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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询问中主要手段与技能培训

添加时间:2019-01-10 13:28

  摘    要: 语言学视角下对侦查询问的研究, 更关注侦查询问不同于日常会话的特殊性, 强调结合特定交流场景和语言交流规则等确定具体的询问方法, 实现特定的询问效果。以语言学的视角考察侦查询问, 具有询问对象认知能力受到挑战、交流能力受到限制和交流意图受到抑制等特点。基于会话规则、侦查询问的情境特点及侦查人员的语言策略, 询问过程中存在着“隐蔽诱导”和“无形强制”的现象, 缓解或减少这些“隐蔽诱导”和“无形强制”同样需要借助语言学中的原理或规则。为培养侦查询问技能, 应在理论研究层面结合语言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 研发出科学性和实用性兼顾的询问方法体系, 同时构建等级化的培训体制。

  关键词: 侦查询问; 隐蔽诱导; 无形强制; 询问技能;

  侦查询问是一项最古老的侦查措施, 时代变迁赋予侦查询问新的特点和要求, 相关学科的发展也进一步为理解和发展侦查询问技术提供了支撑。近年来, 出现了一些以介绍欧美国家认知询问术和PEACE询问模型为主要内容的论着, 对提高侦查询问的科学性有所裨益[1]。但就整体而言, 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纸面上, 并未实质性地融入到侦查实践之中。究其原因, 主要是侦查中的语言交流不仅经验性强、操作弹性大, 且处于中国语言文学、心理学、法学、公安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地带。笔者认为, 应当以语言学研究成果为转变观念和改进方法的推动力, 同时充分尊重侦查实践及其需求, 进而提出实践性强和易于推广的侦查询问技术。

  1、 侦查询问的特殊性

  理解侦查询问有别于日常会话的特殊性是探究侦查询问技术的基础和前提。

  显而易见的, 侦查询问与日常会话一样, 都必须遵守基本的社交规则, 如对他人的提问予以回应、轮流发言等。但基于交流目的、双份身份和会话内容等语境的不同, 侦查询问与日常会话存在重大差别。

  1.1、 询问对象的认知能力受到挑战

  对于询问对象 (无论是证人和被害人, 还是少数情况下的犯罪嫌疑人) 而言, 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是前所未有的经历。犯罪案件对于他们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挑战, 如在极端恐惧或悲伤的情况下出现认知障碍。另外, 对于超出自身日常生活经验、专业知识或理解能力范围的犯罪案件, 他们可能根据影视作品、曾经看过的类似新闻报道, 或者道听途说的事后信息等进行猜测或推理, 以填补认知、记忆空白或对难以理解的事物进行合理化解释, 这些填补或合理化解释如果作为认知的一部分被纳入记忆, 将会造成记忆失真, 并且难以察觉。而侦查人员常用的一些帮助询问对象准确回忆或确认信息可靠性的询问方法, 如提出有明确指向的问题、要求解释或说明、多次提问同一问题等, 往往可能产生限制信息反馈、扭曲记忆或引起情绪对立的消极作用。因此, 侦查人员必须谨慎从事, 不能如日常会话中那样按照自己想法或情绪说话, 应关注提问方式、措辞等对询问对象的影响。
 

侦查询问中主要手段与技能培训
 

  1.2、 询问对象的交流能力受到限制

  在侦查询问中, 侦查人员可能会使用一些法律用语或专业术语, 一方面, 这些术语将增强侦查人员的专业性和权威感, 可能让询问对象产生顺从感, 从而以侦查人员的方式或要求而不是自己的方式或要求进行回忆和陈述;另一方面, 倾听和理解这些术语将增加询问对象的认知负担, 干扰其对犯罪案件的回忆和陈述。因此, 侦查人员应当尽可能少地使用专业术语, 在必须使用专业术语时要进行简单解释。

  1.3、 询问对象的交流意图受到抑制

  在侦查询问中, 侦查人员以获取质量可靠、数量可观的信息为目标, 在问与答的次序交流中, 以提问提出话题或引导话题的转变, 因而实际上掌握着交流的主动权, 一方面, 询问对象不得不在提问限定的范围内筛选记忆内容和以满足侦查人员需要的方式进行表述;另一方面, 询问对象接受询问的动机与意图可能与侦查人员不同, 例如, 一些被害人也许更想要的是被倾听和被信任, 而如果无视被害人的心理需求, 一味地追求信息的质量和数量, 将会抑制被害人的交流意愿。关注询问对象有侦查价值信息以外的需求和期望, 无疑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 也需要更高的语言技巧, 侦查人员可能无暇顾及或有所轻视。

  2、 侦查询问中的提问类型

  对于侦查询问中的提问, 侦查学理论最初是依据提问内容对提问方式进行分类, 如“五何”问题 (何时、何地、何故、何情、何人) 。在随后的研究中, 提出了依据句型结构将提问分为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 前者的回答简单明确、信息量少, 常用于确认已知信息;后者的回答信息量较大, 常用于获取未知信息。当前, 主流观点是结合语句结构和提问目的提出了封闭性提问和开放性提问的分类, 并提倡“漏斗形的提问方式:以开放性问题开始, 逐步聚焦于每个话题, 最后以封闭性问题结束, 并且封闭性问题应当作为补充提问的手段, 只有当证人在对开放性问题的回答没有包括侦查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时才能使用。”[2]这一建议在观念上没有问题, 但在询问对象是否记忆清晰和充分陈述, 是否有待于进一步的侦查活动予以查实或其他证据予以验证的询问当场, 侦查人员往往无法确切知道询问是否已经获得了应该获得的全部信息, 以及信息是否确实真实可靠。实践中, 侦查人员仍然习惯于频繁打断证人的自由陈述和询问过多简短的是与非的问题1。

  语言学的研究认为, 也许从提问功能的角度对提问进行分类更有价值。从提问功能的角度, 提问可以分为创建对话的提问和促进对话的提问两种类型[3]22。

  创建对话的提问是指侦查人员为获得更多信息反馈而引入新的话题或启动自由陈述, 具体包括两种形式:其一, 开放式提问, 如“和我们说一说你看到的情况”;其二, 陈述式提问, 如“我们看到你跟他说了几句话。”创建对话的提问并不总是问句形式或采取问话的语气, 也不总是特殊疑问句式, 但在特定语境下, 能够传递出要求询问对象作出回应的意思。例如, 当询问人员询问“你能不能记得犯罪嫌疑人的模样”时, 如果仅从语义上看, 回答应当是“能”或“不能”, 但是, 这样的回答是不足够的, 也不是询问人员想要的, 这只是询问人员要求询问对象描述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委婉表达。

  促进对话的提问则是进一步推进正在进行的话题, 包括两种形式:其一, 澄清疑问式提问, 如“你说他是你的前辈, 前辈是什么意思?”其二, 正当化解释式提问, 如“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以提问的功能为指引, 对提问方式和询问步骤进行分析和评估, 要求询问人员分别以时、地、人、事、物为主题创建话题, 然后以促进对话的提问方式对这一主题的信息进行细化或澄清, 然后再转向下一个话题, 重复这一过程。

  这种用会话分析法对提问进行功能分析, 对于理解提问对询问活动的推动作用很有价值, 例如, 关注提问功能可以提醒询问人员, 以陈述的方式创建话题有时比提问更有效;如“我觉得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再如, “为什么”的提问并非为了获得信息, 而是要求询问对象作出合理化解释, 传达出前面谈到的行为或现象表示质疑或负面评价的作用。此外, 研究表明, 在询问技能培训中, 侦查人员普遍认为分析提问句型结构比较困难, 但是识别提问的功能却相对容易, 因而更易于掌握和使用[4]。

  3、 侦查询问中的“隐蔽诱导”和“无形强制”

  侦查询问中应当避免, 至少是尽量减少特定语境下形成的“隐蔽诱导”和“无形强制”。语言可以展示权力, 形成隐蔽无形的诱导或强制, 其作用机理为以下三方面。

  3.1、 基本会话规则形成的诱导或强制

  提问者以提问控制话题和发言次序确定了会话主动权。对于询问对象来说, 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开启话题, 而只能在提问所建立的话题范围内反馈信息——询问对象对询问人员的话语控制权进行挑战的情况非常少见, 基于社会交际的礼节和会话基本规则, 即便是沉默或多次回答“不知道”也会引起会话双方尴尬或不适。在日常会话中, 如果某人对他人的提问不予回应并没有后果——尽管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标记, 但是在侦查询问中, 如果询问对象不回答询问人员的提问或者回答不能令询问人员满意, 询问人员完全可能以再次提问 (换一种方式或角度, 或者完全相同的重复提问) 、展示权威或解释后果等方式施加压力——在双方权威不对等的情况下, 询问人员甚至只需要明确表示出想要得到回答的期望即可。当询问对象想要表达自己对案件的观点时, 在掌控说话次序方面, 他们处于明显劣势。对此, 减少暗示或诱导的有效方法是:

  (1) 尽量使用创建话题和开放式提问方式;

  (2) 学会倾听;

  (3) 在每一个问题之间保持适时的停顿;

  (4) 不要过多地提出是或非的简短提问;

  (5) 尽量不要打断询问对象的陈述;

  (6) 不要以完全相同的句式和措辞重复提出同一问题, 如果确有必要就特定内容再次提问, 也应改变角度或提问方式;

  (7) 以点头示意、眼神接触等肢体语言鼓励询问对象持续陈述;

  (8) 明确告知询问对象可以回答“不知道”“不确定”, 并不对此类回答表示出不满。

  3.2、 侦查询问的情境性特点形成的诱导或强制

  在会话交流中, 对词语含义的理解高度依赖于情境因素。例如, 人们常以委婉的方式或言外之意进行交流。推导出他人话语的真实含义涉及很多要素,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情境性要素。在侦查询问中, 事关法律与犯罪的严肃话题、询问人员的警察身份、一言一语全部记录在案等情境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强制性, 更何况在实践中即使不是出于故意, 但很多情境因素均被积极强化, 以帮助询问人员掌控讯问过程。例如警察身穿的制服, 询问地点被安排在公安机关办公室, 录音、录像、宣读证人权利义务的程序等。对此, 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的对策是:

  (1) 着便装或浅色衣服实施询问;

  (2) 询问之前解释询问的流程和大致的时长;

  (3) 适当减缓语速;

  (4) 尽量不使用专业术语或对必要的专业术语进行简单解释;

  (5) 适当透露询问人员无关紧要的个人信息, 或与询问对象具有共同点的信息 (如居住在同一区域、子女年龄相仿等) , 以建立个体化的形象;

  (6)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让询问对象指定询问地点和询问时间;

  (7) 以适当的方式探问询问对象的处境、情绪或身体健康情况, 并表达对其感受予以理解和支持;

  (8) 对可能形成压力或引起焦虑的问题放在询问的中、后期提出;

  (9) 提供水、糖果、香烟、纸巾等小物件;

  (10) 使用平稳的语气提问。

  3.3、 询问人员的询问技巧形成的诱导或强制

  出于获取真实、可靠信息的目的, 询问人员会使用一些启发回忆、引导话题及陈述的技巧, 很多技巧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 英国学者卡文·奥克斯伯格等提出了“简洁描述”的概念, 即询问人员在一串问答之后对会话内容做一个总结。简洁描述使询问人员可以选择和突出他们认为很重要的陈述内容, 而淡化甚至摈弃其他内容, 从而在没有明显强制的情形下对询问对象施加影响。卡文·奥克斯伯格等对此举例说明:

  问:请描述一下你自己。你的身材是哪一类?

  答:我有点, 呃, 又矮又胖。

  问:你身高多少?

  答:5.55英尺。

  问:体重是多少?

  答:大概11.5英石。

  问:11.5英石的话, 你不胖, 你的身材很匀称。

  答:是吧。

  问:那你说一说卡洛琳的长相。

  答:她的身材, 呃, 比较高大, 她大概5.3英尺, 前几天我和她背对背比过, 算是普通身材吧, 算苗条的……[3]151。

  在这个例子中, 尽管在形式上并无诱导或强制, 但询问对象将回答局限于此前询问人员要求他描述自己时提供的信息:身高、体重、体型, 而没有提及肤色、脸型、发型等其他体貌特征信息, 询问对象受到了询问人员对其陈述内容进行选择性描述的影响。对此, 询问人员应当采取的对策是:

  (1) 不要评价、评论询问对象的陈述内容;

  (2) 不要提出抽象概念 (如农村人、知识分子等) 或以相对概念 (如多与少、高与矮、好与坏等) 作为参照;

  (3) 不要使用否定式的提问方式;

  (4) 澄清疑问或回顾陈述内容时使用询问对象的原话;

  (5) 当询问对象不理解提问意思时谨慎作出解释 (特别是不宜举例或指明特定对象进行解释) 。

  4、 侦查询问技能的培养

  在语言学相关研究的支持下, 人们对与侦查询问的方法、技术在理念和理论层面获得了深入认识。为了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 建立体系完整和针对性强的培训体制非常重要。

  4.1、 侦查询问技能养成面临的困境

  在侦查询问的理论规范与实践操作之间存在着鸿沟, 即研究者提出的方法体系并未在侦查实践中得到普遍或理想的推广应用。例如, 在以PEACE询问模型为主要内容对全国警察进行询问技能培训的英格兰和威尔士, 研究者发现, 侦查人员并不会使用他们在培训中学到的全部询问技巧, 他们普遍对以不同时序促进回忆和从不同视角展开回忆等方法避而不用, 仍然强有力地控制和主导着询问过程 (而不是“以询问对象为主体”) ;同时, 由于侦查人员需要刻意努力才能执行培训中讲授的技能, 因而在接受培训后的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明显的技能退化[5]。在缺乏系统培训和规范化的方法体系的我国, 侦查人员更是只能依据个人经验和直观感受实施询问, 对询问质量的影响可想而知。将理论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的困难源于三个方面:

  其一, 建立友好关系是高质量询问的前提和基础, 但侦查人员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深刻2, 尤其是建立友好关系需要较多的时间、精力和技巧, 在时间紧迫、警力资源不足和询问技能不强的现实条件下往往难以达成。

  其二, 尽量使用开放式提问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反馈和给予询问对象更多自由回忆和陈述的空间, 但是, 这种方法与侦查询问的目的常常存在冲突, 即侦查人员不仅需要获取信息, 还需要确认、进一步证实或否定特定信息;侦查人员作为专业人士明确了解哪些信息是有用和重要的, 于是习惯于以试探性提问掌控局面, 而不是提出开放式问题与询问对象漫谈。

  其三, 询问技术强调尊重询问对象和客观看待询问对象的记忆和表达, 但为了实现询问笔录的清晰完整并达到证据标准, 侦查人员常常需要对会话内容进行解释、概括、总结等, 这种公式化的处理完全可能贯穿着侦查人员自己的理解甚至偏见, 并以带有倾向性的公式化处理对询问对象施加影响, 从而形成“协商一致”的询问记录。

  4.2、 侦查询问技能养成的基础

  想要弥补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之间的鸿沟, 应当在理论研究层面结合语言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 研发出一套兼顾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询问方法体系。国外有PEACE询问模型和认知询问术, 而我国则相对空白。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在侦查询问领域, 语言学与侦查学系统的交叉研究前所未有, 另一方面, 侦查学领域内对侦查询问的研究也非常薄弱, 大部分停留在总结直观经验的层面, 因此, 推进跨学科的研究是研究者们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另外, 研究者们在提出方法体系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侦查实践的需要。例如, 侦查询问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儿童、强奸犯罪被害人等弱势群体, 对这类认知能力有限或受到严重影响的人, 常规的询问方法显然并不足以应对。此外, 受制于侦查资源和条件的有限性, 侦查询问方法体系应当简便易行, 例如, 国外的研究者们也发现, 以不同视角和不同时序启发询问对象回忆的认知询问术, 因其过于复杂而在实践中很少被采用——尽管在实验研究中它们确实有助于获取更多及更准确的回忆信息, 而对于相对易于操作的建立友好关系和自由回忆等方法则会被经常用到。

  4.3、 侦查询问技能养成的方式

  上述侦查询问技能培养的困境表明, 养成稳固的询问技能, 必须要有持续性的和具有针对性培训。目前, 我国既没有规范成型的侦查询问方法体系, 也没有规模化的专题培训, 甚至在各类入职、晋升培训中, 询问的技能和方法也并不是一项重要内容。对此, 可以效仿英国的等级式培训模式建立我国的侦查询问培训体制。

  英国的等级式侦查询问技能培训模式是:第一等级是针对见习警员的培训, 所有警察都必须参加培训并获得认证;第二等级是针对侦查人员的初级培训 (初任刑事警察必须经过的培训) ;第三等级是针对从事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侦查人员的专业化培训;第四等级是针对侦查指挥人员和从事长期未破、疑难案件侦查的高级警官的培训;第五等级是针对侦查询问专业顾问的培训。这种等级式培训模式考虑到了不同层级和不同岗位的警察所面临的案件类型和询问任务存在的差别, 建立起了循序渐进的、持续化的培养方式。

  借鉴英国的做法,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笔者建议构建如下侦查询问培训模式:

  (1) 针对全部警察的专题初级培训。在我国, 刚入职的警察基本都要从事走访、接处警、街头巡逻等一线警务工作, 这些一线警务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询问, 同时, 一线警务中的询问往往是对被害人、证人 (包括犯罪嫌疑人) 的首次询问。首次询问对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后的后续询问质量有重大影响, “高质量的即时回忆将会促进后续的情景回忆, 因为它提高了记忆信息的活化程度及记忆信息之间的联系……相反, 糟糕的首次回忆将会损害后续回忆, 因为如果在首次回忆中存在没有回忆起来的信息, 将会减少后续回忆中回忆提取的途径 (即回忆提取被抑制) 。”[6]此外, 不恰当的首次提问可能在一开始就污染询问对象的记忆, 并最终误导侦查活动。

  (2) 针对全部刑事警察的专题中级培训。侦查阶段的询问与一线警务中的询问相比, 时间相对充裕, 侦查资源相对丰富, 但对询问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要求更高。此外, 由于案件类型和询问对象的诉讼地位不同, 询问的方式、方法、内容也有较大差异, 因此, 应当结合侦查活动特点和侦查的任务对全体刑警进行专业培训, 给予他们“工具包”式的询问方法体系。

  (3) 针对部分刑警的专题高级培训。培训对象包括对高级警察 (如侦查指挥人员) 或特殊岗位警察 (重特大案件侦查部门的刑警) 。这类警察的工作经验较为丰富, 也肩负着更为复杂、重大的职责, 对于他们的培训, 除了基本方法外还应当加入一些语言学的相关知识或成果, 以确保他们可以富有弹性地使用询问方法。

  综上, 高质量的侦查询问对于发现和证实犯罪至关重要, 想要提高侦查询问的质量, 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是基础和前提, 系统的培训模式是方式和途径。当然, 这需要一个长期的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建设过程。

  参考文献:

  [1]任延涛, 左富兴.国外认知询问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5 (2) :21-24.
  [2]方斌.论侦查询问中的交流技巧——以证人和被害人为中心[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1) :75-88.
  [3] Oxburgh G, Myklebust T, Grant T, et al. Communication in Investigative and Legal Contexts:Integrated Approaches from Forensic Psychology, Linguistics and Law Enforcement[M].London:Wiley Blackwell, 2015.
  [4] Griffiths A, Milne R. Will it all end in tiers? Police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 in Britain[C]//Cullompton. Investigative interviewing:Rights, research, regulation. London:Willam Publishing, 2006:167-189.
  [5] Dando C J, Wilcock R, Milne R. Novice police officers’appl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procedure[J]. Psychology Crime&Law, 2009 (15) :679-696.
  [6] Anderson J R. A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of memory[J].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83 (22) :261-295.

  注释:

  1 在我国的侦查询问实践中, 侦查人员会根据对案情的了解大致确定询问主题和顺序, 如果认为询问对象的回答不清楚或不充分会加以引导、施加压力或反复提问。参见:莫然.认知型侦查询问模式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1) :81-87。
  2 例如, 英国40%的询问没有建立友好关系这一环节, 在杀人案件等严重犯罪案件的询问中友好关系非常薄弱, 询问人员过多地控制着询问的方向和进度。而在我国, 据笔者的调研和了解, 情况也大致如此。