定的"有必要"并不等同于补充性,询问条件解读为由法官自由裁量更适宜.询问程序的启动方式为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
 
  ( 2) 询问时的具结
 
  人民法院询问当事人前,可以要求当事人具结.具结是一种保证,是保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愿意为自己违反保证而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根据本条规定,当事人具结的方式是签署保证书,其内容应当包含对如实陈述的保证以及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
 
  ( 3) 拒绝询问的后果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具结的,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支持.在此情形下,由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是举证责任的应有之意.
 
  三、我国当事人询问制度存在的问题
 
  《民诉解释》确立的当事人询问制度对于弥补当事人陈述程序缺失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是,有且仅有一条规定,使得该制度难免会有疏漏.笔者认为,我国当事人询问制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 一) 程序启动条件不明且主体单一
 
  如前所述,司法解释对于当事人询问程序的启动条件仅模糊地规定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至于法官在哪个诉讼阶段可以询问当事人,是否需要穷尽其他证明手段后才能启动程序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等问题均未具体规定.立法不加限制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容易造成各地法院标准不一.法院依职权询问是唯一的启动方式.若当事人欲主动陈述以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可以主动申请法院对自己进行询问? 若可以,则依当事人申请也应成为当事人询问程序的启动方式.若不能,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仍然混同于一般辩论的当事人陈述中.当事人询问程序规制的范围则局限于法院依职权获取的当事人陈述,该程序的设立仅是法院要求当事人本人出庭的规定而已,不能起到剥离证据意义当事人陈述的作用.
 
  ( 二) 未规定当事人询问能力及具结能力
 
  当事人询问能力是指某一主体作为当事人被法院进行询问的资格.[6]
 
  询问能力是否以当事人具备诉讼行为能力为前提是立法应当明确的问题.若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依法可以接受询问,那么能否要求该当事人签署保证书? 《民诉解释》第 119 条规定了证人的具结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必签署保证书,但是该条并不准用于当事人询问.
 
  ( 三) 程序操作规则付之厥如
 
  法院询问当事人,实为当事人本人作证的程序.询问过程中的当事人如同证人,证言的提供方式、提供证言的场景、证据如何进行审查等都应当予以规定.具言之,如当事人能否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 询问时对方当事人可否在场旁听? 法官无法形成心证时,是否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对质等等.反观我国当事人询问程序的规定,除当事人具结外,没有为如何询问当事人设置操作规则,也没有规定可以准用询问证人的相关规定,程序可操作性较差.
 
  ( 四) 询问后果规定片面
 
  询问后果规定的疏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条文提到当事人签署保证书中应载明"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但是又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后果只字未提.没有规定处罚后果,会使签署保证书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二是,法院询问当事人不以负有举证责任为前提,双方当事人均可能被询问,立法却只规定了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后果.
 
  ( 五) 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问题
 
  经法院询问后获取的当事人陈述,其证明力没有特别规定,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75 条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换言之,《民诉解释》第 110 条的规定不会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问题起到改善作用.如果法院询问当事人之后,无论是否形成心证,当事人的陈述都不可以作为证据,那么询问程序便形同虚设.进一步假设,在除当事人陈述外不存在其他证据的案件中,法院依职权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后,法官虽已确信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真,但按照现行法的规定当事人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时,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官只得根据举证责任的规定进行裁判,裁判结果对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显失公平.故笔者认为,立法不赋予询问后的当事人陈述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实为不妥.
 
  四、我国当事人询问制度的完善
 
  ( 一) 当事人询问程序的启动
 
  1. 当事人询问的补充性.就补充性原则而言,《民诉解释》第 110 条的规定似未采取该原则.这也符合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逐步缓和或废除当事人询问补充性的立法趋势.笔者认同当事人询问的补充性原则会导致诉讼滞延并有碍真实发现,但是补充性原则所彰显的对当事人本身的不信任态度并非全无价值.当事人同诉讼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尽管不能得出当事人必然会作虚假陈述的结论,但在制度设计上,却要假定当事人有可能作不真实的陈述.从现行法对当事人陈述持基本怀疑的立场来看,坚持补充性不会对现有制度和司法实践造成过大的冲击.亦即,法官应当先通过其他证据方法来调查案件事实,其他证据的确不能形成心证时,才有必要启动当事人询问.
 
  2. 启动当事人询问的主体应当包含法院和当事人.《民诉解释》第 110 条仅规定了法院依职权询问当事人,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当事人询问.据此,笔者认为,只有保障当事人申请法院询问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的证明权才能获得保障.当事人询问程序是提出、审查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外观,作为证据收集主体的当事人理应被赋予申请启动程序的权利.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法院应当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对于有必要进行当事人询问的应当准许; 若无必要则裁定驳回,并说明驳回理由.
 
  法院判断是否有必要进行当事人询问时,应当考虑拟受询问的当事人与证据的接近程度、证据的可替代性以及当事人提出其他证据的可期待性等因素.拟受询问的当事人与证据接近度越高,证据的可替代性及提出其他证据的可期待性越低,则属有必要.反之,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可以为其他证据替代证明,且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其他证据的可期待性较高,则没必要启动当事人询问程序.
 
  3. 当事人询问能力.与当事人基于诉讼主体地位向法院陈述的内容乃"意的"表示不同,在当事人询问程序中当事人向法院陈述其经历和感知的事实,为"知的"表示.[6]一方面,当事人作证须以其具备一定的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为前提,因此,作为询问对象的当事人只能是自然人; 单位不具有询问能力.当事人是非自然人的场合,可以询问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另一方面,当事人询问能力是否取决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 笔者认为,当事人询问不以具备完全诉讼行为能力为必要更可取.在当事人询问程序中,当事人能否作有价值的陈述取决于是否知情,当事人陈述并不能处分诉讼结果,因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仅对当事人的具结行为和处分行为有影响,对当事人询问并无适用余地.参考《证据规定》第53 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可以就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待证事实作陈述.
 
  ( 二) 当事人询问的程序规则
 
  1. 询问过程精细化
 
  证人询问的相关规定准用于当事人询问程序是大陆法系的普遍做法,这是由于当事人询问与证人询问本质上都是对人证的调查,部分事项可作相同规定,直接准用可避免重复立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人询问的规定并没有在证据专章中,而是作为开庭审理的一个环节规定在第 138、139 条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定》和《民诉解释》在吸收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改进,基本建立起证人作证制度.涵盖证人作证资格界定、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出庭程序、证人出庭的例外情形以及证人具结等内容.
 
  考虑到当事人询问与证人询问的异同,并参考我国现行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当事人询问程序可作如下规定: 第一,法院传唤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应当采用传票的方式,并在传票中特别指出当事人本人无正当事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的法律后果.第二,经法院合法传唤的当事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但有《民事诉讼法》第 73 条规定的情形除外.本条是对证人出庭例外情形的规定,考虑到当事人不能出庭的正当事由与证人无异,故准用之.第三,法院询问当事人时,应将当事人转移至证人席进行询问,并在笔录中注明.这一做法可以使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由诉讼主体转换为证据方法,也便于对一般辩论与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从程序上区隔开来.第四,对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法院既可以询问其全体当事人,也可以询问部分当事人.询问顺序由法院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斟酌确定.第五,法院对某一当事人进行询问时,如有必要,可命令其他当事人退场.法院也可以决定让双方当事人相互对质或让受询问的当事人与证人对质.加强对质与诘问程序,有利于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的形成.
 
  2. 当事人具结程序
 
  当事人具结的意义在于: 一是,其能够将事实主张意义上的当事人陈述与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区分开来,提醒当事人具结后的陈述具有证据属性; 二是,保证书是一种承诺,为追究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责任提供了先决条件,当事人已经保证毫不隐瞒如实陈述,其后作虚假陈述便是违反保证内容,受到处罚理所应当.[11]( P. 96)既然当事人具结与伪证处罚联系在一起,那么具结的当事人应当具备理解具结内容意义的能力.当事人的具结能力须以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笔者认为,可以准用《民诉解释》第 116 条关于证人具结能力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不必签署保证书.当事人签署保证书之前,法庭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应当履行具结义务以及具结签署保证书的法律后果.
 
  ( 三) 当事人询问的法律效果
 
  1. 经询问获取的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
 
  不可否认的是,当事人陈述具有较高的存伪可能性.然而,借助外在证据判定当事人陈述的真伪不是唯一途径.当事人询问程序作为专门审查证据意义当事人陈述的程序,法官可以充分利用询问技巧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对质、当事人与证人对质等方式查明当事人陈述的真伪.再者,当事人询问程序的补充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陈述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在穷尽其他证据方法仍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前提下还限制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就有妨害当事人证明权之虞.故笔者认为,经法院询问后获取的当事人陈述应当被赋予与证人证言有同等的证明力.
 
  2. 设置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后果
 
  我国现行法没有规定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制裁措施,当事人虚假陈述的不利后果仅限于作为辩论全趣旨影响法官心证形成而已.然而,单纯以法院负面心证的实效性为后盾,要阻止当事人隐匿对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实几乎不可能.由于当事人诚实揭露对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实所产生的不利益绝对不会低于法官心证中的负面评价,一个理性的诉讼当事人将会选择更小的风险,而不会开示于己不利的案件事实.虽然当事人也是法院审判过程中的一方主体,也有其司法话语权,但这种权利一旦利用不当,对于司法权威的形成十分不利.[12]因此,增设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处罚规定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可以对作虚假陈述的当事人酌情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罚款作为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之一,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该法第 111 条第 1 款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法院审理案件的,可以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当事人询问程序中故意作虚假陈述,实质上是当事人的伪证行为,可以比照该条进行处罚.考虑到当事人作伪证的可归责性弱于其他诉讼参与人,故以拘留这样的人身罚处之过于严苛.基于此,笔者主张有必要通过罚款来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进行处罚与震慑.
 
  3. 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拒绝询问构成证明妨碍
 
  一般而言,当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可以根据证明责任规范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但是,如果造成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原因不是举证责任方不努力收集、提供证据,而是对方当事人实施了妨碍行为致使无法举证证明,判决举证责任方承担不利后果则会显失公平.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通过证明妨碍规则来对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约束.[13]协同主义诉讼构造要求双方当事人在证据收集、提出方面相互协作,共同发现裁判的基础材料.从而,协同主义也允许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当事人为其解明事实负协力义务.[14]换言之,虽然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下不必承担不利后果,但是违反事实解明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证明妨碍时,仍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此,如果法院决定询问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该方当事人有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拒绝签署保证书等行为,且上述行为导致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那么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即构成妨碍举证的行为.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审酌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理由,适用证明妨碍原理,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
 
  注释:
 
  ①如果某个证据论证了某事实,从该证据中借助于经验法则的帮助能得出法律上具有显着意义的事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则涉及的是间接的本证或反证.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 《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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